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楼》
作品开篇便是：“癌症楼也叫做‘十三号楼’。”在西方文化中，“13”是不详的数字，是邪恶力量的代表，而癌症同样也对人体有着致命危害。住院的病人来自各行各业，狭窄的病房，是苏联整个社会的缩影，小说通过医护人员和病人的种种经历，描绘出了一幅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的苏联生活图景，索尔仁尼琴旨在通过这部小说，抨击苏联的历史错误，也反思苏联当时受西方影响而产生的科技至上、物质至上带来的负面效应。因此，这部小说蕴含着丰富意象，更代表着不同含义，值得我们仔细品味。
“癌症楼”的空间意象
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中展示的空间大多有固定的局限，不论《癌症楼》里的病房，还是《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的牢房，都仿佛是与世隔绝的孤岛或是离群索居的困兽。
在《癌症楼》里，病房是出现次数最多的场景。“靠另一面墙，由于炉台突出的缘故，只放了四张床，其中隔着通道与鲁萨诺夫脚对脚的一张，是叶夫列姆的床。其余三张床上的病号还很年轻：靠近炉子是一个皮肤黝黑、头脑简单的小伙子；一个拄拐的乌兹别克青年；靠窗户那里，是一个瘦得像绦虫一样的青年，他蜷缩在自己的病床上，面色蜡黄，呻吟不停。在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这面的一排，左边躺着的是两个少数民族病号；接下去，靠门那里是一个推平头的俄罗斯少年，个头很高，正坐在那儿看书；鲁萨诺夫右边靠窗的最后一张床上坐的好像也是一个俄罗斯人。”病房虽小，却是现实社会的缩影，既有鲁萨诺夫和科斯托格洛托夫这样的政权阶级以外，还有少数民族、青年人，他们的观点在这里碰撞，人与人之间有着复杂关系和感情。
癌症楼异常拥挤的空间格局是为了更多、更好地管理病人，医院的管理制度也印证了这一点。病人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和治疗方案完全不知情，医院将病人单独化，禁止他们参与治疗，只需无条件接受医院的安排即可，而医生凭借着绝对的知情权和专业性成为癌症楼的权利发出者。
“从见到这两件不干不净的病号服开始，这里的一切都使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感到讨厌：台阶面上的水泥由于人来人往而磨损得厉害；门把儿被病人的手抓得失去了光泽；候诊室底板的油漆已经剥落，高高的橄榄色护墙板看上去已经很脏，一些由板条钉起来的长凳上坐满了人，远道来的病人就直接坐在地上。”许多人将癌症楼看作是索尔仁尼琴对苏联的隐喻，我却认为，与其将它看作是对国家的隐喻，不如说是“异端们”的集中地，同样是一个“流放之地”——每个人都被迫来到这里，每个人都嫉妒渴望出去，这和人们被流放时的状态是一致的。
“杏花”与爱情
杏花的出现很不起眼，在全书中只出现了三次，但在在压抑逼仄的癌症楼里，像是一束光，照亮了这个世界。
杏花的第一次出现是在第二十五章《薇加》中：“于是她徒步走去。他们这座城市里没有比开花的杏树更美的了。此时她突然心血来潮，一定要赶在春天到来之前看到开花的杏树，哪怕看到一棵也好，想碰碰运气，向某处的篱笆后面，或者哪怕远远地忘矮墙里边看上一眼，那种浅粉红色她是不会同任何别的东西搞混的。”
第二次是在第三十五章“创世的第一天：“奥列格一路走，一路向这医疗中心的树木告别。槭树上已挂起一串串耳坠似的柔荑花序。樱桃李也已开出第一批花儿——白色的，但在樱桃李的叶子映衬下花儿看起来是淡绿色的。然而杏树这里却一棵也没有。据说，杏树已经开花了。到了老城就可以好好看看。在创世纪的第一个早晨，谁做事会都那么合乎逻辑？奥列格把原先的计划统统推翻，想出一个极其荒唐的主意：此刻，趁大清早，马上坐车去老城看杏花。”
第三次是在同一章：“他走到紧靠栏杆的地方，从这里高处仔细观察那有点儿透明的粉红色的奇迹。他把这奇迹赠送给自己，作为创世纪的礼品。如同北方的房子室内摆着一颗用蜡烛装饰起来的圣诞枞树那样，在这被土墙封闭、仅向天空开放的小院子里，唯一的一棵杏树正在开花，人们就像生活在房间里似的，孩子们在树下爬，一个裹着黑底绿花头巾的女人在松土。奥列格仔细地查看，粉红色只是总的印象。性树上有蜡烛样的深红色的苞蕾，花瓣初展时表面呈粉红色，而开放后却像苹果花或樱桃花那样洁白。合起来就形成一种柔嫩得难以想象的粉红色。”
三次写到杏花，只有最后一次才看到。薇加徒步回家时想看而不得，只得哀叹“时令尚早”；而奥列格刚出院，便有一种使命感，打算“趁大清早，马上坐车去老城看杏花”。索尔仁尼琴以一种不明确的描述，给读者留下充足的想象空间，把一个如杏花般美好、纯洁的爱情故事隐藏得很深。索尔仁尼琴正是通过杏花这个不起眼的细节，表达了奥列格对薇加不仅是情欲的，更是发自内心的爱情。此时绽开的不仅仅是花朵，还有薇加的爱情，奥列格的爱情，以及薇加和奥列格共同的爱情。
男性利比多
索尔仁尼琴作为二十世纪末俄罗斯斯拉夫派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继承了十九世纪斯拉夫派把东正教视为一种理想宗教的思想，宣扬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并且把“忏悔”和“自我克制”作为人的道德自我完善的重要实现途径。
13号楼象征着充满癌细胞的政权和体制，它使每个不得不生活在这里的人内心充满了对死亡的恐惧，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对生存、自由、爱的渴望。
“原来，昨天晚上产生的、今天从早晨起就浮现出来的最强烈的影响，是她的一对耸起的乳房。这对乳房似乎构成了一个近乎水平的搁架。昨晚闲聊时，他们身旁的桌子上放着一把画表格用的相当重的尺子——不是胶合板直尺，而是木料刨出来的那种。整个晚上科斯托格洛托夫跃跃欲试，想拿起这把尺子，把它放在她那一对乳房所构成的小搁板上，检验一下尺子能不能滑落下来，他觉得不会滑下来。他还怀着感激的心情想到放在腹下的那块沉甸甸的小铅毯。这小铅毯压着他，并且兴奋地安慰他：‘我能保护你，别害怕！’”卓娅俨然成了奥列格情欲的对象，在卓娅面前，奥列格感到的是一种男性利比多，最先吸引奥列格的正是卓娅的乳房。
而对于薇加，除了情欲，更是奥列格情感的依赖和寄托：“原来他又想到了薇拉·汉加尔特。他在想，像这么可爱的女子永远也不会出现在他们的乌什-捷列克……每当她在走廊里迎面走来或者走进病房的时候，她那亲切的微笑总是像可爱的太阳一样洋溢着微暖。她善良，不是就职业上来说，而是心地善良。”“看了可怕的嗜血食肉动物之后，面前的羚羊岂不是性灵的奇迹！这只羚羊毛色浅褐，细腿匀称而轻盈，小脑袋十分警觉，但一点也没有害怕的样子。它站在离铁丝网很近的地方望着奥列格，大眼睛里充满了信任和亲切的柔情！是的，那是一双柔情脉脉的大眼睛！”“当然，如果对象是卓娅，那就不够了。可这是薇加呀，是一头温顺的羚羊啊……”
可奥列格的生活经历注定了他们不是一路人，他和她们存在着一种无法弥合的隔阂。他意识到卓娅之所以对他提出的一起去乌什-捷列克的要求迟迟没有回应，是由于他的身份，他是个流刑犯。而从薇加房内推出摩托车的小伙子以及薇加门口的枕头碉堡也击退了他：“要不是还有这些枕头（一只角被揉皱，两只角像奶牛的乳房那样松垂，还有一只角像方尖碑似的耸立着），要不是还有这些枕头，说不定他会想出办法来，会采取什么行动。不应该就那么干脆的走了。”“然而，枕头、褥垫、带被套的毯子以及像旗帜似的晾在绳子上的床单，似乎都标志着一种稳定的、世世代代检验过的经验，此刻要将这种经验推翻，他是无能为力的。他没有权利这样做。”
饱受生活苦难的奥列格选择重新回到他的永久流放地——乌什·捷列克。从情欲的苏醒、迸发到结束，与其说是他们的不同人生轨迹使得奥列格放弃了这两个女人，倒不如说作者宣扬了一种主人公的自我克制精神，对自身苦难的经历让奥列格领悟到他必须孤独地承担自己的人生和命运。
不平常的社会环境塑造了一幕幕的感情悲剧，在索尔仁尼琴的另一部作品《第一圈》里也有所体现。主人公格列布对西莫齐卡爱情的拒绝也表现出了人物的“自我节制”，最终没有背叛自己的妻子娜佳爱情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件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这使得他们的灵与肉从未得到真正的融合。
索尔仁尼琴通过“癌症楼”里大量的病人描写，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悲惨而又令人深思的世界：焦姆卡患了骨癌，叶夫列姆患了舌癌，普罗什卡患了心肌癌，年仅17岁的阿霞患了乳癌，甚至为此类病人服务多年有过深入研究的医生东佐娃也患了癌症。生性好动迷恋托尔斯泰生命学说的叶夫列姆，在离开癌症楼时满怀生的喜悦，但不久便离开人世；天真朴实的普罗什卡，在被告知可以出院时喜出望外，带着一纸写有拉丁“无法手术”的通知单高兴地走出病房走向死亡。甚至狡猾多疑的鲁萨诺夫眼看着脖子上已经缩小的肿瘤，也兴奋地与家人回家团聚，但医生对他的诊断是“不知能否靠自己的抵抗力坚持过一个月。”
读完本书，我最不能忘记的，是舒卢宾在手术前与奥列格说的话：“有时候我是那么清楚地感觉到我身上有什么，就是说，我身上并非全都是我，好像有一种很难被摧毁的、十分崇高的东西在！似乎是一种‘宇宙精神’的一小块碎片。”索尔仁尼琴的小说充满宗教性和神性的预示，无疑给人们无处安放的心灵找到了出路。（任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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