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6月25日报道 身高193厘米，硬朗健壮，马泰走在人群里是个名副其实的“小巨人”，亲见他的第一眼是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6月18日）举行的电影《阿修罗》发布会上，他在舞台上完美还原着影片中叛军拉瓦的造型——霸气忠诚，不怒自威。
而在场下，马泰说着地道的汉语，处处散发着随和活泼的可爱气质——在思考参考文化提出的问题时，会自然地将腿搭在膝盖上，身体仰靠在椅背上，略作思索。在采访中，马泰中英文并用，中文表达非常流利，让人似乎感觉到：说汉语让马泰感到更舒适惬意。
这个外表英俊的美国“小鲜肉”是如何一步步在中国影视圈闯荡？他的中国之旅又有哪些奇妙的故事呢？这让参考文化有些好奇。
“文化差异是种乐趣，能让我不断学到东西”
马泰在采访中反复提到“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他说：“前几天，飞机从伦敦落地北京时，我心里有种回家的感觉。”而谈到将来的演艺事业时，他说：“我不会放弃中国，因为中国是未来。”
为什么一个美国小伙子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还心心念念于中国？其实，马泰与中国初次触电，源于2009年在贵州的英文支教工作，而学中文的理由也简单得很—— “我必须学会中文，要不怎么吃饭点菜交朋友？”学中文习惯就此延续下来。马泰对贵州的印象是“好美好舒服，跟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他形容自己在贵州的生活跟写作《江城》一书的彼得·赫斯勒（何伟）非常相似。2012年，马泰到成都旅行时，深深为这座城市着迷，于是留了下来，签约了一家经纪公司，同时在西南民族大学学习中文。
其实，马泰与中国的渊源不仅于此——他的祖辈也跟中国颇有历史渊源。
2011年，马泰的母亲无意中告诉他，他有一个爱上了中国的“祖姨婆”。在二战期间，劳拉·克拉克小姐在纷飞的战火中来到中国，与一群传教士一起在安徽芜湖建立医院，并热心服务于中国的医疗事业，终生未婚。2017年，马泰还探访了“祖姨婆”生前生活的地方——上海沪西第二集中营（现在的上海市延安初级中学），这段探访经历还被拍成了纪录片。
此外，马泰在参加祖母葬礼的时候，又意外得知自己祖父的兄弟利昂·威廉姆斯曾服务于大名鼎鼎的“飞虎队”，联合中国抗击日本法西斯……无论如何，这些“巧合”都让马泰觉得自己与中国的缘分是“冥冥之中天注定”。
马泰透露，自己以及自己先辈跟中国的缘分，让他对一些角色情有独钟，例如，陆川导演已经购买了影视改编权的《江城》中的彼得·赫斯勒，又如，“飞虎队”题材影视作品中的美国飞行员。
然而，即使如此了解与热爱中国，马泰也无可避免地面临中美“文化差异”。他说：“越学习中国文化，你越明白你什么都不知道”，而讲起在剧组跟中国人发生的小分歧，他一开始有些不好意思说。
他说：“也许中国人不太喜欢在问题发生之前去解决它”。马泰曾向剧组反映他发现的一个问题，“我是在尝试解决问题，以避免问题更大”，但是工作人员觉得马泰在“惹麻烦”。在马泰看来，在西方，提出问题意味着努力让事情发展得更好，往往会受到鼓励。而在东方，人们受儒家礼仪影响，谦恭合礼，注重人际关系，而提出问题看起来是“被冒犯，丢面子”。
而当问题真的发生后，马泰又惊叹于中国人处理问题的快速变通能力，“往往能以最小代价去解决问题”。马泰感叹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好在他对文化差异有包容心，能够入乡随俗不断适应中国式的处事方式。马泰称自己很喜欢这种“学不完”的感觉，他说：“文化差异是一种乐趣，能让我不断学到东西。”
“要做一辈子演员”
马泰进入演艺界，颇有点误打误撞造化弄人的意味。在美国读大学时期，马泰的理想曾一度是进入美式橄榄球联盟当职业运动员——他当时已经是克莱姆森大学一名出色的橄榄球防守。
但没曾想到，大四时，他的膝盖严重受伤，一年内就做了三次手术，梦想破灭之后，万念俱灰的他想出走一番“找一个可以帮助人的地方”。2009年，他在美国橄榄球队友的帮助下前往贵州从事公益服务。
于是才有了之后结缘：姣好的外形条件和中英文语言优势让他不断有经纪公司签约——模特，歌手，主持人，形而优则演，到如今做了演员。也许，正是之前受伤的“不幸”才创造了马泰现在最大的“幸运”——艺术，他告诉参考文化：“我13岁以后一直打球，脑子里关于艺术的东西已经全都忘掉了，我特别感谢中国让我有机会找到我的激情，回到做让自己最开心的事情上。”
对于前述这一大堆身份标签，马泰最中意的还是演员。马泰认为自己的职业理想就是“一辈子演戏” 。
于是，他不断通过专业学习和实战演戏来磨炼戏剧功底。2013年，他获得了中国政府的奖学金，成为第一位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表演的非亚洲人；2014至2015年，他在美国洛杉矶花两年学习迈斯纳表演技法；而从2017年起，马泰在英国皇家戏剧学院完成一年半的硕士课程，即将毕业。
马泰向我们比较了中美英三种表演教育的不同之处。在北京电影学院，马泰将学校的教诲——“一秒钟的时间，观众就会判断你是怎么样的人”——牢记在心。因而他无比重视演员的基本功：衣着、表情、姿态、灯光，归根结底，他需要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这是演员基本的职业操守。而在洛杉矶的课堂上，表演更偏向“要求内心无比靠近角色的状态”，譬如，演戏时会运用回忆自身亲身经历（例如回忆小时候不开心的事情）等各种方法。在英国，又是另外一套理论，演技的平衡标准是“观众感受到你的情绪”，关注点更多在演员与观众的互动性和感染力上。
难能可贵的是，学习不同的表演体系并没有让马泰“真气乱窜”，反而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在世界多个电影市场打开局面。马泰说：“发现自己演戏比之前进步了一些，这让我很开心很骄傲。”在他心目中，“最好的演员是让你完全忘了演戏两个字”，因此，他一直努力着让自己无限接近这一标准。
“我不嫉妒流量明星”
有观点认为，相比欧美影视圈的成熟与专业，中国影视圈有自己的特点——更为浮躁、复杂、急功近利。但马泰在中国影视圈打拼，有自己的一些独特看法——不尖锐激进，甚至有点佛系般的亲和。
马泰喜欢的中国电影人是姜文和王力宏，“姜文的《让子弹飞》挺生动，我看的第一部中国电影是王力宏的《恋爱通告》，十分可爱”，他明白一部电影的成功取决于各方面的因素，也避免不了各种矛盾——譬如好的故事拍不成一部好看的电影，而一个乏善可陈的故事却能出其不意地精彩。
而他欣赏的中国演员有周迅，马泰告诉我们一个小故事——他一开始并不认识《红高粱》女主演周迅，只觉得“那个女演员演得很好很自然，而且她一直看着我，我猜想她一定喜欢上我了。”马泰笑着说，自己一直没好意思告诉自己的朋友高圣远（周迅丈夫，美籍华裔演员）。
无疑，演员总是希望接到高质量的剧本，然而马泰也明白电影制片人会有“这个演员是否足够有流量“的市场考虑；他也知道，商业片可能成本大覆盖面广，艺术上不那么成功，而艺术片体量小，即使成功也很难为人所知。马泰知道这种“两难”，并学会愉快地与之相处。他的办法是，一边演商业片“挣钱吃饭”，一边演艺术片，追求理想。
马泰的好朋友卢靖姗因出演《战狼》女主角而“一炮而红”，他有些羞涩地回应说，曾设想过自己红了后的情形，觉得自己“很难承受”，所以，“目前现状也不错，只是如果更红就能接到更好的剧本。”这似乎永远是一个“甜蜜的矛盾”。
而对于现在娱乐圈的一些流量明星，他们似乎能赚取远远超于平均值的收入。“我不会嫉妒他们，因为我不觉得只有一个人可以成功，很多人都可以成功”，在马泰看来，嫉妒听起来有点消极毁灭的意味，而其实新事物的达成并不一定要毁灭旧事物，完全可以是新的创造。而且，马泰有单纯热爱的心理——如果想要达成一件事情，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做，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了。
他坦诚，自己一路走来，不是被幸运地“看脸看身材”，而是一直在努力，即使是看身材，背后也付出了许多——他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健身。更关键的是，他享受演戏的过程。为演《阿修罗》，他训练了3个月，长了25斤肌肉；在《红星照耀中国》中饰演卡尔森，就学习到很多关于历史人物的知识；在《他来了，请闭眼》中，他扮演巴尔内斯医生，学会了怎么演好一个医生。
作为一个演员，你可以不断拓宽自己人生的维度，对此，马泰深感幸运。对他而言，演戏是热爱，热爱即是享受，这不免让人有些羡慕。（文／朱柒柒）
【延伸阅读】韩国演员东夏：我对表演常怀敬畏
参考消息网11月29日报道 提起韩国演员东夏，可能很多人还很陌生。今年25岁的他其实出道已有9个年头，并出演过多部影视作品。不过，东夏真正受到关注，还是今年的事情。
在年初的KBS电视剧《金科长》中，东夏成功诠释了一个可爱傲娇的富二代形象，这令他出道以来第一次走在街上被路人认出并索要签名。紧接着，在SBS电视剧《奇怪的搭档》中，东夏饰演一个连环杀人犯，展现出了完全不同于前作的全新形象，演技也因此得到进一步认可。
最近，东夏在SBS最新水木剧《理判事判》（又译《铤而走险》《鱼死网破》）中饰演外号为“狗检”的都韩俊检察官，这也是他近10年表演生涯以来第一次担任主演。
11月20日下午，《理判事判》制作发布会结束后，东夏在首尔木洞附近的一处咖啡厅接受了参考文化的独家专访。一个半小时的交流中，东夏跟记者分享了他对表演的热爱与思考。这个25岁的大男孩，有着与其年龄不符的成熟。
跟东夏的对话从新剧开始。
从“杀人犯”变身“检察官”
参考文化：都韩俊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东夏：都韩俊是一个被称为“狗检”的检察官。不会遵从上司下达的不当指示，而是遵循自己的信念去行动。嫉恶如仇，一旦咬住犯人就绝不松口，但对家人、朋友和爱人都很温柔感性。
Q：你为这个角色做了哪些准备？
A：都韩俊是一名检察官，虽然我很想学习一些法律知识，但是在短时间内要了解所有的法律知识并熟记法律用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我还是从一些比较基本的方面着手，主要是研究和分析都韩俊这个角色的特点，比如他从小到大的生长环境、这个人的思考方式和价值观等。
此外，我在几个月前刚刚饰演过连环杀人犯。不管怎么说，同一张脸、同样的声音在相似的环境下（审讯室和法庭），总难免会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为了尽可能减少这种相似度，我在发型、着装、语气、走路姿势等视觉和听觉方面也特意做了一些改变。
Q：前一部剧中饰演连环杀人犯郑贤秀，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这次变身为检察官，有何感触？
A：这次的角色跟上次有了180度的转变，所以很多人都用了“变身”这个词。对于我来说，每个角色我都会全力以赴。郑贤秀是一个内心有着很深伤痛的人，当时我很投入这个角色，不过现在已经完全从郑贤秀中走了出来。当然忘记这个角色很难，走出这个角色的过程也很辛苦，但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是都韩俊这个需要去完成的新作业，这对我也一个新的挑战。
因为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多少会有一些担心，但我对自己很有信心。这并不是说我相信自己肯定比别人演得好，而是我相信自己肯定比其他人更努力，比其他人更热爱表演，我对自己的努力和韧劲有信心。
“无名期很长，但不觉得辛苦”
跟东夏交流的过程中，“谦逊”可以作为一个关键词。东夏在感谢大家对他演技给予肯定的同时，也一直强调自己还有很多不足。他说，近10年的无名期，令自己感受到并学到了很多。
Q：看你在六七年前的采访，能感受到那时的年轻气盛。现在的你也很年轻，但却给人很谦逊的印象。这些年经历了什么才有了这样的变化？
A：（笑）并不是经历了什么特别的事情突然有了变化，而是一路走下来，想法一点点地变得不一样了。当时太小了，还不到20岁，那时自视过高，认为自己演技可好了，现在回想起来都想找个地洞钻进去。这些年见到了很多导演和前辈演员，跟他们一起工作，看到了自己有太多的不足，对自己的认识也有了改变。最大的变化是，我更加珍视和热爱表演了。
Q：近10年的无名期辛苦吗？是怎么克服并坚持下来的？
A：“克服”这个词主要针对很艰难的事物或过程，觉得辛苦才会去“克服”。我并不觉得辛苦，所以“克服”这个词不太合适。
我一直很不能理解的是，人们为什么要在“演员”前面加上“有名”或“无名”这样的修饰语。我真的很喜欢演戏，只要能演戏我就觉得很幸福。以前戏份不多，有时都没有台词。说实话我也想多说几句台词，演个戏份多点的角色。但时间长了，慢慢地我开始不再介意是主角还是配角、戏份多还是少、有没有台词，只要能有机会一直演戏，就已经是很幸福的事了。我很珍视自己拥有的幸福，所以也不会觉得辛苦。
虽然心理上很幸福，但是实际生活中多少还是有辛苦的时候。其实我的家庭环境并不差，但父母很反对我演戏，所以不给我任何经济支持，没戏拍当然也没有收入。记得六七年前还在大学路小剧场里演话剧的时候，身上的钱只够买一盒泡面或者一张回家的地铁票。是填饱肚子跑着回家？还是饿着肚子坐地铁回家？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笑）。
Q：没有想过放弃吗？
A：“放弃”对我来说是无法想象的。那个年龄的人都没什么钱的，我的朋友们也一样，所以并没有觉得因此就要放弃。而我无法选择放弃，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虽然我出道不到10年，但是接触表演已经14年了。初中三年我一直在读表演学院，为进入“艺高”做准备。就在“艺高”面试一两周前，我在街上被陌生人袭击导致肾脏破裂而住院。从小到大，除了演戏我没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情，但在这样关键的时刻竟然遇到如此荒唐的意外。医生说如果我去参加面试，活下来的几率只有50%。即便如此，我还是坚持说服了父母，去参加了面试。不过因为身体根本就没法活动，所以最终还是落榜了。
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可能比一些其他想演戏的朋友对表演更执著，更加珍惜现在的机会，也更努力。
11月20日下午，韩国SBS水木剧《理判事判》在首尔木洞SBS电视台举行制作发布会。图为东夏与中国粉丝赠送的米花环合影。（AND ENT.供图）
不应用“主角”“配角”给演员划界线
Q：现在有了主演电视剧的机会，心情如何？
A：至今我对自己担任主演这件事，还觉得跟做梦一样。我以为自己一辈子都只能演配角呢，真的。担任主演对于我来说，并不是为了获得名利，而是能有更多的机会和空间去表演。我真的是很喜欢表演，所以觉得很幸福、很感激。
Q：很多观众都觉得你的演技早就可以做主演，但以前却没有很多的机会，觉得很可惜。
A：真心感谢喜欢我的观众给我这样的评价，因为有了他们，我现在才能继续演戏，才能像现在这样幸福。
但是我完全没有“不演主角就很可惜”的想法。每一部影视作品都是热爱表演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共同创作出来的结晶。对于我来说，演主角只是让我能有多一点表演的机会。在一部作品中，每个演员只是分工不同，而不应该用“主角”“配角”来给演员们划出界线。幸运的是，我遇到的前辈和同僚中都没有这样“划界线”的人。
“表演没有标准答案”
采访过程中，一提到表演，东夏就会不自觉地声调提高，眼神发光。此前东夏在不同的场合都曾说过，自己的目标是人们一提到“东夏”都会说“他是一个演技很好的演员”。交谈中，东夏多次强调自己是“演员”，而不是“演艺人”。
Q：今年通过几部作品，演技得到了观众的认可。“成为人们口中演技好的演员”的目标似乎已经实现。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
A：表演没有标准答案，没有一个人能定义什么叫“演技好”、什么叫“演技不好”。即使是德高望重的表演艺术家，也不会说“这样表演才是对的”，“就得按照这个语气、这个表情、这个动作来表演”。但是观众却能去评判一个演员的演技好或不好，这一点很有意思。
虽然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我真的很想听到观众说我“演技好”。我很感谢观众对我演技的喜爱和肯定，但是我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实现了第一个目标。因为演技没有标准的正确答案，我的努力也没有尽头，至今也从没想过第二个目标是什么。
Q：在你看来，演员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
A：两年前，我在拍摄电视剧《华丽的诱惑》。当时正在为拍一场祝贺场面的戏做准备，突然接到家里的电话，说父亲突发脑溢血昏迷，情况危急，让我立刻回去。但是我没有回去，而是在现场坚持拍完了那场从头到尾都笑着的戏。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会做出那样的选择，只记得那天拍完后自己哭得很厉害。
有人可能觉得这是专业精神，有人可能认为这是不孝。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残忍的选择。现在让我选，我可能还是会选择先完成自己的拍摄工作。我讨厌做出这样选择的自己，但却又只能这样选择。
对于演员来说，有的时候内心再痛苦也不能表露出来。同时，由此带来的纠结和痛苦的记忆还会伴随一生。演戏对我来说是最幸福的事，可演员却是一个有时必须得承受痛苦和无奈的职业。
Q：对你来说，表演又意味着什么？
A：我对表演常怀敬畏。表演是一件很有魅力的事情，用表演去表现那种没有限制、没有标准答案的事物，让我觉得很幸福。如果非要用一个事物来形容的话，表演就是我的心脏。我的人生目标，就是一直演戏，直到离开世界的那一天。
（2017-11-29 10:27:00）
【延伸阅读】迈克尔·道布斯：《纸牌屋》改变了我一生
参考消息网5月11日报道 2013年2月，美剧《纸牌屋》在美国在线视频平台“奈飞”上横空出世，外界称奈飞干了一件颠覆美国业界的事情——首次一次性将整季剧集全部播出。正是该剧扎实的原创内容功底，帮助奈飞订户数超越传统的HBO电视网。
这部热播剧紧跟美国政坛风云变幻的政治生态、政客间的利益交换和人性困局，巧妙地营造出虚构的现实。该剧不缺“八卦”与戏剧化桥段：凶杀、色情、婚外情、钱权交易、尔虞我诈，但是，它高明在于，这些虚构内容具有令人信服的合理性与现实感。
英国人迈克尔·道布斯作为原著作者，可谓是《纸牌屋》故事的“缔造之父”。2018年4月22日，参考文化见到了来华参加新文创行业峰会的迈克尔·道布斯，有机会面对面了解他。
《纸牌屋》为什么畅销？
迈克尔·道布斯1975年步入英国政坛，担任当时政府特别顾问和撒切尔政府幕僚长。
道布斯形容1987年为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选举团队工作特别艰难，“玛格丽特·撒切尔是一个比较残忍的人，喜欢对峙，我还记得她拿手提包挥舞打人的样子”。或许，撒切尔太难相处，他用英国人特有的讽刺语气说道：“在她的墓碑上永远不可能出现‘被深切怀念’这几个字眼。”
有趣的是，他写作《纸牌屋》，或许正是因为受到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刺激”。
在撒切尔选举成功之后，道布斯决定立马去休假——那是两年半辛苦工作以来唯一的一次休假。而正是在那次度假期间，他读到一本很糟糕的政治类小说，他对自己说：“既然我对这本小说生气，那为什么不写一本比它更好的呢？”于是他拿着一个平板电脑、一支笔和一瓶白酒去游泳池边开始创作。
然而直到酒瓶空了，他面前的纸上写的只有“去你的”。
但最终，他为何能完成这本书？
道布斯谈道：“那似乎是一种心理发泄和治疗。如果所有一切放在弗兰西斯·安德伍德的身上，就觉得过程变得如此享受。”
“并不需要特意下定决心去写作，在我看来写一本政治小说相当简单。”他认为，只需要从现实中取材，然后从笔端流淌而出，但他也有特别的写作技巧：“现实中的政治人物从来不会表现夸张或者极端。但在小说中，你往往需要将他们描绘得令人难以置信。”
道布斯也没有寻常艺术家创作的痛苦，反而充满喜悦。
“写《纸牌屋》让我觉得随心所欲，写作滋养了我。我现在又回到了政治的角色中，你写的就是你的生活，而不是写一套做一套，这让我觉得放松。人们鼓励我在政治上试一试，但总有挫折，这是常态。”已经70岁的他，状态显然已经相当平和。
传达他自身对西方政治人物的理解
迈克尔·道布斯在保守党中享有声望，甚至被称为“威斯敏斯特的娃娃脸杀手”。
他谈到：“政治是一场非常艰难的事情，实际上真正成功的政治家都是在做非常艰难的决定。”
道布斯曾出版过一本关于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书籍。
道布斯在《纸牌屋》中对男主人公的塑造，很好地传达了他自身对西方政治人物的理解。
譬如，弗兰西斯·安德伍德称自己不会得到这份工作，然后他的手指指关节咔咔作响，那种政治家内心的痛苦感呼之欲出。
在对政治人物的描述中，迈克尔·道布斯身上那种属于英国人的冷幽默与坦诚，也不时流露出来，让人耳目一新。
《纸牌屋》改变了我一生
或许，大多数中国观众熟悉《纸牌屋》的故事，是因为奈飞出品的美剧，但其实之前，BBC还拍了一个英版。
如果说同意BBC来改编小说时，他是比较果断的，那么，在决定是否给美国MRC版权时，他有些怀疑。“他们提了凯文·史派西、大卫·芬奇、罗宾·怀特、奈飞，一个接一个，于是我开始信任他们。“我想自己何德何能让伊恩·理查森、凯文·史派西来出演，这就像不废丝毫汗水就赢得了两块奥运会金牌。”“这是我意想不到的，可以说，25年后，这件事情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
他形容卖版权就像卖房子，“你建造、设计了它，也住在里面养活着一大家子，但一旦你卖了它，它就不再是你的了”。
《纸牌屋》是极其政治敏感的一部剧。英版一开头是男主角拿着玛格丽特·撒切尔的照片相框，正面朝下，然后嘴里说着“世上没有永恒的东西”，这奠定了整部剧嘲讽世故的基调。
而美版《纸牌屋》时机也是恰到好处：美国正在经历危机，它似乎慢慢僵死，人们热切希望有人能出头做出改变。这时候观众需要弗兰西斯·安德伍德这样的人。道布斯认为，美版弗兰西斯“真的能把事情做成，不论过程如何，他甚至微笑对着镜头与观众对话，他打破了横亘的第四道墙，并把观众也加入到同谋中去”。
道布斯说自己参与美版《纸牌屋》过程“独特并且开心，我没想到那么愉悦”。他还分享了一些拍摄趣闻：
道布斯称美版《纸牌屋》超越了电视剧内涵，像是长达13小时的电影，有起承转合，有高潮。“剧中关门的声音、灯光的效果是直接采自白宫、国会大厦，甚至即使观众在剧中看不见卧室壁橱里有什么，但剧中人物打开它，里面全是衣服。厕所的冲刷声，熄灯信号，家具家电……你可以真的在剧中生活数周，过一下这种奢侈的生活。”他表示，这些都是为了让演员真正进入角色，这个剧一开始就设置了出乎意料的高标准。
要平衡大数据的取与拿
美版《纸牌屋》的畅销，跟其被放在新型流媒体大数据播放平台“奈飞”上播出，不无关系。奈飞用户可通过电视机、电脑、XBOX游戏机等设备观看海量影视作品，而奈飞流媒体及DVD租赁业务的每月订阅费只需7.99美元（1美元约合人民币6.3元——本网注）。
最关键的改变是技术的革新。以《纸牌屋》为例子，凯文·史派西的粉丝会看到以他为重点的预告片，女性观众会看到充斥剧中女性角色的预告片……奈飞会记录你的每一次播放，暂停，快进，并分析你的口味，以此来推荐更适合的内容。
迈克尔·道布斯认为，这种影视大数据运营方式，对存在侵犯用户隐私的隐忧。“对于大公司来讲，他要掌握具体多少信息才合适？这需要平衡。大公司能够创造更好的新的业务，另一方面还要确保用户个人的权利，比如个人隐私，自己的生活不让别人打扰的权利。”
他甚至认为，一味迎合用户的口味也不见得是那么机智的。
他举例说：“以前曾经有一家汽车制造公司，客户想要什么样的车就给什么样的车。你想要黑色的车，六个月之后我们交黑色的车给你，可是这家公司却没有生存到现在。”在道布斯看来，生产者与消费者“取和拿要有一个平衡”。
但他无疑对以奈飞为代表的技术表示积极态度：“以前的人们害怕新的技术会使得创意受到影响，使得标准降低，但是实际正好相反。一开始奈飞就充分认识到质量的重要性，它的标准还要更高一点。”
不过，技术的巨大变化已经开始促进生活方式的改变。譬如，英国话剧院与流媒体合作，开通了转播功能，让整个英国甚至以外地区都能够实时观赏到演出。
但这种便捷也是有代价的，它伤害了观众在剧院正襟危坐的隆重感，“我在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中，在大屏幕前看莎士比亚的作品《奥赛罗》。奥赛罗对他老婆下手的时候，我在大屏幕上看得非常清楚，但问题在于什么？他把他妻子杀死十多分钟了，你还可以看到演员的胸部在起伏在呼吸。”道布斯说。
迈克尔·道布斯对新来的技术有复杂的情绪。但作为一个文化创作者，他有自己的底线——
“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你走出去，然后你想讨好各方，而最后你没有成功，你其实是一无所有的。”
而这无疑不会在迈克尔·道布斯身上发生。（文/朱柒柒）
（2018-05-11 17:10:52）
【延伸阅读】史明智：书写上海一条街 实现一个美国记者的“中国梦”
参考消息网4月20日报道 2018年3月，为美国媒体常驻上海的记者史明智，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纪实文学作品《长乐路》的中文版。
一个美国人记录上海人民的生活？《长乐路》无疑是新奇的。这本书的口碑也不错，甚至有读者沿着书中的地图亲自探访了一遍。书里描绘了中国梦，却包含理解和冷静，用以小见大的笔触将故事娓娓道来。也让参考文化对作者充满了好奇。
第一次在北京的一次文学活动上见到他时，他穿着一身黑西装白衬衣，身材匀称，幽默健谈，一副乐观的美国人的样子。4月18日，参考文化对史明智进行微信语音专访，在中国长期的生活的他，时不时吐露几句很地道的上海话和四川话，普通话乍听之下也没有“外国人”口音。他喜欢聆听别人的故事，对人与事充满同理心和探究欲，有种超乎寻常的积极和耐心。他说自己很爱辛辣的四川食物，上海的食物对他来说有点寡淡。
这样一个有烟火气息的记者能写出《长乐街》这么朴实生动的底层人物的故事，似乎倒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他是如何一步步喜欢上记者这个职业？又是如何喜欢中国并在上海定居下来的？对中国百姓的生活有哪些独到的看法呢？
在四川教英语让他爱上书写中国
1996年，史明智毕业了，他希望能参与美国“和平队”志愿者工作——他希望能去贫穷的发展中国家锻炼两年。因为西班牙语专业背景，本以为自己会被派到中南美洲国家，却被给三个跟西班牙语毫无关系的选项：乌兹克斯坦、俄罗斯和中国。最终，他选择了中国。他解释说，中国有如此丰富的历史、如此众多的人口，冥冥之中非常吸引他。
或许正是这种对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好奇与追索力量，让他和中国结下深深的缘分。
史明智谈到接受中文语言训练时的情况，当时他和同伴时常骑行三四小时互相拜访。“我当初只有20岁出头，是一名纯粹的英语老师。但当时何伟（美国作家彼得·赫斯勒——本网注）已经快30岁了，相对成熟，他有更明确的目标，且一直钟情于写作”。何伟对史明智的影响更类似一种顺水推舟、潜移默化，2012年，何伟已经完成作品《江城》，“他有写作关系网，对引导我写作有支持和帮助作用。”
他概括道：“我们有相似的中国生活经历，我们都是美国乡村来的孩子，都加入了和平队志愿者，都是某种程度上的外国记者，于是有了一种近乎共性的体验。但是我们分析事物的视角却非常不一样，这跟我们今后的个人体验也密切相关。”
在四川的经历让史明智开始爱上写作、报道，并且了解如何将自己的文章投给报刊。回美国后，他开始对“做记者”认真起来，并前往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新闻学。
2010年，他获得了广播媒体Marketplace驻上海记者的工作，干脆搬到中国上海居住。
史明智无比热爱记者这一职业，并且一度觉得自己特别幸运。“你可以接触到那么多有意思的人，并且观察他们在一段时间内发生了哪些翻天覆地的变化。你可以洞察人性，并且反观自己”。他一度想专注研究心理学，“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又对人们的心理、行为产生了哪些影响，我觉得这些很迷人。”
相比美国的生活，史明智似乎更喜欢在中国的生活。“我小时候住在明尼苏达的小镇上，那里很多事物持久不变。但在中国，经济飞速增长，它的变化如此之快。我太好奇人们的价值观或者行为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了。”在中国正是发生这片奇迹的沃土，他能够在这里“准确记录，亲眼见证”。
人物故事是他一个个敲门拜访获得的
近水楼台先得月，史明智从他居住的上海长乐路入手，开始细致书写中国人。
其实，这条长乐路并不普通——它位于上海市中心地标人民广场的西南方，在地图上只是一段短短的波浪线，但里面起伏着中国近现代波云诡谲的历史。法国人在这个曾属于其租界的路上种满梧桐；之后，日本人来轰炸过，又从这座城市撤离，新中国成立；后来，工厂机器轰鸣；再后来，市场经济大潮裹挟了这个“魔都”里每一个人的生活。
要书写中国了解中国人，会中文是一项“硬通货”。史明智笑道：“我是一个记者。也许我的书面中文很差，但我的汉语口语比较过关。”他学中文学了很长时间，同时，他对与中国人沟通很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他知道中国人的文化习惯边界在哪儿，也知道怎么让采访准确并且得体。
“通常媒体人更关心政府干了些什么，而不是关心百姓所思所想。”史明智说。而《长乐路》则真诚地诉说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真实故事。这些人物素材都是史明智一个个敲门去拜访得到的。刚开始人们会对他持有警惕，毕竟他长着一张外国人的面孔。但史明智会说：“我想了解你的故事，让我写以你当主角的故事，你愿意吗？”这个时候，人们往往会点头。
《长乐路》最初是一个英语电台节目，现在变成了一本书。史明智说，当初他曾一度担心节目内容会枯燥沉闷，但后来他的疑虑很快被打消。“刚开始是一个开着一家精致旗袍店的96岁的老爷爷的故事，他从14岁开始一直做到90多岁，兢兢业业。”这一系列故事引发了美国听众的好评，他们开始意识到：“在某些意义上，中国人和美国人如此相似。”
而《长乐路》关注的一众“小人物”人物鲜活、故事惊艳，史明智对这些人物不分轻重，都怀有热情。
“我喜欢CK（三明治店长陈凯（音）——本网注），他有一种可贵的人类精神。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对世界和信仰有那么多疑问和追求，有一种智慧的探寻，这点我们惺惺相惜”；而花店主人赵女士“认为家庭是最重要的，这点我很同意，她还有一种与我类似的幽默感，我们的化学反应很足”；痴迷于赚钱的傅阿姨“她像来自于自然的一股力量，可以不停歇地说话，想各种赚钱的法子。我经常讶异于她无穷无尽的能量，好像每天一睁开眼睛就有一堆任务要去做。”
他还提到陈忠道，“即使成功几率如此渺茫，他有自己的信仰，不接受现状，并且为此斗争，我很尊重他。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他这样。”此外，他说王雪松是他最敬佩的人，“他成长在没有父亲的家庭中。一个人单独打拼去了一无所知的美国，已经快60岁了却没有放弃任何梦想，他甚至在美国学习课程想考大学。这让人赞叹。”
史明智说，写《长乐路》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它反过来回馈了我”。
中国新老一代要相互理解很困难
在史明智看来，中国年轻一代似乎正处于一个特别矛盾的节点：他们跟随父母长大，却似乎跟父母的经历没有共同之处，他们似乎很难理解对方——“父母对于孩子的期待是完全基于自己以前的遭遇，但那样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了。我能感觉到年轻一代处于强烈的压力中，想要取悦父母但却清楚自己不可能达到那些疯狂的高期望。”
他形容每个家庭都是“theater play”（跟戏剧一样精彩），“子女被逼婚，被唠叨工作，他们有时只好说谎，否则父母会一直干预他们的生活。”
在最近的二三十年间，史明智亲眼见证了中国经济发生的巨变，“中国很大，每个地方如此不同，有时候我想甚至中国不同地方的人都无法互相理解。”他认为，四川人有幽默感并且热爱慢生活，享受闲暇时光；北京人热爱聊天，可以对任何事物展开话题；上海人更为保留和严肃，更全球化，也更有品味。而现在史明智和美籍华裔妻子的孩子也在上海长大，“如果今后可以跟孩子、孙子讲这些，是一件让人很满足的事情。”他说。
史明智很恋家，也想念美国，闲暇之时会陪孩子打棒球，“我希望能陪伴他们成长。”他说，不知道今后是否回美国，但是他很享受当下。（文/朱柒柒）
（2018-04-20 17: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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