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阳有个地名，欧江岔，为何叫欧江岔？是从何时起开始叫的？这个问题，可能没人能回答上来，各种资料和史料均不见记载，就连乡土志似乎都说不明白。

其实，欧江岔这个地名，不但有来历，而且有时间，只是，它的起因实在是益阳人遵循“家丑不可外扬”的规则而“隐恶扬善”被隐蔽了，几代下来，欧江岔地名的来历和时间也就无法说清楚了。

今把它挖掘出来，除还历史真面目尊重事实外，还因这个故事本身也并非是一件“家丑”，即使不光彩闪亮，也可说明益阳人是从一种什么文化状况中走过来的，便于我们今天更好的了解益阳，了解家乡。

故事还得从明朝嘉靖三年间（1524）说起，那一年，长江汛期来的比任何一年都要大，湖南境内的虎口、调弦两处决口 ，长江汛期的大量泥沙涌入流入洞庭湖，使洞庭湖逐步淤积趋向平原。

长江汛期的水流排泄虽是自然现象，但自然现象的改变也直接改变和调整人类社会的结构状态，淤积出来的数千平方公里土地，无疑是上等的良田沃土，但这些上天赐予的土地在社会自然形态中怎么取得归属？

于是，中国上千年的中华文明规则在这种无政府的特殊环境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数百万逐步扩展到上千万的闯洞庭湖的人基本上遵循了这样几条古老规则：

1、先到为君，后来为臣，即土地谁先开垦归谁所有。2、强王败寇 ，这主要是指后来每年淤积出来的土地归谁所有的问题。3、推选德高望重并具霸道品质的人为领袖的原则，这一条很重要，因每个圩子每年汛期时都要组织大量的人筑堤防汛，如何保住各自的圩子不被洪水淹没，是一个需要全圩子的人都齐心合力保家园的事情，要大家齐心合力，就必须主持圩子内人员的公道与公平。

当然，这三条古老原则都必须遵循一条民主的公平原则，这是洞庭湖区每年都要与洪水抗争的必然前提，不然，各圩子的人员三心二意，至少，首先就会被洪水淘汰，也就是说，尤其是上万人的圩子，内部已经具备了一个国家所需要的道德凝聚力。

影视剧剧照。图文无关。

但是，圩子与圩子之间则恰恰相反，产生排斥力，并且，圩子越大，其遭受的排斥力也就越大，因为在汛期，一个大圩子跨垸，等于许多圩子得救，在恶劣的自然环境面前，人心也变得险恶起来，完全是一种幸灾乐祸的病态心理，但是，真正的邻垸遭了灾，幸存圩垸的良心也并不好受，同情心便油然而生，事实上受灾圩子的灾情很快就会波及到没有受灾的圩子。

这就是洞庭湖圩垸文化的特有人文状态：圩子内平衡的矛盾，圩子外竞争的矛盾，乃至还有与自然洪水抗争的矛盾…..

欧江岔的名字是在圩垸文化的矛盾中产生，但是，它却是圩垸文化中的一个特殊矛盾：

自洞庭湖成为长江的蓄洪区以来，资水的出口处不通畅，泥沙在河流中间沉积，形成了冲击平原，而冲击平原的形成，又阻塞江水的下流，造成至少两个以上的出水口，年长日久，这些出水口又各自造成至少两个以上的出水口。

经过数百年的冲刷沉积，从益阳的三里桥起，一直到进入洞庭湖的各条出口，形成一个上千平方公里的冲积平原，在这个冲积平原里，水流错综复杂，数十条哑河死港，十多条季节性河流，上百个大小不等的湖泊，仅常年能够通往洞庭湖的河流就有六条。

清末老照片，图文无关。

当时资江上游的宝庆，隆回、安化等大山区的有志之士，纷纷组织行动起来，他们要利用汉口开埠的商机与口岸对接。

一个沧桑变化的历史现象：宝庆隆回等地虽在益阳的上游，按理说应该更闭塞，但他们却比下游的人更有拼搏开放精神，尤其是自陶澍、魏源等梅山文化的代表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后，许多上游人步其后尘或当官，或吃粮、或经商汇入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主流。

加之宝庆本来就是一个府，行政级别要比益阳高，因此，上游人比下游人更开放四海，他们的木排和船队也率先于益阳人在资江河顺流直下。

但是，他们尽管冲州闯府要比益阳人多，其放排的技术也比益阳人高，可这个阶段却硬是闯不出资江口这段百十里的冲击平原，并且，船或排每次都是在烂泥湖至柳林江一带被搁浅或转进了哑河死港，比如上湖就是一个经常进入死船和死排的地方（木排不能回头，只能顺流）。

遇到这种情况，自然是本钱大蚀，这是必然的结果，但具体经过却不是这样简单，因“人有三分护财力”，上游的排鼓佬遇到这种情况时，总要尽最大的努力减少损失，但“货到地头死”，何况还是进入了哑河死港？

清末老照片，图文无关。

因此，便很自然的与当地发生了一些矛盾，比如，认为当地是故意把他们误导进入死港，或当地人不像山里人那样厚道，有趁火打劫的味道，如压级压价收购，有时还发生哄抢等。

当然，上游人既然敢于闯码头，也就不是那么松统的人，于是，便发生了一些争吵甚至斗殴，但这些结果终有“亏不起”发输火的味道，自然也不会有什么大的事件轰动地方，因当地人惹不起躲得起，你已经亏了血本，还和你闹什么？

因此，这种事情闹过几次，也不了了之。但这中间也有人闯过了关的，所谓“闯关”，并不是闯过了人设的关，而是走对了路，可这种走对路的机率不到三分之一，走入哑河死港的则占三分之二以上。

按理说，这种成功机率不到三分之一的情况下，上游人是不会冒这个险了的，可坏就坏在上游闯洞庭湖的有三分之一的成功率，这三分之一的老江湖自认为已经熟悉了水路，于是，第二次便组织了更多的货源出资江入汉口。

可偏偏便在这个第二次闯洞庭出了问题：因山里几千年以来，一直是“山也还是那座山，粱也还是那道梁”，而资江下游水流的变化却是“河也不是那条河，江也不是那条江”，湖区的这种沧桑变化，山里人是一时无法了解和转变观念的，上半年还通的水路，下半年的一场洪水或圩垸便变成了哑河死港。

清末老照片，图文无关。

于是，上游人在这个地段吃的亏便更大，但这种吃亏，少不了又要和当地人发生矛盾，终于，有一回被上游的人抓住了证据把柄：

那就是在他们被逼上死路贱卖货物时，发现了当时收购他们货物的后台老板竟然是益阳兼善公司的老板周立春，于是，在同治九年（1870），由宝庆府商会组织了一个庞大的诉讼团在益阳县告发了益阳兼善公司，告状的理由很简单，兼善公司故意岔路使其误入歧途，导致商家发生居额亏损，其用心不亚于拦路抢劫。

当然，这个官司的结果在今天已经无关重要，但这个事件发生的地点是一个什么地方呢？那时，湖区经常淤积出这样的无名平原，有没有地名原本不太重要，但如今涉及官司，难道不叫个地名出来？

经当时的知县徐淦将此案的详细经过审定之后，发现此地多次死船并发生斗殴，原因该因河岔引起，于是，果断起名：欧江岔。

从此，欧江岔便正式正为了烂泥湖边上的地名，并由堤防局在河道设立招牌以示公告。至于欧江岔后来的名气要远远大于烂泥湖，那是后来的人文原因所形成的，但欧江岔却切切实实是因为官司被县令徐淦所命名的地名。

图片来源网络，为清末码头场景。

自然，上游的这次诉讼也许讨回了公道，但他们也至少发现了一个道理：资江下游出口地这百十里地的水路，不是上游人有胆量和技术就可以闯过去的，因地理沧桑变化太快了，非本地的老江湖不可，于是，益阳大码头货物中转的龙头地位也从此确立下来，这时另外的话题，不细述。

但是，当时这个地名却并没有得到社会的一致认可，一个因斗殴官司引发的地名，到底有辱当地斯文，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虽都胡乱的叫这么个名称一通，却也没有正式认同过。

可解放后，尤其是五十年代初治理洞庭湖时，这个名称被正式提到了政府的议事日程：本地多数知名人士认为，应该叫“凹江汊”，因此地为湘、资两江的凹陷之处。又一派则认为，益阳出文人，应该有文化内涵，此地应该叫“鸥翔汊”，因常有江鸥翱翔。

在争论不休的情况下，1955年有人写信给当时的益阳名人周谷城请求解决，周谷城教授的回信令两派都大失所望，因周谷城教授推论：“欧江岔本是欧家岔”。此地本无姓欧的大族，欧家岔从何说起？于是争论继续。

1956年，益阳县委书记张振江因当年在专列上受到毛主席的召见，人气官运正旺，大概他名字中也因有个江字，于是，在全县撤区并乡的会议上，用他那浓重的胶东腔一锤定音：欧江岔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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