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郭存海《社会结构变迁和国家治理能力：委内瑞拉案例》一文，原载于《拉丁美洲研究 》2015年4月。

在查韦斯执政的14年间，统治合法性几乎完全系于其个人魅力和石油美元。凭借这两大支撑，查韦斯获得了中下阶层选民的支持。然而，个人魅力和石油繁荣是最靠不住的，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合法性和统治权威也因其缺乏相对稳定的制度支撑而不可持续。

查韦斯

(一) 经济不安全及其风险

虽然历史上委内瑞拉的经济体系并不健全，但到查韦斯时期经济的单一性更加明显，即过于依赖石油。到2012年，委内瑞拉出口收入的96%和一半以上的财政收入都依靠石油;而在查韦斯上台的前一年(1998年)，石油出口还只占委内瑞拉出口额的77%。石油业的大发展是以牺牲其他行业为代价的。1998年委内瑞拉制造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达到17.4%，到2012年上半年已降至14.2%，这一数字是委内瑞拉1965年的水平。客观而言，委内瑞拉的“去工业化”并非始于查韦斯，但从1999年以来，这种趋势却始终是非常明显的。工业能力退化导致委内瑞拉只能依靠进口满足国内需求，这很容易形成一个恶性链条。结果，到2014年委内瑞拉石油出口量价齐跌后，众症并发的局面初露端倪。

首先，短缺现象日趋严重。2007年短缺指数高达24.7%，2014年2月更是达到创历史纪录的28%，以致政府最后停止更新物价短缺数据。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加剧。查韦斯执政的第一年曾成功地将年通胀率从1998年的35.8%降至1999年的23.5%，之后数年均保持相对稳定的下降(除了2003年升至31.1%)，但之后通胀率一路攀升，从2007年的18.7%骤增至2014年的55.5%，7年间增幅高达19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外汇市场也剧烈变动。2003年，为阻止资本抽逃，维持玻利瓦尔的稳定性，查韦斯实施了严格的货币管制，结果导致货币黑市。2013年，官方汇率是1美元兑换6.3个强势玻利瓦尔，而黑市价格则高出10倍以上。

(二) 公共安全风险急剧增加

历史上，委内瑞拉曾是暴力犯罪较少的国家，但到2010年已沦为全球凶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委内瑞拉的暴力犯罪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5~1993年，标志性事件是1989年的“加拉加斯大骚乱”和1992年军事政变。这个时期的凶杀率是10万分之8到10万分之20。第二个阶段是1994~1998年，凶杀率仍然维持在10万分之20左右。第三个阶段是1999年至今，凶杀率增至10万分之57(2010年)和10万分之82(2014年)。

暴力犯罪和其他犯罪活动使社会各阶层都难以免遭不法侵害，但显然有一定经济地位又缺乏足够自我保护能力的中间层是公共安全恶化最主要的牺牲品。委内瑞拉国家统计局(INE)的调查显示，收入最高的20%(Estrato I)的人口和收入最低的20%(Estrato V)的人口遭受各种类型犯罪侵害的比重最低，而犯罪侵害的主要对象是社会中间层，特别是中下层。比如，抢劫案的受害者50.3%是第4社会阶层(Estrato IV)，22.8%是第3社会阶层(Estrato III);绑架案的受害者97.87%是中间阶层，其中第2和第4社会阶层受侵害比重最高，分别是27.9%和50.1%。这主要是由于富人自我保护能力较强，而经济和社会地位处于中间位置的中间阶层，特别是其下层成为最主要的侵害对象。

普遍蔓延的犯罪活动严重冲击了委内瑞拉的社会秩序，导致公众安全感普遍降低。2013年的调查表明，拉美是盖洛普法律和秩序指数得分最低的地区，而委内瑞拉的表现不仅是拉美地区最低的，也是全世界最低的。“拉美晴雨表”的调查也表明，2013年有47%的委内瑞拉人将公共安全列为本国最严重的问题，这一数字比拉美平均数高出24个百分点。

(三) 社会冲突烈度显著增加

社会结构变迁意味着利益的分化，而利益诉求的多样性和利益主体的多元性都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非政府组织“社会冲突观察”报告显示，从2011年开始，尤其是查韦斯逝世以来，委内瑞拉的社会冲突愈演愈烈。

第一，社会冲突爆发的次数，除2013年略有下降外，总体上呈持续增加态势，2014年和2015年年初的增幅尤其显著。2011年委内瑞拉共爆发示威抗议事件5388起，2013年降至4410起，但到2014年，社会冲突事件急剧攀升至9286起。最新数据显示，未来一个时期委内瑞拉社会抗议和冲突有持续扩大的可能性。2015年1月，委内瑞拉全国至少爆发了518起抗议活动，平均每天17起，比2014年同期(445起)高出16%。从历史规律来看，新年第一个月爆发社会冲突的次数较低，但2015年则打破了这个规律，抗议频度高于前4年同期水平。

第二，抗议诉求多元化，但大多数诉求与社会权利相关而非政治性的。总体而言，委内瑞拉社会冲突的主要动因有六个，即抗议食品药品和卫生用品短缺，捍卫劳工权利，要求有尊严的住房和基本服务，主张公民安全和言*论*自*由等权利，提供教育服务，以及抗议政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012~2014年期间，有两种抗议诉求突然爆发，即物质短缺和抗议政府。总体上看，除2014年外，其他时段包括2015年1月份，社会冲突的诉求70%甚至80%以上同社会权利相关，即要求民生诉求而非政治诉求。2014年可谓政治抗议年，全年共发生抗议活动9286起，平均每天25起，是过去10年的最高纪录，其中52%是反对政府和捍卫政治权利。到2015年年初，政治性抗议减少，80%的诉求都围绕社会和民生权利展开。但近期第008610号法令将抗议入罪化无疑将加剧这种社会冲突。

(四) 腐败日趋严重，公共机构的信任度下降

腐败在委内瑞拉是一个长期的历史问题，但在查韦斯时期，腐败问题日趋严重。查韦斯执政初期，委内瑞拉的腐败问题略有缓解，反映腐败严重程度的清廉指数从1995年的2.66上升到2001年的2.80，略好于查韦斯执政前的表现，但好景不长。之后腐败问题日益恶化，清廉指数持续下降，从2001年的2.80降至2014年的1.9。委内瑞拉的清廉度排名不仅落后于全球，甚至在拉美地区也仅好于海地，是全球最腐败的国家之一。

腐败导致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急剧下降。盖洛普的调查表明，从2007年开始，委内瑞拉人对政府的信任度持续下滑，从当年的63%降至2013年的39%，创造了历史新低。司法系统在委内瑞拉人心目中的形象更加糟糕。2006~2013年间，委内瑞拉人对法院和司法系统的不信任度，除2009年低于50%以外，其他时期均保持在50%以上，2013年更是达到这个时期的最高纪录61%。最新发布的2014年世界法治指数报告显示，委内瑞拉在99个国家和地区中综合排名倒数第一。在限制政府权力、监管执法、刑事司法等指标上，不仅在拉美地区同等经济水平的国家中，乃至全球均名列倒数第一。

(五) 人力资本外流

委内瑞拉历史上曾是世界移民的理想港湾，但过去20年间，委内瑞拉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反向流动。1998~2013年，超过150万委内瑞拉人(约占其总人口的4%~6%)移民海外。这些海外移民中大多数属于中产阶级职业阶层，90%拥有学士以上学位，其中40%拥有硕士学位，12%拥有博士学位或从事博士后研究经历。从其职业构成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类：(1)政治流亡者，目前在美国约有9000人，向欧盟国家申请政治避难的数量也在上升;(2)国家石油公司(PDVSA)的技术人员和管理阶层，约有2万人，其中多数是因为2002~2003年参加反对查韦斯的游行活动而被驱逐或被迫离开;(3)企业家;(4)会计师和管理阶层;(5)医生和护士阶层;(6)知识界，特别是教育和科技人才。过去5年间，西蒙·玻利瓦尔大学(USB)有240名教授放弃教职出国;大约700名教职员工在2011~2012年离开委内瑞拉中央大学(UCV);到2013年年底苏利亚大学(LUZ)有1577个教师岗位空岗。

外逃的委内瑞拉人

目前这种人才外流的悲剧还在继续。2014年民调机构“数据分析”的调查显示，有10%的委内瑞拉人计划在不远的将来离开委内瑞拉。这一数字比两年前增加了1倍，也超过了过去10年间委内瑞拉向外移民的两个高峰时期，即2002年政变后和2004年公投后。

委内瑞拉大量向外移民是一个非同寻常的现象。在拉美地区，传统上向外移民的主力是社会下层，目的主要是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但在委内瑞拉，已经移民或者计划向外移民的人群主要是社会的中上层，他们选择“用脚投票”的主要原因包括国家缺乏中长期的连贯政策、公民安全无法保障(诸多研究表明这是移民的首要原因)、就业质量不高、通货膨胀严重、汇率管制和货币持续贬值、公共服务质量日趋低下、腐败以及国家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

( 六)国家治理能力日趋弱化

在查韦斯执政的中后期，委内瑞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日渐不稳，政府各方面的管控能力日趋弱化，而到2013年已面临严峻形势。这一点从世界治理指数的纵横比较中可见一斑。

纵向来看，委内瑞拉的国家治理能力日渐趋弱。世界治理指数的变动趋势显示，从查韦斯执政前一年，即1998年以来到2013年，世界治理指数的各项指标基本上呈持续下降态势。其中，下降速度最快、恶化最严重的领域依次是法治指数(从23分降至不足1分)、监管质量指数(从40分降至3分)、腐败控制指数(从2000年的峰值35分降至2013年的7分)。但这个时期，拉美地区的世界治理指数均稳定地保持在中间偏上水平或有所提高，与委内瑞拉形成了鲜明对比。

横向来看，委内瑞拉的国家治理能力不仅远远落后于拉美地区，而且与同等经济水平的国家相距甚远。以最新的2013年数据分析来看，委内瑞拉世界治理指数的各项指标都远低于拉美平均数，也远远落后于同等经济水平国家。根据世界银行的划分，委内瑞拉属于中高收入国家，与全球中高收入国家的世界治理指数平均水平相比，委内瑞拉相差甚远。比如法治指数只有同等经济水平国家的1/49，监管质量只有其1/16强，腐败控制只有其1/7强，政府效能只有其1/4强。最后，委内瑞拉世界治理指数的各项指标在拉美国家中均处于最低或接近最低水平。

结论

查韦斯及马杜罗政府而不断地依靠权力意志强化治理的权力建设而非能力建设，以致国家濒于不可治理。当前，外部环境恶化导致的新风险可能给马杜罗的统治能力带来致命一击。

马杜罗

首先，国民认同急剧下降。最新调查表明，总统马杜罗在2014年拉美总统支持率排名中倒数第一，只得34. 3分，比拉美平均水平低近20分。马杜罗支持率的下降与委内瑞拉政治宽容度的大幅提升有密切关系，因为委内瑞拉人更加包容，也更加认同“反对的权利”。

其次，政治支持基础或将发生重大变动。独立机构的调查发现，最近两年的经济衰退导致委内瑞拉的贫困率回升到接近1998年的水平(45%),2014年，委内瑞拉共有48. 4%的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下。拉美经委会新近发布的报告也侧证了这种变化:2013年拉美地区只有委内瑞拉的贫困率和赤贫率均出现大幅上升，其中，贫困率从2012年的25. 4%升至32. 1 % 。可以预测，2015年委内瑞拉的贫困率将再创新高，因为近两年来推动贫困上升的因素，比如商品和服务价格，特别是食品价格恶性膨胀、实际工资购买力剧烈下降等在短期内仍难以改变。

未来两到三年，委内瑞拉经济不太可能出现明显好转，反而有继续恶化的可能。经济衰退最容易给中产阶级的中下层构成威胁，因其是脆弱的和不稳定的，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有限。穷人是政府转移支付的主要受益者，财政收入萎缩首先冲击的是社会下层。这可能会激发下层群体的不满，但也会减少对政府的经济依附。如果没有足够的财政资源同时满足中间阶层和最脆弱群体的需要，就可能爆发社会抗议，且有相互交织，甚至出现合流的可能性。这对马杜罗政府来说将是灾难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