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现代学术名著200种

第33种

▲ 马寅初

马寅初（1882年6月24日—1982年5月10日），浙江省嵊县（现为嵊州）人。

马寅初颇有天赋，自幼聪慧又热心读书，年少时不肯接管父亲经营酒业作坊的家业，在其父友人帮助下从浙江乡村赴上海求学，于1898年（17岁）进入上海教会学校英华书馆，开始中学学习。1902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攻读矿冶专业。1906年被当时清朝政府保送赴美留学，进入美国耶鲁大学矿冶系学习。1907年（26岁）在耶鲁大学转系改学经济学专业，开始了他的经济学学习、教学和科研的生涯。1910年，他在耶鲁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后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在塞利格曼教授指导下，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纽约市的财政》，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马寅初除在教育界担任我国一流大学的校长等职务外，也出任过政府和社会上的重要职务。例如，1949年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马寅初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得到中共党组织的帮助和支持，正如他自己所说，自1939年开始“无时无刻不与共产党在一起”。他是在与国民党政府反动政治的斗争中，一步一步地认识和靠近中国共产党，成了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的老朋友。

在比较研究中大胆探索救国图强之路

马寅初年轻时在美国学习的是西方经济学和西方财政学、金融学。他的讲演、著述和论文的主要内容都涉及对西方经济理论的介绍和评论。然而，他不是生吞活剥地介绍，也不是照搬照抄，而是对西方各种学术流派的经济理论加以比较研究，分析各自的特点以及各种理论的区别。

马寅初的学术眼光具有超前性，他提出了一些具有前瞻性的理论观点。早在20世纪40年代，马寅初在探求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时，在所有制结构方面主张建立国营、民营和个体经济合于一体的混合经济，让各种所有制经济都能得到发展，共同进行经济建设。他反对垄断公司包办各类经济建设事务。马寅初指出，“我们不完全采用英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制度，亦不完全采用苏联社会主义一切国营的制度，乃提出一种混合经济的制度，国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同时并进。完全用英美式的建设，是不合时代的需求；完全用苏俄式的建设，是非中国所能办到的；故不得已采用混合制，但不是漫无计划的”。

这里，马寅初把建立混合经济结构的理论观点说得明明白白。只可惜在1949年以前的国民党政府根本没有把马寅初的混合经济思想放在眼里；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本可将马寅初的混合经济理论转变为发展经济的政策，然而，在 “左”的指导思想指导下，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全盘否定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企业，更没有人去研究和实施马寅初有关建立混合经济的思想。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政府方面才逐渐认识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在所有制结构方面，逐渐认识到公有制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纯越好，才逐渐允许个体工商企业和私人企业存在与发展，为配合引进外资，才允许三资企业（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外资来料加工企业）的存在与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已进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混合经济结构初见端倪。从20世纪40年代马寅初提出混合经济思想到将这种思想变为政策，再到初步建立混合经济结构、推动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向前发展，花费了50多年的时间。这里不是说建立混合经济的政策是直接取自马寅初的混合经济思想，而是要说明马寅初有关混合经济的思想是超前的，具有明显的前瞻性。应该予以承认和继承。

马寅初超前的学术眼光、前瞻性学术理论和政策主张在他1957年提出的《新人口论》中体现非常鲜明。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时中国还在学习苏联生孩子多的为英雄母亲和实际上鼓励多生孩子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下，马寅初奔走讲演发文，大声疾呼，“人多固然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又鉴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增殖快，因此，“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益形棘手，愈难解决”。马寅初预言式的学术观点到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几乎变成现实。到20世纪70、80年代，我国党和政府才发现人口过多的问题非常棘手，以致不得不采用独生子女政策来控制人口过多、过快增长。这时，人们才逐步认识到马寅初人口理论的正确性，在国人中流传着“错批马寅初一个人，中国多生几亿人”的谚语，正是国人猛醒的印证。

极富前瞻性的《通货新论》

《通货新论》是1942年马寅初先生被国民党政府软禁在重庆歌乐山家中时构思与完成撰写工作的。在1944—1945年之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出现即将结束的曙光，中国之抗日战争也显见胜利之光芒。在抗战即将胜利的时间里，作为学者，马寅初忧国忧民，从学术角度思索抗战胜利之后，如何医治战争创伤，中国经济会出现怎么样的状况，货币问题又如何解决，诸如此类问题有否可借鉴国际之经验，等等。《通货新论》就是在这样背景环境下出现的。全书的分析紧扣当时中国经济之实际状况，即八年抗战已重创中国的经济，通货信用缺失，国内资金非常短缺，又加上国民党政府官员贪污腐败，利用战争搜刮民财，大发国难，官僚资本已严重阻碍当时中国之经济发展。了解马寅初研究和写作《通货新论》一书的上述历史条件，读者会更好地理解马寅初在书中阐述的货币思想。

▲ 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封面

首先，马寅初强调了货币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他在该书的自序中开宗明义，指出“中国战后经济问题之解决，必自解决通货问题始，盖通货问题，乃各种经济问题之根本所在，如救济难民，遣散军队，修理已破坏之路线，重建已毁灭之房屋，诸如此类，非钱莫办”。他还进一步说明，抗战胜利之后，无论对内对外，不言建设则已，如言建设，即第一步棋要从货币问题解决切入，方可谈得上解决其他问题。

第二，抗战胜利之后，针对货币运行方面出现的问题，马寅初比较分析了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之危害性。他指出，通货膨胀之弊端在于币值跌落，物价飞涨，深受其害的首先是工薪阶层（工人在内），因收入固定，为应付高物价要付出更多的钱，生活水准下降。另一方面，通货紧缩之弊端在于币值提高，物价下跌，工商业者亏本，工人失业，股票跌价，政府税收减少，债务人负担加重，公债本息无着落，等等。他指出，比较二者之结果在极和缓、极有限的膨胀情形之下，一部分人固不免损失，然就整个经济情形论，尚能发展增长。若在紧缩情形下，一部分人固然获利，整个经济情形则日渐萧条，损失更大。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通货膨胀之害小于紧缩之害。当然，通货膨胀若得不到有效控制，其危害也非常之大，不可能言之。

第三，马寅初分析市场上货币的流通量的问题，他指出，货币之流通量，包括两个因素，一是货币数量，二是货币流通速度。所以，货币数量乘以流通速度等于货币之有效供给。在短期内，市场上货币数量应相对稳定，物价也才会相对稳定。在此情形下，社会进步，生产成本渐减，生产逐渐增加，消费者才受其利。他认为，在信用发达社会，实行管理货币制度，控制货币的有效供给，将有利于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

第四，马寅初在《通货新论》一书中，从货币学说史的角度，评价英美两国的货币数量学派的货币数量理论。他肯定了费雪和庇古等传统货币数量论者看到货币数量与物价之间存在一定关联，同时指出了传统货币数量理论还不完善、不科学的地方。马寅初还指出，货币数量理论不适用于中国，不能用来指导制定货币政策。当然，马寅初和费雪、庇古等学者一样，并没有深入分析货币数量和物价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是受他们的时代局限所致。同时，他们所提出的货币数量与物价之间的关系、货币数量对物价的作用问题，为后辈学人进一步深入研究留下了学术探讨的空间。

第五，马寅初在《通货新论》一书中预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凭借在战争中积累起来的财富操纵世界金融市场，美元取代英镑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成为强势美元。他指出，“美国欲操纵世界金融之处心积虑，可于1943年美国财政部发表之国际货币合作计划中见之”。又说：“美国虽未提出金银复本位制，但其处心积虑，欲操纵各国之货币政策，而自己处于独裁者地位之野心，固昭然若揭。”。马寅初在《通货新论》一书中分析了美国大量收购世界各国的黄金、白银，大量囤积黄金，同时又大量印制美钞，实施美元贬值的货币政策，刺激本国制造业的发展，扩大出口，挤压他国货币，迫使升值，通过操纵国际金融市场来操控他国货币政策。凡他国货币政策对美国不利，必为美国反对，美国利用强势美元，迫使他国改变货币政策，如此等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操纵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以达到控制国际金融市场之目的。这一实际状况证明马寅初在《通货新论》一书中的分析和论断是正确的、有预见性的。今天，我们从货币学说史的角度去阅读，仍可发现马寅初许多前瞻性的分析和论断，可以领会马寅初许多闪光的货币思想。

（编者附注：本文是彭松建先生为《通货新论》2010年版撰写的导读《天公地道皆文章 宏论为民欲国强——马寅初的若干经济思想》，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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