德格县城地处川藏交界处，是一座小到仅有一万多人口的小城。德格印经院，就坐落在这座小城里，看上去还不如中等规模的寺庙大，过去，它曾是一座寺院，名叫更庆寺，大约从上世纪四十年代起，它逐渐由寺院演化成现在的样子。虽然这里既没有大型的经堂，也没有自己供奉的主尊，然而却和拉萨的布达拉宫一样，是西藏人心目中的圣地。

说起德格印经院的历史，要追溯到280多年前，德格第十二世土司却吉·丹巴泽仁时代。这位土司身上很有些神圣的色彩，传说在他52岁那年（公元1729年），正是他统治的鼎盛时期，为弘扬佛法，组织了学识渊博、精通佛教经典及藏文书法的名人和上千名雕刻工人书写、刻板、印刷经典，同时开建印经院，开始了一个庞大繁复的文化体系的建构。其后的几代土司续增刻经版，扩建印经院，历百余年，始建成这座闻名世界的藏族文化宝库，也使得这个家族流芳百世。

德格印经院，素有“藏文化大百科全书”、“藏族地区璀璨的文化明珠”、“雪山下的宝库”之盛名，全名“西藏文化宝藏德格印经院大法库吉祥多门”，又称“德格吉祥聚慧院”，始建于1729年，坐落在德格县城（更庆镇）文化街，这里自建成以来便吸引着来自各地的朝圣者。

1996年，德格印经院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作为传统技艺的德格印经院雕版印刷技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产业代表名录。

德格印经院的大门并不显眼，但来来往往朝圣的人们却经常将这里围得水泄不通

进入印经院的大门，径直来到二楼，便是存放印板的藏版库

藏版库共6间，约占整个建筑面积的一半，印书操作也是在这里完成的

德格印经院藏书量巨大，经典齐备，仅印版便将近28万张，被奉为神圣的宗教圣地和藏族文化中心。于是便吸引了各地信众不辞辛苦，千里迢迢来此朝拜。

藏版库中排列着整齐的版架，书版分门别类地插满了版架。每支书版均有一手柄以便取放，这也是“德格巴尔康”的特色之一。

书版有多种规格，最大的长110多厘米，宽70厘米；最小的长约33厘米，宽仅约6厘米。早在18世纪80年代末，全院共存书版21.75万块，每块刻两面。若大、中、小版平均每面各以600个音节计算，其字数总计约2.6亿字，可见其规模之宏大。

印刷工由两人一组，一高一矮相对而坐，印版则放置在两人之间的斜板上。高坐的人负责接纸并准确固定印版与印纸之间的拓面，以及在印版上滚墨，矮坐的人则一边递纸，一边持卷布干滚筒，自上而下双手推过，迅速扬起已印的画页放置一旁，如此周而复始

德格印经院素来以藏书丰富、门类齐全、各教派兼容并蓄而著称于世。尽管创始人丹巴泽仁信奉红教，但他并不排斥其他教派的经典，正由于此，才使得德格印经院超过其他几座印经院，形成了自己固有的特色。

装订工人正将印好的经书进行分类，藏文书籍均为散页式，装订简单又极具特色

藏有浩瀚经书的德格印经院，如何妥善安全地保存这些经典，使其在悠远的历史长河中一代代流传下去就成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很大程度依赖于德格非凡而特别的造纸技术。

德格造纸原料十分独特，采用一种汉文学名叫“瑞香狼毒”的植物根须。这种植物的根须分内、中、外三层，能分别制造三种不同的纸张。这种原料造出的纸张，色呈微黄，质地较粗较厚，但纤维柔性好，不易破碎，同时吸水性强。而且原料本身是一种藏药材，含轻微毒性，所以造出的纸即使存放百年也不怕虫蛀鼠咬，是一种印刷保存文献的理想用纸。

工人将印刷好的经文进行晾晒

干燥后的经文需要进行收集和整理

最后再装订成册

在对这一道道原始而粗朴的工艺流程的不懈坚持中，一卷卷承载几代人心血和精神的经书典籍才得以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来。

拓板唐卡，是德格印经院的另一瑰宝，院藏的376块旧画版尽管数量不算多，但每一块都弥足珍贵。

尤其是自18世纪以来，“噶玛噶孜”画派已在德格形成了一个中心，并把藏族传统绘画中的“唐卡”艺术融入刻版之中，是德格印经院木制印版的一个重大突破和创新。

德格印经院所藏画版大体上可分为“唐卡”、坛城、风马三大类。

拓板唐卡的操作流程和经文印刷大致相同，选择好拓板后进行印刷

拓板上唐卡的内容覆盖全面，画工精美绝伦

存放印刷颜料的房间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印刷过程中颜料的加工是与印刷工作几乎同时进行的。现代印刷技术给印经院带来了巨大冲击，然而他们从未为了盈利而改变传统的印刷方式。

印好的唐卡正在进行晾晒

印刷完毕后，由专门的洗版工人在木质水槽清洗干净，晾干后涂上酥油入库。洗经版很辛苦，但工人们认为能在印经院工作很幸运，可以藉此集资净障，利益众生

德格土司家族早已沉寂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而作为传承藏族文化的印经院，今天仍旧屹立在德格。德格成为今天康巴标准藏语的发祥地，可以说与印经院丰厚的文化积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德格印经院藏书之丰富在我国藏族地区各印经院中首屈一指，有佛教经典、天文、地理、医学、历史、文学、音乐、美术、工艺技术等方面的丛书或专著200多部，其中不乏一些孤本。如德格印经院收藏的《印度佛教源流》，在佛教的发源地印度早已失传，国际上的科研工作者和佛教徒也得求助于它，这本著作也是研究汉地佛教以及考查历史上汉、藏关系的珍贵材料。又如已有300年历史的梵文、尼泊尔文、藏文对照的《般若八千颂》经版，亦为世界所仅有。

文化是一种世代性的沉淀和积累，改变民族精神素质是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化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印版史籍的积累保存者，德格印经院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印经院的文化底蕴在于它是藏族传统文化的一面旗帜，有了印经院，德格在藏族文化史中才有了沉甸甸的份量。

印经院构造独特，红墙高耸，绿树婆娑，幽静壮观。靠大门一侧为一楼一底，正房则为二楼、三楼，参差有致，系典型的藏式建筑风格。院内分藏版库、纸库、晒经楼、洗版平台、裁纸齐书室及佛殿、经堂等。藏版库大小共6间，约占整个建筑面积的一半，印书操作也在其中。藏版库中排列着整齐的版架，书版分门别类地插满了版架，每版有一手柄，这是“德格巴尔康”的特色之一。书版规格有许多种，最大的长110多厘米，宽70厘米，厚约5厘米；最小的长约33厘米，宽仅约6厘米。到18世纪80年代末，全院有书版21.75万块，每块刻两面。大、中、小版平均若每面各以600个音节计算，其字数总计约2.6亿字，规模宏大。

德格印经院以藏书丰富，门类齐全。各教派兼容并蓄著称于世。创始人丹巴泽仁虽信奉红教，但他井不排斥其他教派的经典。这使德格印经院超过其他几个印经院，形成特色。最初搜集书稿时，在司徒·却吉穷乃帮助下，派出大批有学问的人到西藏的桑耶、钦普、纳塘、夏鲁、萨迦、拉萨、阿里等地遍寻手抄本或木刻印本，然后延请著名学者曲格旺曲等人认真分类校勘定稿。定稿后，由精于藏文（楷体）书法的数十人缮写书版，并由几位学者核审；然后由数百名经过培训、挑选出来的能工巧匠刻版，再由学者校对。经过4次反复校对，确认无误后，又经过对经版的复杂细致的防腐、防裂等技术处理，一块经版才算制作完毕。每道工序都有严格的质量标准，规定十分细致、严密，完成的经版字迹清晰准确，经久不变。

由于气候关系，每年印经时间只有半年，从藏历三月十五日至九月二十日：在此期间，人们可到印经院朝拜书版，称为“巴尔恰东”。

印经院规定：《大藏经》一律用朱墨（朱砂研细、搀胶，成红墨）印刷，以示尊敬，其余用黑墨。印刷时，一人来回奔走取送书版，另两人相对而坐，书版署于两人之间，一人用擦板蘸墨涂版，一人放纸，用磙筒一滚、揭下，一页书当即印成。根据熟练程度和印书份数多寡，每天每组印700至1000多页不等。印好的书页晾晒在各组固定区域的绳子上，干后收起，交给巴仲，由巴本（印经院总管）等3人进行最后一次检视校对，质量合格的，才能送齐书室理齐、磨平，四周涂上红色，捆扎起来，即为成品。

印书用的纸，是专门采用一种叫“阿交如交”的草根皮制成的。这种纸韧性强，虫不蛀，鼠不咬、久藏不坏。造纸工艺基本沿用汉族古老的手工造纸技术。在旧社会，土司辖区内造纸户有100多家。古泽、色格、聂曲、龚垭、卡松渡等地也有少量的造纸户，年可造纸10万多张（每张面幅大于机制纸的对开面），全部送交印经院。

德格印经院成立260多年来，院藏书版基本完好。它不仅以兼容并蓄、版本良好、印刷考究闻名于世，而且也以其收藏各类印版的数量丰富、内容完备，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据说最多时藏有经版30多万块。清末，德格土司家多古森格兄弟争夺王位。在混乱中，多吉森格之妾玛趁机偷走一部2万多块书版的《宝库》，卖给了噶举派的八邦寺。这是唯一的一次较大损失。

1950年德格和平解放后，更庆寺及印经院受到人民政府保护。1959年甘孜藏族自治州民主改革完成后，更庆寺仍为保留寺庙之一。“文化大革命”中，印经院主体建筑和藏经版得到群众保护，损失很小。1979年，德裕县文物管理所成立，负责印经院的维修保护和书版的清理工作。1980年，印经院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并进行了修葺。1982年春起，印经院恢复经书刻版印刷，对残缺和少量遗失的书版重新雕刻、补齐。不到10年时间，仅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就印了6,200多部，行销青海、西藏、甘肃、云南、四川、北京、南京等地，为国内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所印藏文典籍还远销印度、尼泊尔、不丹、锡金、日本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根据德格印经院的版藏目录，它的藏书之丰在我国藏族地区各印经院中首屈一指，有佛教经典、天文、地理、医学、历史、文学、音乐、美术、工艺技术等方面的丛书或专著200多部，其中还有一些珍本、孤本。如该院收藏的《印度佛教源流》，在佛教的发源地印度早已失传，国际上的科研工作者和佛教徒也得求助于它。《汉地宗教源流》一书，也是研究汉地佛教和考查历史上汉、藏关系的珍贵材料。有300年历史的梵文、尼泊尔文、藏文对照的《般若八千颂》经版，亦为世界所仅有。

八十年代末，为进一步改善刻版、印刷、储藏等方面的条件，适应和接待日益增多的国内外客人，国家投资在印经院附近兴建了一幢3层大楼，供藏学家访问、学习之用。

公元7世纪末，藏王松赞干布的大臣噶尔东赞的后代避难到康区后，生活在金沙江一带。传至30代时，这个家族的传人索郎仁青为元朝帝师八思巴的膳食堪布，受到宠幸而获得“四德十格”之大夫称号，受封于元朝廷的称号逐渐演变成当地地名。他统领的疆域跨川、藏、青三省区共计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当时，这个家族在首领的率领下，转战金沙江两岸，来到沙鲁里山脉下的地方，建起了一个政教合一的土司之国，于是这个阳光普照的地方便崛起了一座小城－德格。

头上闪耀着先辈带来的光环，脚踩战马踏出的广阔土地，这个家族的后代－第12代德格土司土登泽仁并没有踌躇满志。为继续扩充疆域，巩固完善“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和封建农奴制度，作为执掌德格地区军政大权的土司意识到，早已创造过文字的藏民族，长期在马背上的征战几乎不间断地焚烧着脆薄的“纸页”，自己再不能像过去那样，以愚昧之举吞食易碎的智慧。能不能通过“文”的办法而达到“武”的效果，为漫长的历史找到一处栖息之地？于是，他决定修一座藏文印经院，以弘扬佛法，达到控制佛教，巩固家族统治的目的。

印经院是宗教文化圣地，该修在什么地方呢？一天，土登泽仁思绪万千，闲庭信步，走出官寨，只见耀眼的阳光照拂着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山体和空旷的山野上那疏落的植被，连同官寨的金顶都燃烧成金黄色，那些通往河滩的裸露的砂石滚烫得如一颗颗朝圣的心灵，在阳光下发出光辉。而寨前寨后的村庄和成片的树林，堆砌成一片金色，灿烂辉煌如梦境。一曲曲经声如歌如唱，金顶、红墙、转经筒在眼前晃动，彩色的经幡在哗哗飘响，香雾缭绕的经堂里飘出颂经的真言。如果说当时这些景物只是出现在土登泽仁脑海幻景的话，那么突然发生在他的眼前的情景就使他格外惊异：一位藏民赶着驮牛行至土司官寨前，驮牛不知何故受惊撒蹄而奔，将所驮货物抛洒满地。土登泽仁大惊，上前询问，才知这位藏民是从金沙江对岸而来（今西藏江达）。他刻制了一部《称多》的经版特来敬献土司。此地紧依官寨，后靠大山，前临小河，经版满地，佛法无边。土登泽仁闭目默念后，顷刻转怒为喜，连声称：好好好，印经院就修在此地。

于是，建在官寨旁的印经院的轮廓在他的脑海里飞速勾勒。

一座占地近3,000米、共3层、建筑面积近万平米的楼房，在今天看来，并不是什么大的工程。可是在200多年前（1729年）的藏区，要修此建筑，那的确并非件容易的事。当时，土登泽仁征集上千差民，砍伐木料，平整地基，开山凿石，刻制经版，这些基础的工作耗时10年，直到土司魂归天国。不知土登在世时是如何向后人作的交代，也不知立下了什么家规，就像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那位传说中的平凡而伟大的愚公一样，在修建印经院中，老子死了有儿子，儿子死了有孙子，一代代土司义无返顾地接替了前任土司的担子，风雨无阻，大步前行。那些差民们以子换父，以弟换兄，长期艰辛劳作，无怨无悔。经过4代土司，费时30年，建成了3楼1底的印经院。

在今日印经院的库房里，存放着20多万块印版，这些印版中，有经文，有史籍，有画版，储存了藏族文化中70%的古籍。它们是藏族文化的长城，文化的史诗，文化的奇迹，仅看看印版的制作就会震撼人心。印版以红叶桦木为材料。每年秋后，差民们上山伐木，选择顺直无结的树干，截成长10*100厘米长，厚4厘米的木块，用微火熏烤后，放进粪池沤制一个冬天。

次年，将木块取出，用水煮、烘干，推光、刨平后作胚板。雕刻人员根据技艺精湛的书法家，写在纸模上的文字进行雕刻。通常情况下，技艺娴熟的工匠每天只能完成一块印版的单面刻制工作，而10天左右，才能完成一幅画版的单面文字雕刻。比如，闻名全藏区的《甘珠尔》是由100名书法家花了3年时间，500工匠雕刻了5年才完成全书213部的印版刻制工作。如果没有这些印版，或许藏民族的文化史的许多重要内容将无处可寻。由此而论，保存历史的印经院，有重新认识和进一步发掘的必要。

印经院，不单纯是“院”，按照今天的话说，则是出版社、印刷厂的综合体。要管好这个综合体并非易事。幸好印经院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如有藏版库防火、防虫、防潮的管理制度，印版出入库要发行检查、登记、签名手续，不经土司允许，任何人无权更改版面和处理印版。除土司外，还有大量的藏族人民努力保护这座印经院，使它没有随着岁月剥蚀而成为废墟。

在现代社会，这项保护工作已成为一项社会系统工程。一代代文管人员呕心沥血，整理文库，修复印版。仅在70年代和80年代，国家拨巨款一次次对印经院进行大规模维修。现在，印经院已成为国家文物重点保护单位，也是人们游览观光的好去处。印经院的印版当然有待于发掘和整理。但在现代信息社会里，它存在的意义不在于，也不是以印版的实际内容给社会以知识，而是作为一种文化事业的现象存在着，让人联想到文化在政治、军事、社会生活中是何等的重要。

当然，内容丰富的藏医药文献，已在印经院古为今用。被国家列为“七五”重点科研单位的德格藏医药研究所，根据印版内容，组织藏医进行古典藏医药的研究，已整理出《四部医典注释》等10余部医药学典籍，研制出数10种治疗慢性疾病、具有神奇疗效的藏药，在社会上声誉雀起。同时，印经院丰富的文化积累已吸引了大量中外学者的目光，我国史学界泰斗之一的四川大学教授任乃强，藏族第一个博士格勒，藏族第一个马列主义哲学家平措汪阶等都来这里考察过。

德格土司家族走完700年路程后，早已随着摧毁封建农奴制度的历史步伐而寿终正寝了。而作为传承藏族文化的印经院，今日依然屹立在德格县城。德格－成为今天康巴标准藏语的发祥地，不能不说与印经院丰厚的文化积淀有关联。

印经院的历史告诉我们：文化是一种世代性的积累。改变民族精神素质是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作为印版史籍的积累保存者，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发挥着文化人也不能替代的作用。印经院的文化底蕴在于它是藏族传统文化的一面旗帜，有了印经院，德格在藏族文化史中就有了沉甸甸的份量。

德格印经院于清雍正七年(1729年)由德格第十二世土司兼第六世法王却吉·登巴泽仁创建，至今已有270多年的历史。据德格版《甘珠尔总目录》与《丹珠尔总目录》等藏文史料记载，却吉·登巴泽仁继任土司后，开始选择建选印经院的基地，经多方勘察，认定更庆欧普河畔的伦珠顶的尼干普绒有祥瑞吉兆，便决定在那里建选印经院。清雍正七年(1729年)初，印经院破土动工，历经十二、十三、十四世德格土司的努力，前后耗时27年，终于形成了德格印经院后来的规模和建筑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