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4月25日报道 西班牙《国家报》网站4月23日刊登题为《被遗忘的安妮信件》的文章，作者为哈恩·马丁内斯·阿伦斯。文章摘编如下：
只要读一读安妮·弗兰克的故事或只是盯着她的笑容看，就足以让人想起奥斯威辛集中营和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无尽恐怖。在无数次被讲述的故事中，她的一生是回忆的不竭来源，但也会带来惊喜。
几十年来，鲜为人知的细节不断出现。其中最不为人所知事情隐藏在美国爱荷华州的丹维尔。在那里，安妮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她曾与那里的一个女孩有过书信往来。幸运的是，这些信件被完好地保存下来。最近，这个小城镇希望通过展出这些珍贵信件的复制品，以从遗忘的岁月中拯救一段可歌可泣的友谊。
1939年底，丹维尔一所中学的教师比尔迪·马修斯联系了阿姆斯特丹的蒙台梭利学校，以启动两所学校学生之间的书信交流。比尔迪每年都会借旅行之机把本校学生的手写信件带到国外，并将有交流意向学校的学生名单带回丹维尔，她希望以此推动跨地域、跨文化交流。在比尔迪从阿姆斯特丹带回的名单中，10岁的朱亚妮塔·瓦格纳选择了一个与她同龄的女孩。她的名字就是安妮·弗兰克。
朱亚妮塔给安妮写了一封简短的信，说她与母亲和妹妹贝蒂安一起生活在农场里。密西西比河离她家不远。她的父亲已经去世了。
回信是英文的，一共294个单词，日期是1940年4月29日。在回信中，安妮介绍了她的家庭情况，说自己与父母、姐姐和祖母一起生活。她还希望朱亚妮塔能寄一张照片过来，让自己看一看她长什么模样。信的署名是“您的荷兰朋友”。安妮还附上了一张阿姆斯特丹的明信片。
在随后的通信中，安妮与朱亚妮塔分享了自己的爱好——收集明信片。安妮从未告诉笔友，她和家人为了躲避纳粹迫害而逃到荷兰，也没提过她是犹太人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事情。这是一个女孩写给另一个女孩的信，也是一个世界写给另一个世界的信。
二战爆发后，两位笔友的通信中断了。朱亚妮塔急切地想知道安妮及家人的境况如何，但她再也没有收到回信。随着德国入侵荷兰，安妮一家再次落入纳粹的魔掌。
父亲失去了工作，安妮和姐姐被送入犹太人学校。他们被禁止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和骑自行车，也不能去电影院、剧院和公园。父亲决定把家人藏起来，并打造了“隐秘空间”。后来发生的事情众人皆知，《安妮日记》使安妮·弗兰克成为不朽的形象。
二战结束后，朱亚妮塔继续给安妮写信。安妮的父亲回复了她，讲述了他们一家的经历和安妮的下落。
此后多年间，朱亚妮塔和贝蒂安一直保存着这些信件。直到1988年，她们决定将信件拍卖。匿名买家以16.5万美元（1美元约合人民币6.3元——本网注）将这些信买了下来，随后捐赠给洛杉矶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如今，这些信的原件依然保存在那里。（编译/田策）
【延伸阅读】安妮日记：黑暗时代的一段真实记录
[摘要]翻阅亡女的日记，弗兰克无比痛苦。
一位曾经在二战密室中躲避战火和屠杀的犹太裔科学家回忆，多少年过去了，他依然不敢站在窗前，因为童年时惧怕被流弹击中。那些战火中的少年有的带着惊怖长大了，有的永远留在了历史的缝隙中。
“我希望可以永远保持着这张相片中的样子，这样我便可有机会到好莱坞了。1942年10月10日。”照片中的安妮弗兰克许下了一个愿望。很不幸，这个生于1929年的犹太女孩终未躲过纳粹的搜捕，她在1945年2月或3月因斑疹伤寒死于德国伯根贝尔森集中营。
安妮的名字多年后传遍全世界，因为她留下一本藏于阁楼的日记，记录了黑暗时代一段真实而丰盈的生命。《时代》杂志在1999年将她列入“本世纪最重要的人”，理由是“书中的激情使所有人把安妮的地位上升到高于大屠杀、犹太教、少女时期，甚至是善良，更成为了现世代深具代表性的人物——个人道德思想受到各式各样机械式的破坏影响，坚持要求得到生存的权利，以及对人类未来的希冀。”
1933年，纳粹党在安妮的故乡法兰克福市议会选举中胜出，父亲奥托弗兰克便考虑逃离德国。他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找到工作，翌年把全家接过去。安妮的姐姐叫玛戈弗兰克，母亲叫艾迪特弗兰克，一家四口在荷兰开始新的生活。他们家跑路的大背景，是自1933年到1939年里30万犹太人背井离乡离开德国。
但一家人并未逃脱纳粹的魔掌，纳粹在西线开战时进攻了中立国荷兰。荷兰迅速沦陷，女王威廉明娜流亡到英国，离开前发誓：“在适当的时候，在上帝的帮助下，荷兰将收复其在欧洲的领土。”荷兰在5年后光复，期间荷兰犹太人有10.6万人被屠杀，占战前荷兰犹太总数的76%。
1942年6月12日是安妮的13岁生日，父亲送的礼物是一带锁的记事本。安妮将它作为日记本，记录生活中各种琐事、自己的点滴感情，学校生活、家庭细节、恋爱感受……无所不说。“我希望，我能完全信任你，我还从来没有能这样信任过谁。我也希望，你将给我最大的支持。”安妮在生日当天写下第一篇日志，她将本子当做闺蜜，取名基蒂，以写信形式写日记倾诉。
早在1941年4月，父亲为防止企业被没收，将股份转移给朋友。噩梦一天天逼近，1942年7月8日，玛戈收到犹太移民局中央办公室的通告，命令她去最近的集中营报到。父母决定全家躲入公司办公大楼的“密室”，父亲早就做好准备。姐妹俩马上收拾行李，安妮首先想到了日记本，她认为“回忆总比衣服更宝贵”。
与安妮家四口同入住“密室”的，还有范丹夫妇和他们的儿子彼得，以及杜瑟尔医生。八人在狭小的密闭空间里战战兢兢生活了两年，白天避免发出一切声音，晚上才能打开窗户呼吸新鲜空气，饮食起居由外面知情的6个朋友照顾。安妮最后一篇日记写于1944年8月1日。8月4日德国和荷兰警察破门而入，所有人被送往集中营。9月17日，盟军开始进攻荷兰。
最终只有父亲弗兰克幸存下来，当初协助他们一家的朋友保存了安妮的日记本。翻阅亡女的日记，弗兰克无比痛苦。出于安妮多次在日记里表示想当作家，他于1947年在荷兰出版了日记，1952年在英国和美国出版，从此安妮广为人知，《安妮日记》发行量超过三千万册，它还被制作成多部舞台剧和电影，此书仅在中国就有多个译本。此外荷兰成立了安妮弗兰克基金会，把那间密室改造成“安妮弗兰克之家博物馆”，此地遂成为一重要旅游景点。
（2015-05-22 09:09:01）
【延伸阅读】二战集中营幸存者莱维：奥斯维辛之后，写作只为救赎
参考消息12月4日报道 如果对二十世纪进行概括，或许有人会提到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计算机技术、基因工程、航空航天上都取得了不俗成就；或许有人会专注于哲学思潮的推陈出新——结构主义、女性主义、解构主义、批判理论、新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互相诘难，可谓百家争鸣；或许有人会要求我们铭记这是一个革命与反革命、流血与牺牲、大屠杀及种族灭绝的年代。过来人也好，后继者也罢，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二十世纪。对意大利人普里莫·莱维而言，也许，二十世纪势必永远无法同“174517”这个数字撇清关系。
1919年，“一战”结束，一个男婴在意大利都灵的犹太人家庭中诞生，父母为其取名为“普里莫·莱维”。像那个时代多数的青年一样，他平平常常而又略带骚动地度过了青春期。不过，意大利国内局势发生了微妙变化，法西斯势力甚嚣尘上，政府似乎变质了，原先许下的承诺，竟成一纸空文。这个叫“普里莫·莱维”的青年，在大学毕业后加入了游击队，决心以自己和同道中人的力量，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些变化。然而不幸的是，1943年，莱维被逮捕，随后被送至佛索利集中营，不久转到莫诺维茨集中营，“囚犯”编号为“174517”。
《这就是奥斯维辛》：牢记黑暗历史，对抗惯性遗忘
在莫诺维茨集中营，青年莱维和名为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医生，共同见证了集中营内的恐怖景象，并将记忆里的种种情形，记录在《这就是奥斯维辛》一书里。书中还包括他们为审判某些战犯，比如约瑟夫·艾希曼，提供的证词。
奥斯维辛，应当是“世界第八大奇迹”。它让我们这些普通的、通常情况下自诩为善良的人，笨拙而又震惊地领会到人性的黑暗一面可以多么得富有想象力、创造力。取消被关押人员的名字，为他们配备编号，以消解他们的记忆和自我意识；让他们饱受饥饿、严寒之苦，剥夺他们作为人的尊严；强迫他们进行高强度无偿劳动、遣送他们至毒气室，最终彻底毁灭他们的身体。以奥斯维辛为代表的集中营，让哲学家阿多诺都不禁感叹：奥斯维辛之后，写诗就是野蛮。
作为文学之文学的诗歌，在面对奥斯维辛，或许是无力的。但是《这就是奥斯维辛》，显然令人重新感受到了文字的力量。在平实的叙述下，法西斯分子惨无人道的行径无所遁形，至于其中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更是令人发指。战后一代人，或许偶尔会追问，子孙真的必须永远承担父辈的罪责吗？对此，莱维的回答显然是肯定的。所谓的真实，并不局限于你所生活其中的当下，还包括你背后的宏大历史；缺少对历史的深刻反思，惯性遗忘曾经的罪孽，可能会导致悲剧的重演——这绝非耸人听闻。
《元素周期表》：亦真亦幻的元素人生
在1975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元素周期表》中，莱维书写了一个家族的沉浮历史。尽管家族叙事颇为常见，但拥有化学家、作家双重身份的莱维，还是写出了不少新意。他将化学元素的性质与人的个性联系在一起，用二十一个元素代表二十一个章节，从“氩”到“镍”，“我”追忆家族诸人和犹太传统，并回想青年时的伙伴、求学历程以及谋职经历。接下来，“铅”和“汞”插入两份旁者自述。从“磷”到“铈”，“我”自由不再，直至被遣送入集中营的种种遭遇。从“铬”到“钒”，从集中营出来的“我”发现早已换了人间，物是人非。“我”不得不重新适应一切，从零开始，天真不再，浪漫不再。
那么，究竟是谁造成了一切呢？“我”在战后的生活中反复追问，却始终得不到满意的回答。是德意志民族？还是野心家希特勒？还是凡夫俗子们个人的“平庸之恶”？或许兼有，或许全不是。但对于生命轨迹早已偏离正常的人来说，这样的质问早就苍白无力，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在现实面前，历史或记忆已是沉重的肩负，拖拽着你，使人难以前行，哪怕一步，更别提重新来过。于是，人只好在虚无疼痛的夹缝中挣扎喘息，艰难生存。而那所谓“存在”的意义与密旨，只能搁置在身后，等待他人发掘。
《扳手》：活着的每一天，都是幸存于世
奥斯维辛之后，思想界或许还要很久才开始真正反思悲剧的成因与现代性、启蒙理性的关系。不过，对普通人在奥斯维辛之后，可以怎样生活、应当怎样过活，莱维有着自己的思考——无论在文学创作上，还是日常生活的选择上。他对自己感到满意的一点是，未曾任由“平庸之恶”主宰自己，即便是在最艰难的时候，他还是选择拒绝向法西斯分子求饶；即便被关押在集中营，他也不曾以蹂躏、折磨同病相邻者换取自己的生存。
在另一部小说《扳手》中，莱维让我们见识到人性的光芒，哪怕这个人身上承载了集中营的巨大黑影。《扳手》讲述了小人物利贝蒂诺·福索内的故事。整部小说以福索内与叙述者“我”交谈为线索，串出他的平生经历。正如文学史上诸多惹人喜爱的形象一样，福索内“没有定性”。他总是在路上，在一份又一份工作中经历新的冒险：在冰天雪地里开车，迷路了，叫天天不应；认识了一只猴子，似乎很快成为朋友，然而猴子却在福索内工作时闯了祸，留下烂摊子。即便有如此这般的遭遇。但福索内对待每份工作如初恋。
在福索内身上，似乎隐现着身份焦虑，以及对平淡、静止的生活感到无所适从和不安。同时，他拥有一种让人放心的力量——哪怕现实不那么顺遂通畅。他仍能肯定、接受现实。他始终在工作中学习、不断成长。他的自我意识，他的幽默风趣，他的大大咧咧，他的一切的一切，都在工作中浮现，但福索内并非工作狂，相反，在这方面，他充其量是本分而已。他是一个活力论者，永远为了快乐而活着。
每个作家在特定时候，都会被问及自己为何写作。除却经济因素的考量（作家也需谋生），对莱维来说，写作或许是一种抵抗和救赎：抵抗来自荒诞世界的绝望，为了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所有人，向上帝祈求救赎。上帝可能不会阅读莱维的文字，但是在不完美的人间，他向我们射出了一道又一道微弱的光，击中了遗忘的头脑，击中了冰冷的心灵。这道光留在黑夜中，指引着前行的我们。
（2017-12-04 11:29:15）
【延伸阅读】艺术让他们做回了人 ——隐藏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绘画
参考消息网10月20日报道 西班牙《国家报》网站10月15日刊登题为《隐藏在历史上最大死亡工厂奥斯威辛集中营里的艺术》的文章，作者为吉列尔莫·阿尔塔雷斯。以下是文章摘要：
德国哲学家特奥多尔·阿多尔诺曾写道，诗歌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已经消亡。但艺术在这里并没有消亡。被关押在这个纳粹设在波兰的死亡集中营里的囚犯创作了至少2000件艺术品，其中有些是用从看守那里偷来的材料创作的炭笔画，反映他们恐怖的日常生活，另一些则是应负责维护集中营里的博物馆的党卫军要求而创作。距离奥斯威辛集中营大约70公里的波兰城市克拉科夫最近举办了《面对面，奥斯威辛集中营里的艺术》展览，首次展出了这个有史以来最大的死亡工厂里的囚徒创作的各种绘画。
举办此次展览的目的是为纪念奥斯威辛集中营转变为博物馆70周年，展出的作品包括作为大屠杀重要文献之一即奥斯威辛写生本的原稿。这是一位无名囚犯收藏的22小页的铅笔画，在1947年被一名负责看守博物馆的警卫发现。作者在画中描绘了运载犹太人列车的到来、家人分离和囚犯走向毒气室等各种场景。
“囚犯们偷偷创作的绘画是非常重要的，”奥斯威辛博物馆策展人阿格涅什卡·谢拉兹卡解释说，“他们一无所有，只有制服、木头鞋子、帽子、勺子和汤碗。是艺术让他们做回了人。”任何形式的创作和艺术，例如用面包碎屑做成的念珠、小木雕等等，都是他们求生、坚持和反抗意欲将他们摧毁的恐怖的方式。
集中营里保留的画作不仅反映出囚犯们的痛苦，也反映了他们受到的剥削。
囚犯们被迫为凶手的食堂创作宣传性的壁画，反映纳粹眼里最纯粹的美学，以及带有同样种族主义和民族狂热意识的风景画和人物肖像画。
这些画作的作者有些是无名氏，也有些留下了姓名。其中有些人还幸存下来，成为重要的艺术家，例如扬·科姆斯基（564号和152884号囚犯，因为他被抓了两次），科姆斯基在战后移民到美国，成为《华盛顿邮报》的插画家。有些画作，例如草稿图是在战后发现的，有些则是被纳粹非法搜查出来的。所有的作者，无论他们是幸存还是难逃一死，是有名还是无名，他们都借由艺术在死亡中创造了生活。
（2017-10-20 12: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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