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北美路径 vs. 西班牙-拉美路径（下）｜道格拉斯·诺思|163

按：本文摘录自道格拉斯·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韦森译审）p.136-139，第一部分参见：英国-北美路径 vs. 西班牙-拉美路径（上）｜道格拉斯·诺思

路径依赖

为了使这两个简短但反差极大的故事能有力地说明路径依赖问题，我们有必要将每个社会的的政治、经济和司法系统理解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正式规则与非正式约束的网络。正式规则与非正式约束合在一起构成了制度矩阵，它将经济体引入了不同的路径。论证网络外部性也很必要，因为这种外部性限制了行为人的选择，阻止他们对制度框架做剧烈的改变。但这项工作所需要的证据大大超出现有的、我所熟悉的经验证据的范围，因而我只能间接地推断这些证据的含意。

在一项颇受争议的研究《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1978）中，艾伦·麦克法兰提出：至少从13世纪开始，英国就已经与我们传统上所以为的那种小农社会不同了。这些传统特征包括：族长式统治、大家庭、妇女地位的低下、联系紧密而又封闭的农民村落、自给自足、以家庭作为劳动单位。所有这些特征到13世纪都明显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如麦克法兰所描述的：对家庭结构和工作组织的一些流动的、个人主义取向的态度；在农村社区的社会关系中，附带着一系列处理财产、继承以及妇女法定地位等问题的正式规则。麦克法兰想要指出的是：英国是不同于其他国家的，而且这种差异由来已久。但同时，他所收集到的大量证据清楚地表明：从正式规则与非正式约束之间复杂而又相互依存的网络中，产生了路径依赖的报酬递增特征。

关于西班牙制度结构中的报酬递增特征，最有力的证据是：王室与官僚尽管已经意识到国家正在走向腐朽没落，但还是无力改变西班牙的发展路径。在17世纪，西班牙从一个西方世界自罗马帝国以来最强大的国家，沦落为一个实力二流的国家。乡村人口的流失、工业的停滞以及塞维利亚与新大陆之间贸易系统的坍塌，都与政治领域内的加泰罗尼亚和葡萄牙的反叛同时发生。其最直接的原因是周期性的战争和一场财政危机。这次财政危机使奥利瓦斯（1621-1640）不得不采取一些孤注一掷的措施，而这使得根本性问题进一步恶化。的确，在当时的制度约束和行为人的感知条件下，被认为可行的政策只有价格控制、增税以及一再对财产进行没收。关于行为人的感知，扬·德·弗里斯在其对危机时期的欧洲的研究（Jan De Vries，1976）中，如下这般地描述了当时人们为扭转衰退所做出的努力：

然而，并非社会没有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一群经济改革家……写了堆积如山的短文，吁请采取新的措施……事实上，在1623年，一次有关改革的会议就为新登基的国王菲利普四世推荐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推行鼓励早婚的税收（从而人口可以增加）、限制奴仆数量、成立银行、禁止奢侈品的进口、关闭妓院，以及在小城镇禁止教授拉丁文（以免农民因受了零星的教育而离开农业）等。但却找不到力量来将这些建议贯彻实施下去……据说这次改革运动的唯一成就，是废除了轮状皱领，因为这种时尚曾让贵族们因为洗衣而几乎倾家荡产（De Vries, 1976, p.28）。

工具理性能否被运用到这次会议的论证中，看来尚有疑问。

在17世纪，英国和西班牙都面临着财政危机，但它们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路径，这反映了作为社会之深层基础的制度的特征。

自然而然的后果

美国的经济史是以联邦政制和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以及作为一个基础结构的产权为其特征的。这些基本制度鼓励了能建立资本市场和经济成长所必须的长期契约行为。即使是有史以来最耗资巨大的一场内战，也无法改变其基本的制度矩阵。

反观拉丁美洲的经济史，那里却始终保持着从西班牙-葡萄牙继承的集权与官僚传统。约翰·寇茨渥斯对19世纪的墨西哥的制度环境做了如下的刻画：

“干预主义以及制度环境中广泛存在着的任意专横特性，使得城市与乡间的各个企业不得不采用高度政治化的运作方式，利用血族关系网络、政治影响力以及家族声望来获得一些特权。这些特权包括获得信贷资助、得到各种劳动用工策略方面的帮助、追索债款或实施契约、避税或规避司法制裁，以及保有或取得土地等。经济领域内的成功与失败，取决于生产商与政治权威之间的关系，这些政治权威包括：安排身边事务的地方官员、当情况需要时能从法律上偏袒或干预地方处理结果的殖民地中央政府。被相互勾结的特权系统排除在外且得不到政治袒护的小企业，不得不长期在半地下的状态中运作。它们总是处于法律的边缘，任由下层官员摆布。他们永远无法摆脱肆意妄为的法令的骚扰，也永远无法与更有权势的人的特权相对抗（Coatsworth,1978,p.94）。”

英国和西班牙在新大陆上建立起来的不同路径并没有弥合在一起，虽然共同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也曾起到过一定的调和作用。在前者，一种促进非人际关系化交换的制度框架演化生成了，而非人际关系化交换是政治稳定以及获取现代技术的潜在经济收益所必需的。在后者，人情关系依然是许多政治与经济交换的关键。产生这种人情关系的制度框架在演化中既不能带来政治的稳定，也不能使现代技术的潜力得到持续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