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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2015年8月，俄罗斯圣彼得堡亚历山德琳娜大剧院在上海大剧院演出了两场果戈里的经典剧作《钦差大臣》。吕效平教授在文中指出《钦差大臣》和《升官图》的不同，是“喜剧诗”和“战歌”的差异。《钦差大臣》把讽刺指向了我们的人性，在笑声中埋藏了深深的叹息，使作品成为“诗”，才会具有久远的艺术生命力，并且有可能在舞台上被表现为一首既优美又诙谐的“音乐作品”。
今年8月12号和13号，俄罗斯圣彼得堡亚历山德琳娜大剧院在上海大剧院演出了两场果戈里的经典剧作《钦差大臣》。亚历山德琳娜大剧院是俄罗斯历史最悠久的剧院，果戈里《钦差大臣》1836年在此首演，这次在上海演出的《钦差大臣》是该剧院这部作品的第十个舞台版本，导演瓦列里·福金曾三次执导该剧。
《钦差大臣》演出剧照 摄影：李晏
12号演出后，网上我所敬重的戏剧行家一片叫好，因此我13号专程赴沪看了这个戏。非常震撼！分明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剧作，怎么能演成“一首音乐”呢？我说它是 “一首音乐”，不单是因为舞台左侧包厢上那支极专业、极精彩的小合唱队，他们的合唱伴随和呼应着演出，既优美又诙谐，就像这台演出自己的灵魂跳出在半空中，从头到尾地审视着自己，而且因为表演非写实的灵动性，富有刻意的鲜明节奏感。例如第四幕开场，在市长家里，“钦差”赫列斯塔科夫醉倒睡了，外间众人等待“谒见”，法官“把大家排成半圆形”，吆喝着“看在上帝的份上，诸位，赶快排成圆圈，还得整齐点！……按军队的规矩排好，一定得按军队的规矩！”这段群体的表演和赫列斯塔科夫求婚与逃离后，众人对市长夫妇的祝贺和巴结及真相大白后众人的惊愕和愤怒，都表演得动感十足，错落有致，极富韵律。不仅如此，赫列斯塔科夫在母亲和女儿间的辗转求爱，干脆采用舞蹈。全剧仅有三个置景：一块悬挂的晃动的布景墙壁，画着风格化的装饰图案，市长和他的下属同僚两次在壁前商量对付“钦差”的“公务”；一部旅店的楼梯，楼梯下是赫列斯塔科夫最初寄寓的阴暗客房，市长来这里把他请到了自己家里；几只高大辉煌的柱子暗示的室内空间，则是“钦差大臣”吹嘘、纳贿、求爱和小镇官员们巴结、献媚与欢庆及堕入羞耻的场所。三个景都是极简的风格，也和表演一样地灵动。这个舞台版本还改动了原作，让结尾回到开头，市长和他的下属们重新在摇晃的墙壁前商量对付钦差的办法，只是这一次他们更加惊恐和绝望。这个改动，使得整个演出像一部音乐作品那样用起首的乐段构建结束感，引出无穷的回味。
《钦差大臣》演出剧照 摄影：李晏
《钦差大臣》问世于1836年。一部180年前的现实主义讽刺喜剧，今天仍然具有如此强大的舞台生命力！它使我想到深受此剧影响的《升官图》。陈白尘先生的《升官图》问世于1945年。2007年，江苏省话剧院为纪念中国话剧100周年，决定演出这部政治讽刺喜剧，当时许多人一是惊喜：这部愤怒揭露官场腐败的戏居然获准演出！二则抱以很高的期望：曾经爆红的戏，如今仍切中时弊，没有不“火”的道理！但是，演出结果并不如想象的那样，剧场没有被“激活”，不能成为彼得·布鲁克称之为“immediate theatre”的那种演出。直率地说，它是令人失望的。问题出在哪里？我当时想，是在于真正的喜剧事实上被“取缔”了几十年，我们的舞台艺术家已经很不习惯在剧场创作喜剧，只会做歌功颂德的正剧和伪悲剧了。我联想到在不久前参加上海市纪念黄佐临先生百年诞辰的座谈会上，与会者一致高度评价佐临先生上世纪80年代的戏剧成就，仿佛《中国梦》是他的创作峰巅，只有董健教授发言说，佐临先生一生的艺术峰巅，是他在“孤岛”时期的喜剧创作。但董老师在那次会议上是寂寞的，佐临先生的喜剧创作仿佛已经被他的后辈同行遗忘了，我们的时代被认为并不需要“正剧”以外的东西。可是，赵耀民先生在纪念中国话剧100周年的一次研讨会上的发言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我是一个喜剧作家。非常可悲的是，我们100年来的喜剧作品在今天很少还具有舞台的生命力了。”耀民先生说的应该是剧本，而不是当今舞台艺术家的表现能力。江苏的舞台艺术家们与亚历山德琳娜大剧院艺术家们的差距是一目了然的，但我仍然要问：除了剧场艺术家们的差距，白尘先生的《升官图》是否也像果戈里的《钦差大臣》那样，仍然具有永不凋谢的艺术生命力？是否也有可能在伟大的舞台艺术家手上被做成一首“音乐作品”，一支“歌”？
《钦差大臣》演出剧照 摄影：李晏
在果戈里《钦差大臣》中，有一句被近180年来的评论家引用最多的话，就是市长刚刚还沉浸在因为女儿即将嫁给“钦差”，他计划去彼得堡生活，幻想当一个将军的时候，突然被告知“钦差”是一个冒牌货，在极度的屈辱中，回击哄堂大笑的观众的一句话：“你们笑什么？笑你们自己！……”同样这一句话，是否可以也移入白尘先生的《升官图》？不能！如果说《钦差大臣》嘲笑了俄罗斯那个年代人性的普遍黑暗与蒙昧，即使坐在观众席上发出笑声的观众，在离开剧场后，也不免重新进入这种惯常的人性黑暗与蒙昧，《升官图》则是讽刺了特定年代统治阶级的贪婪与无耻，而这个统治阶级是与“人民”泾渭分明的，必然会在不久后被人民打倒，坐在观众席哄堂大笑的，正是要推翻台上统治阶级的“人民”。《钦差大臣》问世后，拥护既存世界的评论家批评它缺乏正面形象（用当代中国的话说，就是缺乏“正能量”），俄国民主主义评论家立刻为它辩护，说“笑”才是《钦差大臣》的真正主人公，它存在于整个剧场中，呼唤着俄罗斯的文明与进步。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当年存在于《升官图》剧场的主人公，就并不是果戈里时代俄罗斯的“笑”，而是抗战胜利后不久，对时局极度失望的中国人民的“愤怒”。这种差异是怎样发生的呢？除了时代不同以外，艺术家描写的差异也是至关重要的。
《钦差大臣》演出剧照 摄影：李晏
在《钦差大臣》和《升官图》中，官员们都是贪污受贿的。虽然有程度的不同，在《钦差大臣》里，“五年前拨款建造慈善医院附属的教堂”，并没有建，市长的受贿也不过是商家的布匹，而在《升官图》里，官员们要给人民摊派巨额的税捐，国库有巨额的亏空，省长要的是金条，但真正的差别并不在这里。《升官图》的主要内容，是直接描写官员们的贪污、索贿行为，它的喜剧性来自于官员们贪婪到了违背常理的疯狂程度和他们一面高喊廉洁奉公，一面疯狂搜刮的表里不一；《钦差大臣》并没有直接描写贪污和索贿，赫列斯塔科夫“索贿”场面的喜剧性，并不在于索贿，而在于他实际上并没有索贿的身份，小镇官员们认错了贿赂的对象，《钦差大臣》的喜剧性，主要来自官员们对于钦差的惊惧和他们把拯救自己的行动错误地施加于一个无关的不良青年身上，而他们的错误，又使得这个不良青年欣喜若狂，变得更加的无赖。市长和赫列斯塔科夫在旅店初次见面，一个以为对方是来逮捕自己的，一个以为对方是来查办自己的，双方都极度惊骇；赫列斯塔科夫的“索贿”场面肯定对陈白尘描写《升官图》的索贿场面具有启发性的影响，但这两个“索贿”场面喜剧性的美学品质具有巨大差异：在《钦差大臣》中，一方战战兢兢深怕对方不肯收钱，一方则由于并不具有索贿的身份，得到一点小钱便喜出望外，其喜剧性在行贿者与受贿者的身份误会，而在《升官图》中，喜剧性仅在省长索要金条的荒谬理由；在《钦差大臣》里，当市长夫妇沉浸在去彼得堡当将军的美梦中，傲慢地承受着同僚及其眷属们的奉承时，由于观众清楚地知道向他女儿求婚的“钦差”是一个冒牌货而且已经仓皇地逃离了，市长夫妇的日常庸俗便显出了十足的喜剧性，真相揭露以后，市长的痛苦心情既是喜剧性的，也是真正人性化的。《钦差大臣》虽然也被看作讽刺喜剧，但它所讽刺的对象并不是贪污、渎职、行贿受贿这些违法行为，而是这些行为背后庸俗、幽暗的人性。触及这样人性的讽刺一定不仅仅停留于“笑”，笑声中还会有不尽的哀伤。果戈里让深陷滑稽的屈辱中的戏剧主人公责问观众，“你们笑什么？笑你们自己！……”，这一声责问里就包含这种哀伤。《钦差大臣》的笑声像一束理性的阳光，照见了我们人性的真相，但它除了是一首喜剧的诗以外，实际上便不再是什么了。《升官图》不同，它相信，它所揭露的官场贪婪和无耻，是与人民无关，可以以革命来清除的，因此，它还是鼓动人民革命的号角。
《钦差大臣》演出剧照 摄影：李晏
非常可能，是因为把讽刺指向了我们的人性，在笑声中埋藏了深深的叹息，使作品成为“诗”，才会具有久远的艺术生命力，并且有可能在舞台上被表现为一首既优美又诙谐的“音乐作品”。我问自己：《升官图》可以在舞台上这样音乐化地表现吗？如果可以，那也一定是战歌化。正是战歌遍地的时代催生了《升官图》。一个需要战歌的时代，对于人民和对于艺术都是不幸的。
我宁肯《钦差大臣》。因为它如果有幸遇上亚历山德琳娜大剧院这些伟大的艺术家，便可以被优美而诙谐地唱出来。
（原载于《戏剧与影视评论》2015年9月总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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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吕效平：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戏剧与影视评论》是中国戏剧出版社与南京大学合办的双月刊 创办于2014年7月 由南大戏剧影视艺术系负责组稿与编辑 本刊以推动中国当代戏剧与影视创作的充分“现代化”为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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