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回忆过去，只有尸骨堆积如山|163

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去世次年，其口述回忆录《见证》出版于美国，在冷战双边都掀起了涟漪。官方叙事里的人民艺术家形象被消解，由回忆录构建的“反动”形象也因口述记录者索科洛夫“叛逃”西方而面临质疑。几十年后，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以第三人称形式描摹肖斯塔科维奇的记忆，试图重塑事迹，以复观其人在历史中的自我确证。当历史材料和小说想象将人物卷入叙事的漩涡，读者如何确证其中的真实？

1906年，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生于圣彼得堡，童年记忆与革命、暴乱、饥荒相连。毕业于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处女作第一交响曲大获成功。1936年，他的歌剧《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改编自列斯科夫同名小说）被真理报一篇名为“混乱而非音乐”的文章粗暴批评。其时，肃反运动已经开始，斯大林将党内斗争外扩，枪毙名单上出现各界知识分子的名字，真理报的批评可以等同于死亡点名。但肖斯塔科维奇活下来了，后来他又活过了二战，活着看到斯大林死去，活着拿到了许多勋章、以及更多不再危及生命的批评和谩骂。等他去世时，唁词称他是“苏维埃政权的忠实信徒”，但他留下一份口述回忆录，由记录者，他的门生所罗门·伏尔科夫送至西方出版。“我曾以为我想表达的都在音乐里了”，但是不行，还需要配上歌词。

肖斯塔科维奇

一

在他的理念中，粗鲁和暴虐是紧密相连的。这没逃过他的注意：列宁在口述他的政治遗嘱、考虑可能的接班人时，指出过斯大林的主要缺点是“粗鲁”。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他讨厌看见指挥被羡慕地描绘成“独裁者”。去粗鲁地对待一个已经尽力的管弦乐手是种耻辱。而这些暴君，这些拿着指挥棒的皇帝，却陶醉在这样的修辞中——仿佛一支管弦乐队只有被鞭挞、被嘲弄、被羞辱了，才能演奏好。

托斯卡尼尼最糟。他从未亲眼见过这位指挥家指挥；只是从唱片里了解他。但所有东西都是错的——拍子、情绪、细节……托斯卡尼尼把音乐剁成了碎末，然后在上面涂了一层恶心的沙司。这让他很愤怒。“大师”有一次寄给他一份他的《第七交响曲》的录音。他回了信，指出了这位著名指挥家的许多错误。他不知道托斯卡尼尼是否收到了信，如果收到了，又是否读懂了。可能他以为信里一定都是恭维话，因为不久，那光荣的消息就传到了莫斯科，他，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被推选为托斯卡尼尼协会的名誉会员！很快，他开始收到唱片等礼物，都是由那位伟大的奴隶主指挥的。他当然从未听过它们，但把它们收在一起，作为未来的礼物。不是给朋友的，而是给某类熟人的，那些他事先知道会激动不已的人。

这不仅仅是自尊心的问题；也不仅仅是音乐的问题。这类指挥对乐队大吼大骂，场面难看，威胁要开除迟到的首席单簧管。乐队不得不咽下这口气，在背后说指挥的闲话——这些故事却让指挥看起来是个“真正的角色”。然后，他们开始相信这个拿着指挥棒的皇帝所相信的了：他们演奏得好，就是因为被鞭抽。他们凑成一堆受虐狂，除了偶尔对彼此吐出几句讽刺的话，本质上都崇拜他们的领袖，因为他高贵，充满理想主义，富有决断力，能比他们这些在谱架后弹拨和吹奏的人看得更广。大师很严厉，当然他必须得时不时地露出威严，是一位必须追随的伟大领袖。现在，谁还能否认乐队就是一个微观社会？

因此，每当这样的指挥对面前的乐谱感到不耐烦，想象出某个错误或缺点，他总是会做出礼貌的、礼节性的回应，这一招他早就练习完美。

因此他也想象了以下的对话：

权力：“看，我们发动了革命！”

公民第二单簧管：“是啊，革命很精彩。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改进。这真的是个巨大的成就。但我只是不时有点疑惑……当然，我可能完全错了，但这真的绝对有必要吗？枪毙所有工程师、将军、科学家和音乐家？把上百万人送进劳改营，让他们像奴隶一样工作到死，让每个人都心生恐惧，以革命的名义被逼虚伪忏悔？创造出这样一个系统，哪怕只是大概样子，都有成百上千的人每天晚上等着被拉下床，带到‘大房子’或卢比扬卡，被拷打，在彻底捏造的罪状上签上自己的大名，然后脑袋后吃一枪子儿？你知道，我只是感到疑惑。”

权力：“是的，是的，我明白你的看法。我肯定你是对的。但我们这会儿先不管它。下次我们改过来。”

——《时间的噪音》第60页

在斯大林画像前给战斗飞行员们弹奏

如今，我不能忍受粗暴，哪怕他是所谓的伟大的艺术家。我最恨粗暴和残忍。我认为粗暴和残忍永远是联系在一起的。例子很多，斯大林便是其中之一。[...] 使我感到难受的是，这些虐待狂者总是有崇拜者和追随者——而且是真心实意的。典型的例子是托斯卡尼尼。

我讨厌托斯卡尼尼。我从来没有到音乐会听过他指挥，但我听够了他的唱片。我认为他对音乐的处理是可怕的。他把音乐剁碎了，然后在上面浇上令人恶心的调味汁。托斯卡尼尼给我“面子”，指挥了我的交响乐。我也听过这些唱片，它们毫无价值。

我读到过描写托斯卡尼尼指挥风格和他指挥排练时的作风的资料。那些形容他的可厌的举止的人为了某些理由反而对其感到愉快。我简直不能理解。

我认为那种举止令人生气，不是令人愉快。他对音乐家又叫又骂，并且以最不体面的态度大吵大闹。可怜的音乐家们必须忍受这一切胡闹，否则就会被解雇。可是他们甚至开始在其中看到了“某些东西”。

当然，你对比必须习惯。因为，如果你每天都则哦到嘲骂，那么你要么就是逐渐习惯它，要么就是发疯。只有坚强的人才能介乎这两个极端之间，可是在乐队演员中又有多少真正坚强的人呢？集体演奏的习惯培养的牧群的本能。

——《见证》第56页

1949年，肖斯塔科维奇访美期间，在麦迪逊广场上演奏。

二

他和阿赫玛托娃也有过一次“历史性会面”。他邀请她来热皮诺会面。她来了。他沉默地坐着；她也是；这样过了二十来分钟，她站起来，走了。她后来说：“好极了。”

关于沉默可以有很多解释，在沉默中，言尽乐起；而且，乐也尽了。有时候，他将自己的处境与西贝柳斯的相比，西贝柳斯在人生后三分之一时间里没有写任何东西，相反，他就待在那里，象征着芬兰人民的荣耀。这是一种不错的存在方式；但他怀疑自己是否有足够的力量保持沉默。西贝柳斯显然满心不快，自轻自贱。据说，他将自己留存下来的手稿付之一炬的那天，感到如释重负。有道理。就像自轻自贱会跟酒精相连，一个刺激另一个。他太知道那种联系、那种刺激了。

关于阿赫玛托娃拜访热皮诺在这个版本中，她的说法是这样的：“我们谈了二十分钟。好极了。”如果她真的这样说了，她是在做白日梦。但那就是“历史性会面”的麻烦。后人该相信什么？有时，他觉得一切都另有版本。

——《时间的噪音》第97页

尽管我们有那些相同之处，要我和阿赫玛托娃谈话仍然叫我为难。不妨说说那次“历史性的会见”。别人在列宁格勒附近的科马罗沃为我安排了一次与阿赫玛托娃的历史性的会见，结果出现了相当尴尬的场面。我们都没系领带——反正是在乡间。他们曾劝我在同这位有名的女诗人见面时穿得像样一些，可是我说：“算了吧，反正来的是一个胖老太婆。”我对这件事很不在乎，穿的衣服既不讲究，也没系领带。等到看见阿赫玛托娃时，我感到紧张了。她像个贵妇人，一副高贵气派。这位著名的女诗人穿得极为讲究，看得出她是为这次历史性会见着意打扮了的，她的举止也是恰如其分的。而我，连领带也没打。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光着身子似的。

我们默默地坐着。我沉默无言，阿赫玛托娃也沉默无言。我们什么也没说，坐了一阵就分手了。我听说她后来说：“肖斯塔科维奇来看我。我们谈得很多，什么都谈。”

历史性会晤大抵如此，别的是到写回忆录的时候加进去的。

——《见证》第346页

中间的老妇人是晚年阿赫玛托娃，左一青年是《见证》记录者所罗门·伏尔科夫。摄于1965年

三

沙皇尼古拉一世统治的时代，一次，一个轻骑兵诱拐了将军的女儿。不知更糟还是更好，他真的娶了她。将军向沙皇抱怨。尼古拉如此解决了问题：首先，他宣布婚事无效；接着，女孩的贞操被官方恢复。在大象的祖国，什么都有可能。但即便如此，他并不认为有一个统治者，或者一个奇迹，能恢复他的贞操。

——《时间的噪音》第119页

最好不要谈什么纠正错误了，因为只会越纠正越糟。更重要的是，我喜欢“恢复名誉”这个词。当我听到“为死者恢复名誉”时，我更受感动。但是这也没有什么新鲜。有一个将军向尼古拉一世诉苦说，有个轻骑兵诱拐了他的女儿，甚至结了婚，但那将军反对这门亲事。皇帝想了一会，说：“我命令，这次婚姻无效，大家要认为她是处女。”

不知怎么的，我还是不觉得自己像个处女。

——《见证》第208页

苏联音乐界三座大山，左起：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哈恰图良；三人均在三十年代时被批评，作品也被禁演。

小说的缘起、英雄及懦夫（节选）

[英] 朱利安·巴恩斯访谈

恺蒂：肖斯塔科维奇是个很有争议的作曲家，有人说他的作品是为苏联唱赞歌，也有人说他是现代主义的大师。您的这本书分为三个部分，“在电梯旁”、“在飞机上”、“在汽车里”，分别描述了肖斯塔科维奇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时间段。这个结构是很自然地出现在您笔下的吗？

巴恩斯：这个结构的形成很不容易，它的出现完全是偶然。一开始，我根本没有结构，所以写得很不顺。停了九个月，我才重新提笔。我一直知道，他站在电梯口等着被逮捕的那个场景，一定是这本书的开始，也是这本书的中心。后来得知他对闰年很迷信，我又发现，虽然他是1937年站在电梯口等着被逮捕的，但事情的起因是1936年，斯大林去看他的歌剧《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的的演出，中途退场，以及《真理报》发表的《混乱取代了音乐》的社论，他被当局招去审问，加上许多音乐家、艺术家在那个时代莫名其妙地消失，所以，他断定自己要被逮捕。他不想让妻子和不到一岁的女儿看到他被抓，所以，他每天晚上都拎着箱子在电梯口抽着烟，等人来抓他。
十二年后，1949年，他去纽约参加国际和平会议，宣读苏联当局为他准备好的讲稿，像机器人一样当了政府的传声筒，并公开批判他所崇拜的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还被中央情报局资助的尼古拉斯·纳博科夫百般质问，极受羞辱。事情的起因是1948年，斯大林亲自给他打的那个电话。我意识到这两件事恰恰相隔十二年，我就想，如果1960年他的生活里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就好了。一翻资料，他那年入党！这真是天赐良机。所以，这本小说的结构是暗含在肖斯塔科维奇的生活里的，只是等待着我去发现而已。

肖斯塔科维奇清晰地记得被真理报点名批评的那一天，他是在阿尔汉格尔斯克（俄罗斯西北部城市，距离圣彼得堡约1500公里）的火车站看到的报纸，1936年1月28日。

恺蒂：肖斯塔科维奇生活在斯大林的强权高压政治下，早年被压制，晚年却受到了重视。有人把他与索尔仁尼琴比，认为索氏是英雄，而肖氏则是懦夫。您这本书讨论的一个重要主题，是英雄、懦弱及尊严的关系。记得今年1月，您在《卫报》上有一篇文章，您写道：“我的英雄是一个懦夫，确切地说，他自认为是一个懦夫。更确切地说，他所处的境况，让他不可能不成为一个懦夫。你或我，如果处在他的境遇里，也会成为一个懦夫。”您能解释一下吗？

巴恩斯：《时间的噪音》确实是在探索强权和艺术的关系：当强权政治在支配你生活的一切时，你是否会与强权做一笔交易？在放弃掉一些自由的同时，保住另一些可以创作的自由？谁会向恺撒屈服？这个恺撒如此贪婪，你究竟会屈服到什么程度，屈服的代价又是什么？向权势屈服之后，艺术家是否还能保持自己的尊严？
我在《卫报》上的那篇文章是在此书出版之时写的，我想向读者解释我笔下的英雄和懦夫。有时候，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并不一定是真英雄。是否在强权下选择当英雄，你必须要权衡所有的利害关系。在斯大林的苏联，如果你选择当英雄，你不仅不可能再继续创作，而且你将被处决，你的家人、朋友、和你有关联的人都将受到牵连，被关进监狱或被处决。你的“英雄行为”会伤害到很多你所爱的人，你的孩子会被带走，会被当局养成一个你不希望他变成的人，那样的情况下，你想当“英雄”是相当愚蠢的，当懦夫才是唯一理性的选择。很多时候，我们是不能用“英雄”或这些词的，英雄如果变成了一种虚荣，以你的亲友的牺牲为代价，那怎么还能叫英雄呢？

1949年，肖斯塔科维奇访问美国，发表演讲；

演讲稿中谴责了他尤为喜爱的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

后来他深深为此自责。

恺蒂：能不能说，这本书中，您是让肖斯塔科维奇借着您的笔说话，例如，您写道：“也有一些明白点的人，他们支持你，但同时也对你感到失望。这些人没有领会关于苏联的一个简单事实：在这里说真话是不可能的，除非不想活了。这些人以为，他们知道权力是怎样运作的，他们希望你去斗争，因为他们相信，如果他们处在你的位置，他们也会这么做。换句话说，他们想要你流血。”

巴恩斯：肖斯塔科维奇没有选择流亡国外，这本身就需要勇气。斯特拉文斯基在美国过着优越的生活，对他仍留在国内的受压迫的音乐同仁从没有关心过。肖斯塔科维奇去美国，希望能与他所崇拜的斯特拉文斯基见上一面，但后者没有露面。还有那些所谓共产主义的同情者，例如萨特，他们他们是不会让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的。

肖斯塔科维奇访美前一年，一位苏联出访团的女士跳出窗去，寻求政治庇护。他在美期间，旅馆下面每天都有人打出“肖斯塔科维奇，跳出窗户！”的标语。

历史的真实和小说的虚构

恺蒂：《时代的噪音》的主角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您如何处理历史的真实性和小说的虚构性之间的关系呢？

巴恩斯：我尽量做到历史事实的准确。但曾有人说“传记和历史结束的地方，就是小说的开始”，小说能够前往传记及历史去不了的地方，写小说的一个长处就是我可以揣度并描写人物的心理。例如关于肖斯塔科维奇对闰年的迷信，他只提到一两次，但我可以把这个变得比较重要。还有，他等在电梯口的那个场景，你和任何一个西方音乐家、音乐理论家提到肖斯塔科维奇，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站在电梯口等人来抓他，这是大家共同接受的关于肖斯塔科维奇的一个情境。但是，这件事情，肖斯塔科维奇生前从来没有自己提起过，是他去世后，家人和朋友才说起的，所以，这件事没有经过史学家的考证或得到完全的证明，如果你写历史或传记，你至少得注明此事是不确定的，但是写进小说里，我就可以当成历史事实来写。

肖斯塔科维奇与女儿在农场

在一个专制独裁统治下的国家里，历史真实是很难梳理或确认的。例如，审讯肖斯塔科维奇的人的名字到底是什么，根据不同的材料，有三种不同的拼法，我在后记中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并把三个名字都列了出来。《伦敦书评》上刊登了一位历史学家对此书的评论，文章题目用的就是这三个名字，她把小说家和历史学家对比，抱怨小说家太多臆想杜撰的自由，又说她知道准确的名字是什么，如果是评论一本历史著作，她是会说出来的，但因为是评论一本小说，所以就不屑于把这个信息告诉小说家。她这样写真让我恼火，我只能说，这位历史学家实在不懂小说，不懂得什么是虚构的作品。
当然，一旦这个专制政府瓦解，有一些实情会出现，但也不可能是全部的实情。书中还有一个情节，就是佐丹诺夫给音乐家上课，他弹着钢琴，告诉音乐家什么才是真正的音乐。这个故事也不是完全确认的历史事实，但是这个故事广为流传，也广为大家接受，就变成真实的了。这就是小说家可以一显身手的领域。
有个周末我去我家附近的集市买东西，有一个人对我说：“我刚刚读完你的新书，但是我不知道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构的。你能不能够告诉我，这些事情都发生过么？”我对他说我无法告诉他，因为我希望他在阅读的时候，相信书里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小说就应该是这样，你在读一本小说时，不管是侦探小说还是文艺小说，你应该相信你阅读的就是真实的。

画家鲍里斯·库斯托季耶夫为时年13岁的肖斯塔科维奇画的肖像。肖认为这是自己最好的一张像。

上文节选自《时间的噪音》[英] 朱利安·巴恩斯著，严蓓雯译，译林出版社 2018年1月及《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口述，所·伏尔科夫记录整理，叶琼芳译，花城出版社 1998年1月

朱利安巴恩斯（1946— ），英国当代著名作家。巴恩斯毕业于牛津大学，曾参与《牛津英语辞典》的编纂工作，做过多年的文学编辑和评论家。“聪明”是巴恩斯作品的一贯标识。八十年代他以突破性之作《福楼拜的鹦鹉》入围布克奖决选，跻身英国文坛一流作家之列。此后，获各大文学奖项无数，三进布克奖决选，并于2011年凭借《终结的感觉》赢得大奖。《时间的噪音》出版于2016年。

《时间的噪音》[英] 朱利安·巴恩斯著，严蓓雯译，

译林出版社 2018年1月

叶琼芳译，花城出版社 1998年1月

题图：Grattacieli e tunnel (Skyscrapers and Tunnel)｜Fortunato Depero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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