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叫张衡的朋友

张衡（78-139年），字平之，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石桥镇）人，中国东汉天文学家、数学家、发明家、地理学家、制图学家、诗人、汉朝官员，河南南阳的学者。他对待一些历史和历法的问题毫不妥协使他在当时存在争议，使他无法成为官方的历史学家。

——摘自维基百科

1

我说的这个张衡，和东汉这位地动仪的发明者没有一分钱的关系。他是我在尼姑堰巷的朋友，至于我和他是什么时候认识的，我也不记不太清楚了，总之从记事起这家伙就拖着鼻涕出现在我的生活里了。

要是在北方，我们这样的关系叫发小。在尼姑堰巷，我们这样的关系叫开裆裤裤朋友，意思就是我们是从小穿着开裆裤一起长大的。我们住的那个地方为嘛要叫尼姑堰巷？很可惜，这个名称的由来不仅在县志上找不到只言片语，也和任何传说、野史、轶事扯不上半点关系。据尼姑堰巷的第一家住户董太爷说，早年这里地势低洼，早年东濩河的水经常会从河岸漫过来，形成了一片时有时无的水面。因为曾经有一个尼姑淹死在这片水洼里，所以叫尼姑堰。不过这话我是听张衡的奶奶说的，据说董太爷在世的时候为这个和张衡的奶奶吵过架，董太爷说自己从来没这么说过。

要说我家的房子还是巷子里的第一座砖瓦房，当年红砖黛瓦，黑漆大门，在巷子里一水的土坯房中也算气派。我家斜对面拐进去是一个无名小巷，小巷里有三户家住家房，蔡花花家是拐角的第一家，也是尼姑堰巷左边的第一家，然后是风华家的房子，最里面就是张衡家的房子。

张衡和奶奶、四爹在一起生活，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妈妈，不过在大人们的描述里，张衡的妈妈是个非常漂亮的人，唯一的缺陷就是左手有残疾。只要在滨江江镇不足一公里长的街道上行走，就能看到张衡的爸爸，他有间歇性精神病，每天吃完饭就到街上闲逛。街上的人一般叫他张老四，偶尔会有一帮小孩跟着他喊，“疯子来了,疯子来了”。

无论是正常一些或在发病期间，张衡的爸爸都会一边对我指指点点一边笑，嘴里含混地嘟囔着什么，意思大概是他认识我，知道我们是邻居。我却很难领会他的热情，这样的场景总是让我极度恐惧。不过张衡从来不叫他爸爸，而是叫他四爹。有一次大明说，“张衡，你爸病发了，躺在西街路边。”话音未落就挨了张衡一巴掌嘴巴，在此之后，大家都对张衡说，你四爹回来了，你四爹出去了，你四爹和别人打起来了……

二十五年后，我曾有一次走在滨江镇的街道上，熟悉的街道上没有一个熟悉的人，直到遇到张衡的四爹，他仍然用同样的方式向我打着招呼。在那一刻，恐惧早已被亲切所替代。

为了方便热心读者给我写信，在这里透露一下我的通信地址，滨江地区滨江县滨江镇滨江街尼姑堰巷5号。不知道是不是当初负责给命名的地方官员不肯动脑筋，地区、县、镇、街道居然是一样的名称。住在尼姑堰巷的我们却经常这样想，当初为什么一并把我们这条巷子也命名滨江巷，省得班上的同学笑话我们是住在尼姑庵的和尚。

滨江镇三面环水，镇东是缓缓流淌的东濩河，宽阔平坦的河水沿着镇子东边转了一个大弯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小镇的南边大北湖与小玉湖滨环环相扣，碧水连天。北边有张家山水库万倾波涛，水清鱼跃。有了活水，自然出得了好米，也养得出好鱼，尤其以鱼出名。即便是在滨江市这个闻名遐尔的鱼米之乡，菜市场的鱼若是标明来自滨江镇，市价也能高出一两成。

滨江街长不足一公里，80年代中期的滨江街和许多小镇的集市一样，由食品所、供销社、粮管所三大单位的房子组成了集市的大致轮廓，盘据在中心地段的是供销社，从左往右数是日杂门市部、五金门市部、农资门市部、收购门市部，五层楼的供销商场是小镇的最高建筑；东街是食品所的天下，几只肥狗懒洋洋地躺在门口；西街是粮管所的地盘，高耸的粮库和扑天盖地的麻雀是最显眼的标志；兽医站、邮电局、电影院、卫生院、财管所等几栋建筑零星穿插在三大单位中间，滨东中学和滨西小学则一头一尾守候着集市。

尼姑堰巷与滨江街并行，一条泥泞的小路一头接着丁字街，另一头延伸到东濩河边，两边是低矮破旧的房子。那时候，巷子里的小孩很多，最初我们总是集体活动。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快就开始拉帮结派结成一个个小团伙了。首先把女生全部淘汰掉，她们不敢爬树爬房爬院墙还娇气，个个都是好哭佬；再把大明小明淘汰断，这对双胞胎常偷吃我家晒在门口的豆腐干；再把江波淘汰掉，他比我大三岁，每次遇到一起凑钱买吃的东西都会说忘了带钱；杜斌也要淘汰掉，他和张衡打过架；还有超超，整天挂着两条长长的鼻涕；二毛子也不行……最后就只剩风华、我、张衡、江大勇、小举五个人经常在一起玩了。

我们这五个人的组合有些奇怪，不像其街道上其它的组合一样有绝对的首领。上文的排名顺序来自我们的年龄，风华比我大六个月，我比张衡大六个月，张衡比江大勇大六个月，江大勇比小举大两岁。因为没有首领，我们的组合相对要松散一些，基本上属于有组织无纪律的队伍。

由于当时还没有实行一周双休，对于我们来说，最高兴的时候要数星期天了，我们5个人总会聚在一起出去玩。在小举门口集合后，我们不敢从巷子直接里出来，还要沿着东濩河绕一大圈，穿过滨东中学干涸的护校沟进入校园，然后从侧门走到街上。一踏上滨东中学的操场，我们立即欢乐了起来，侧身狂奔，一边用手拍着自己的屁股，一边喊着“驾！驾！驾！”想像着自己骑马奔驰在广阔的草原上。

之之所以兜这么大一个圈，原因是因为小举的妈。小举的爸爸在他很小的时候就不在人世了，他妈在丁字街上支了一个副食摊子养活母子俩，他家的摊子扼守着尼姑堰巷口，人来人往她都看得一清二楚。她从不不会相信我、风华、江大勇、张衡4个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小举会一个人在家写作业。所以只要是我们四个人同时在尼姑堰巷口出现，小举妈马上会把摊子交给旁边的人帮忙照看，拖着一身肥肉赶回家看小举在不在家。如果不在，小举晚上回家时，等着他的必然是拖鞋伺候。

到东濩河游泳就不必绕这么大的圈子了。80年代末，东濩河两岸绿柳，水波清清。。脱得赤条条地，扑通跃入水里，像鱼儿一样游来游去，别提多自在了。算命先生说我七到十一岁犯水关，意思也就是我七到十一岁极有可能在水里淹死。我奶奶就我爸一个儿子，我爸也就我这么一个儿子，所以家里的大人三令五申，让我不要去我一般不去水边，如果要去水边一定要有大人跟着。八岁那年的夏天，我爷爷带着我去东濩河边洗过一次澡，结果被奶奶骂了好几天。所以风华他们下水游泳的时候，我只能蹲在岸边的柳树下给他们看护衣服。

一开始和我一样蹲在岸边的还有张衡也陪我一起，他不是为了陪我，他也虽然不犯水关，但是不犯水关，他是个旱鸭子。让我诧异的是，他居然在一天之内就学会了游泳。这得益他军儿表哥的玩命式教学法，他给张衡套上一个拖拉机内胎，带着张衡游到东濩河最宽的河段，到了河中间就抢走内胎，径直往岸边游去。没有了内胎，张衡在水里玩命折腾，虽然喝了个半饱，却也活着扑腾到了岸边。乘着张衡还没有缓过劲来，他表哥又把他拖到河中间，然后再撒手，这一次他就基本掌握了游泳的技巧。

对了，每次跟我们一起出门的还有“有人”。“有人”是小举家的一只中华田园犬，总喜欢跟在我们后面。小举对它是又爱又恨，因为它总是出卖小举的行踪。小举家有一只叫灰虎的土狗，总喜欢跟着我们一起玩，也没少出卖小举的行踪。巷子里王爷爷家的母狗下崽了，他答应送江大勇一只。看着江大勇天天扳着指头算小狗满月的日子我就来气，王大爷干嘛不送我一只啊。不过这事也不怪王大爷，那时候小狗根本不值钱，只是我压根就没对王大爷说我想要一只。趁着王大爷家的母狗不在，我们经常去看小狗。江大勇每次都会纠结抱哪一去回去。我最喜欢通体雪白那只，每次我唤它，它也会睁着大眼睛回应我。

终于盼到小狗满月那天，江大勇去抓小狗，我们四个也在后面跟着。张衡却不知怎么知道了我的心思，乘着江大勇和王大爷说话，径直去狗窝给我把那只白色的小狗偷了出来。那几天我那个乐哟，我把最心爱的“岳云锤”上的铃铛取下来系在小狗脖子。要知道，我第一篇在全县获奖的作文《我心爱的玩具》写的就是这把“岳云锤”。经过了整整三天的思考，我还给小狗取了响亮的名字——白豹，希望它长大了像只漂亮且勇敢的豹子。奶奶也说这个名字好，“白抱，你没谢谢王大爷吗？”

要说我和张衡的交情，那可是拜过天地的。我们聚在一起玩过家家，风华抢着扮了司仪、张衡自告奋勇扮演新郎倌，江大勇和小举宁肯当焗匠（厨师）也不愿意扮新娘。眼看一场声势浩大的过家家活动就要以失败告终，我站出来说，“我来！”

从小到大，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这种顾全大局的事我没有少干。三年级时的六一儿童节，老师见歌舞节目太多，就让我这个文艺骨干出个小品。临危受命，我翻遍了《故事大王》，找到了一篇县官欺压农夫，神仙变身虱子为其讨回公道的故事。按照舞台表演的特点，我还对故事进行了改编，比方说原著中的虱子个太小不好表现，就将虱子改成了老鼠。

身为老师钦定的小导演，我的这帮小伙伴自然要沾点光了，风华没啥表演经历，就让他演个没有台词的衙役丁。谁来演那个贪得无厌的县官，我第一个想到了张衡。一年级的时候，张衡戴着音乐老师用旧报纸剪的大招风耳，在舞台上边跳边唱，“大呀吗大肥猪，走呀吗走不动啊，胖胖的身子大耳朵，走呀嘛走不动；大肥猪呀换机器，换来一台拖拉机，耕起地来顶呱呱，农民伯伯笑哈哈！”从那一刻起，他的舞台形象应该算是毁掉了。再说了，县官的戏份这么重，搁现在属于反一号，凭我们俩的交情，这个角色非他莫属。

出乎意料的是，不仅是张衡，几乎全班所有的男生都拒绝了这个可以在舞台上很出彩的角色，。在他们幼小心灵里，在他们朴素的善恶观里，还无法接受出演贪官这样的现实，即便这个县官只是个虚构的人物，这简直就是浓浓的正能量。关键时刻，还是得我站出来说，“我来演！”

回想起来，这也算是我生平唯一一部自编自导自演的作品了。

2

遇到我们手里的钱凑在一起够买一盒铅弹时，我们会到供销社商场买一盒铅弹。接过售货员大妈递来的沉甸甸的纸盒，不急着走，先把子弹全部倒在玻璃柜台上，一粒一粒清点，看是不是足足100粒。

军儿表哥读高中时省吃俭用两年多，终于攒够了买一把高压汽枪的钱。在他把汽枪买回来的当天晚上，他和他的爸爸发生了这样一场对话。

“军儿，你不是一直要买一把汽枪吗？”

“可是您不同意啊！”

“汽枪有屁的玩头，我已经联系好了让你当兵去，后天就走。”

“爸，这就定了？”

“嗯，你马上就能摸上真枪了，高兴不？”

……

军儿表哥把汽枪藏在奶奶家大衣柜里就参军去了，这事当然瞒不过张衡。遇到奶奶不在家，他就把汽枪拿出来摆弄。军儿表哥对这种情况早有预见，走的时候特别交待张衡，汽枪只能在家里玩，不许拿出去。

对着张衡家院子不远处，是滨江镇卫生院四层楼的职工的宿舍，到了下午上班的时间，宿舍里是肯定不会有人的。这个时候搬把椅子支好汽枪，然后每人五发子弹，从四楼左上角的第一块玻璃打起，一盒子弹正好打四轮，看谁打破的玻璃多。现在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在商场当面清点铅弹数量了吧，万一差一粒，这一下午的成绩就无效了。

三点一线，抠动扳机，呯！哐当一声，一块玻璃就掉了下来。子弹打完了，我们把汽枪藏回原位，坐在院子里，意犹未尽地对彼此的枪法品头论足。真正的高潮到来是医院下班的时候，看着医生护士们从楼上把锅里的玻璃渣倒出来，听夹杂在风里的骂声，我们五个家伙乐不可支。

放心吧，怀疑不到我们头上来，那个年代，家里有汽枪的人多了去。即便是没有汽枪的初中生，也会在下晚自习回家的路上，拿着弹弓，从街头到街尾打路灯，滨江街上的20盏路灯无一幸免。军儿表哥的这把汽枪还没有在街上露过脸，没几个人知道这把枪的存在。

这种乐趣很快就结束了，因为医生们在更换过几轮玻璃之后，就没有财力和耐心支持我们的游戏了。他们要么用个纸板挡一挡，要么任风雨穿过空空的窗棂框。这么省吃俭用贵买来的铅的子弹，打纸板多没趣啊，听不见响不说，还没有听医生们骂人的乐趣。

70年代出生的孩子应该记得一种叫克朗球的游戏吧。一个四角有洞的正方形桌子，所用的“球”其实是一副木质的象棋棋子，游戏规则就用球杆把同一颜色的棋子一粒粒击打进去。巷子里玲儿的爷爷在滨江街就摆了个克朗球的摊子。他还在球桌上用红色油漆画了象棋盘，没有生意的时候就和一旁补鞋的郑秃子杀两盘。克朗球标价5分钱一盘，一毛钱三盘。如果遇到尼姑堰巷的小孩子来玩，玲儿的爷爷会特别优惠，只要没有新顾客来玩，给一毛钱可以在那里玩上半天。可钱从哪里来？告诉你吧，丁字街口有个配钥匙的摊子，老板回收各家的废钥匙，铝质的2分钱一把，铜质的5分钱一把，我可是那里的大客户。别问我哪里来的这么多钥匙，反正我爸是出了名的爱丢钥匙。

小时候几乎没有离开过滨江镇，所以我一直以为，每个小集镇上都会有一个老头守着的克朗球摊。等到有机会走南闯北时，却从来没有在第二个地方见到过这种克朗球。直到工作近十年后，有机会走进了一家五星级酒店的俱乐部，我才有机会与它再次相见，只是它在那里有另一个名字——康乐球。

我非常清晰地记得是1988年，武侠电影《黄河大侠》上映了，小镇电影院早早贴出了海报，大人们的聊天内容离不开这部电影，小巷里也多了些和我年龄相仿，头戴斗笠、腰别竹棍、披着旧浴布或是破麻布的“大侠”。我和风华有爸爸单位发的电影票，张衡手里的钱够买一张票，江大勇和小举两个人的钱凑在一起也够买一张票。五个人只有四张票，这显然是个难题。张衡自告奋勇地表示，他把钱拿出来买电影票，自己翻院墙进电影院。我们四个按约定的时间在侧门等他，可是一直等到电影开映也没有等到。放映结束后回家才知道第二天才知道，原来他翻院墙时掉到厕所的粪坑里了。

转眼到了寒假，我和风华喊张衡出去玩，张衡却倚着门框告诉我们，他军儿表哥回来了，等会要带他去打鸟。

“打鸟！”我和风华眼睛发亮，“跟军儿表哥说说，带上我们吧。”

过了一会儿，张衡走出来，“带上你们也行，你们只能远远地跟着，不然会惊飞吓跑了鸟。”

“没问题！”

我们有一年多没见军儿表哥了。他长高了，一身绿军装精神十足，军营的生活让他越发干练了。我们蹑手蹑脚地跟在军儿表哥后面，像簇拥着一个英雄。远远地看军儿表哥瞄准，击发，一只麻雀应声落下。张衡一个箭步扑上去，麻雀却又“喳喳”叫了两声飞走了。

眼看着一盒铅弹耗去大半，除了张衡手里拿着两只半死不活的麻雀，我和风华手里还是空空如也。军儿表哥脸上有些挂不住，问张衡，“你是不是在家里把我的枪的准星弄坏了？”“不会吧，我看看，”张衡接过枪，一枪就打下一只麻雀。

“我要去很远的地方打兔子，你们就别跟着了。”军儿表哥对我们下了逐客令。三支只麻雀他做了这样的分配，我两只，风华一只。张衡问，“我的呢？”军儿表哥回答，“等着晚上吃兔子肉吧。”

风华的那只麻雀被他爸爸扔了，我那两只麻雀到是费了爷爷一番功夫。我蹲在厨房一动不动，里看着爷爷给麻雀褪毛，清理内脏，准备作调料。眼看快清理完了，爷爷吐出嘴里的烟头，冲我吐了口烟说，“要不这样，半只红烧，半只熬汤，还有一做个蒸全雀。”

“好好好”，我不知道爷爷是在跟我闹着玩，愉快地接受了他的“建议”。。晚饭时桌上多了一道菜，用酱油碟盛着的两只红烧麻雀。其实我更想知道，那天晚饭张衡吃上兔子肉没有。

每年夏天，学校都会三令五申不许我们去水库游泳，但每年学校都会有学生溺水死亡。四年级的时候，隔壁班上几个同学中午偷偷去龙山水库游泳，张衡也跟着去了。噩耗很快传来，有同学出事了。一下午，看着前排空荡荡的座位，我的心里空落落的。

第二天一早，张衡走进教室时，几个胆小的学生吓得飞一般跑出教室。原来昨天溺亡的是隔壁班上的一个同学，张衡怕回学校被班主任打，就一直在亲戚家躲着。

班主任姓田，在滨西小学，不，应该是整个滨江镇，知名度非常高。他的知名度来自喜欢打学生，虽然他还不足40岁，但我们私下都称其“老田鼠”。当时学校还没有体罚学生一说，家长们也更信奉“棍棒下出人才”的教育理念，“老田鼠”反而因此受到家长的敬重。在“老田鼠”班上读书，一般首先由学生家长口头提出严加管教的申请，然后让学生自己从家里带一根竹棍或是木棍来，棍子一端写上学生的名字，若是哪个学生犯了错，“老田鼠”就找出相应的棍子一顿好打，还美其名曰：替你爹妈管教你。

虽然我爸并没有向“老田鼠”提出严重加管教的申请，但还是被命令带来了一根竹棍。在我们教室里，讲台旁有一个装着各种长短粗细不的棍子的破桶。“老田鼠”上课时，遇到有学生有小动作或是讲小话，他不会像别的老师用教鞭敲桌子或黑板以示警告，而会用脚踢踢那个破桶，我们马上噤若寒蝉。

“老田鼠”还有一个绝招是专门对付男生的，他会用两个指头揪住男生的鬓角，再快速进行大周天运动。被揪男生只能跟着他的手摇头晃脑。在我看来，这种体罚带来的不仅是疼痛，更是对学生自尊心的一种践踏。在我们学校，“老田鼠”班上的男生理发频率是最高的。街头的理发师傅看到一进理发室就嚷嚷“把我的鬓角推干净”的小男孩，就会笑着问，“是田老师班上的吧？”

很不幸的是，风华、我、张衡跟着“老田鼠”从识字班一路上到四年级，升五年级那年张衡留级了。按他自己的说法，是看到江大勇在班上经常被欺负，所以留了一级去保护他了。但我们一致认为，他是被田老师打怕了。

眼看我和风华上了五年级那年，这时班上兴起了拿医用注射器当水枪玩。我也想要一个注射器，因为手里有一个注射器几乎是身份的象征。谢六指在我们班上属于经常挨打的对象，自打他书包里多了一个兽医用的大号注射器后，挨打的频度明显降低。那时候一次性注射器还没有面市，玻璃注射器没有渠道能买不到，现在想来，即便能买到对我们来说也是个天价。张衡有两个漂亮的注射器，我问他要一个，他说没问题，你放了学在学校门口等我，一个人来。末了又加了一句，，别跟让风华说跟着。

放学了，我在校门口等着张衡，好不容易等到他，他手里却没有我盼了好久的注射器。“跟我来”，张衡带着我七弯八拐进了镇卫生院的住院部。他让我站在走廊尽头给他把风，然后径直进了一间没人的注射室。揭开医生桌上消毒用的铝盒，把一个注射器放进书包。

正准备出门，一个白大褂进了注射室，“小孩，你干嘛？”张衡说，“我奶奶说过来打针的，我来找她。”“没看到你奶奶，你到别处找找吧。”“那好吧”，张衡神态自若地出了护士站房间。张衡神情自若，远远看着的我却心提到了嗓子眼，呼吸困难，两腿发软。要不是张衡拉着我的手，我肯定迈不开脚步了。

风华是第一个搬离尼姑堰巷的，食品所在东街给他爸爸分配了新宿舍，到尼姑堰巷不过3分钟的路。搬家以后，他家的老房子就这样大门敞开着扔在哪里。没有出租，也没有卖掉，这样到是让路过的乞丐有一个容身之地。那天闲得无聊，我们决定去他家的老房子探险，张衡眼尖，在垃圾堆里翻到一块宝石花的手表。他还没有看清楚表是否还能走，风华就一把抢过去了，“这是我的表，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你的？”张衡显然不相信这个说法，他不依不饶地问，“我怎么没有看到你戴过？”

“我都是在藏在袖子里面戴的。”风华回答。

除了风华，我们四个小伙伴无法相信，连吃个苹果都要拿在手里走过大半条尼姑堰巷才咬第一口的风华，人会把手表藏在袖子里戴。？

手表最终还是归了风华，不过他再也没有把这块每天误差超过5分钟的“宝石花”藏在袖子里戴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