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戏杂技艺术中，马戏发展到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成为了兽戏中较有成就者之一。马戏的表演，在民间已十分普及。

《邺中记》在记叙后赵时期的马戏表演时描述道:“又衣伎儿作弥猴之形，走马上，或在胁、或在马头、或在马尾，马走如故，名为猿骑。”这些记载说明，一是马车上有撞技表演的技艺。每辆车都是用好几匹马驾驶，并以大群的马队配合进行表演，走马之上的艺人还做着各种各样的技巧造型，如“立骑”、“倒立”，或腾空跳跃，以表演骑术的高超水平为主；一是反映艺人可以马上“立书”，且“字字皆正好”。绝技的描写极为具体，至于艺人化妆成猴形作戏于摇拽不定的奔马背上，更反映出边疆少数民族技艺开始融汇于中原杂技之中，兼收并蓄。

在此之前的史籍上，尽管也留有“马戏”等字样，却从来没有过关于驭马动作的具体描写。上面的记述，可谓是最早的有关马术表演的文字资料。这与当时盛行的驯马技术有关。其中马头、马尾、行走、横卧等技巧，与今天的马术动作十分接近。特别是“马上写字”，动作难度更大，需要有超人的平衡技能方可完成。除了以马为主体的马戏，动物戏在这一时期也有着较大的发展。其中包括有象戏、猿猴之戏、狮子戏以及驯化小动物戏等。

象戏，是这一一时期动物戏中颇具特色的项目之一。当时，有一种“巨象行乳”的象戏形式，是由汉代“白象行孕”演变而来的。实际上，象是产于南方的一种动物。后来，因象不易得到，便由演员合作，穿上模拟的服装，装扮成巨象，一边行走，一边产下一头小象。吃奶的小象，也是由演员扮演的。这就是“巨象行乳”的节目。

在吴国，象戏更是大型驯化动物中的精品。孙权特别喜欢象，认为它是“殊俗贡珍”，而将其应用于外交馈赠。众所周知的“曹冲称象”故事中的大象，就是孙权送与曹操的。同样，蜀相诸葛亮渡江南征、七擒孟获得胜返回成都时，孙权也特意派遣使者，赠送两头驯象，以表祝贺。在东吴的自身礼仪中，孙权也很看重象，认为它“狡兽率舞”，足可以担当在宫廷表演的重任。《三国志，吴书，贺齐传》中就曾有孙权“出祖道，作乐舞象”的记载。这里的“象”，当为大象。

在传统的动物戏中，最常见的是以驯猴为主的猿猴之戏。晋傅玄在其《猿猴赋》中叙述的驯猴表演，读来更令人叫绝，文中讲道:“余酒酣耳热，欢颜未伸，遂戏猴而纵猿，何壤瑰之惊人！戴以赤幘，袜以朱巾。先装其面，又丹其唇，杨眉蹙额，若愁若嗔。或长眠而抱勤，或蠖咋而龃断。或题邛而路蹰，或悲啸而吟呻。既似(南北朝玉辟邪) 老公，又类胡女。或低眩帝择虱，或抵掌而胡舞。”傅玄的的描述，至少可以说明，驯猴技艺在当时已十分流行，甚至可以登大雅之堂。它承前启后，无论化妆、技巧都为后世提供了十分鲜明的借鉴。除了象戏、猿猴之戏外，带有一些少数民族特征并表现出北方少数民族勇悍尚武倾向的各种乔装的猛兽、奇尊形象也十分流行。

当时流行的一种被称为“辟邪”的技艺，以其威武相犷备受背睐，实际上就是“舞狮子”技艺。狮子来自西城，本身即是文化交流的教体。它一旦蹲踞在朝野大堂的门前，就成了“辟邪”的象征物。“辟邪”技艺(舞狮子)在北朝盛行，这无疑是少数民族艺术与汉族艺术在中原融汇的一个证明。在动物戏中，除了驯化大型动物，包括斗鸡在内的小动物驯化技艺也比秦汉有长足的进步。

例如《晋书.陆机传》中说:“调驯、戏谑为特点的动物戏，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斗兽节目也时见于记载。当时所斗之兽有虎、牛、彘、狮、兕、熊等，而以斗虎最流行。《水经谷水注》曾记载说:“魏明帝于宣武广场上，为栏芭虎阱，使力士袒裼，迭与之搏，乘间薄栏而吼。”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一是当时的兽圈之上建有楼台可以观赏，所以魏明帝可以在宣武广场的兽圈之楼台上欣赏力土斗虎，其次，力士斗虎多以“祖裼”与虎相斗。这与汉代画像石中所展示的“斗虎”图是一致的， 说明这时虎戏中的斗虎仍然沿袭了两汉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