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英德杰特·帕马指出，福特、洛克菲勒和卡内基这三大以慈善为名义的基金会并不像它们自己宣称的那样不偏不倚、政治中立；事实上，过去一个世纪里，它们在美国崛起为全球霸权国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卡内基公司副总裁约翰·加德纳曾说：“确实存在着美国人不能忍受的意识形态……也确实存在一些政治设计和观点让美国人必须永远保持敌意。”这种意识形态通常被标记为“反美主义”或“非美国主义”。美国慈善基金会在打击“反美主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积极的方面看，基金会促进了美国生活方式、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等最具吸引力的方面。然而，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特别是在冷战期间），美国基金会与“反美主义”作斗争。正如它们所界定的，反美主义是通过挑战美国国内和全球的那些趋势来反对“美国主义”，例如第三世界的反殖民主义和欧洲民族主义运动便是如此。在这两类运动中，基金会都与美国政府和东海岸外交政策权势集团的扩张性目标保持一致。

“反美主义”是一个贬义词，对一些人而言它是知识分子的反犹主义，对另一些人来说是一种心理的失调，或是一种源自于对美国财富和权力的嫉妒和怨恨的现代主义反应。政府和基金会官员过去总是（现在仍然）以这些视角来看待对美国和美国政策的批评。对于美国的批评总被认为是那些“反美主义”者出于内心的偏见或焦虑，而不是出于美国政策本身的问题。实际上，以这种方式看待“反美主义”是消除了“反美主义”中的“美国”概念。因此，尽管需要更多努力来缓解非理性的恐惧和改善对美国动机的理解，美国的政策却依然保持不变。在基金会的报告中，甚至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都被划上“反美主义”的名号。

1966年纽约嬉皮士反越战游行（科比斯图片社）

反美主义不是冷战或后冷战时期的特有现象。正如威廉·威廉姆斯很久之前即指出，美国是在一种反美主义托词的基础上进行冷战的斗争，其反对的对象从左派到右派，从民族主义到共产主义再到保守主义。冷战并非始于1971年（或者据此理由来说，也非结束于1989—1991年间）；必须将其理解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和其国内与国际危机之间持续的对峙”。根据威廉姆斯的说法，原因是观察者们错误地把冷战当成了美国与苏联和共产主义中国之间的对峙，“而真实的冷战原因在于它们是通过批判资本主义成功组织起来的第一批大国”。美国把所有对其扩张主义的反对者称为“反美国者”或“非美国者”。

基金会在国内外也都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它们推动美国研究网络来加强对美国核心价值的情感联系，并拒绝资助那些它们认为削弱美国主义的事物——这是一种“中间偏右”的自由主义，它推动可控的变革并反对任何左派和右派。在全球方面，主流基金会建立了“美国研究”学者和学会组成的网络，尤其是在欧洲。它们在印尼、尼日利亚和智利（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对亲美经济学家的推崇深深地影响了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更不可告人的是，基金会帮助中情局支持的“文化自由代表大会”来打击反美主义和支持共产主义的力量。

洛克菲勒基金会为欧洲美国研究学会（EAAS）提供了许多资助，EAAS是“美国研究”学者、组织和学会的全球网络中重要的部分。

同时，美国基金会的“美国研究”项目是通过直接接触上千（也可能上万）人的主动性，来解决全球精英“反美主义”偏见的一种有力手段。而福特针对“反美主义”的公共外交斗争则间接地影响了数以百万的学生、学者、记者和报纸与杂志的读者。基辛格和萨尔茨堡研讨会是意在双向交流和学习的综合、连贯、集中、组织有素、深入参与、真实的教育项目，因此它们不被认为是高高在上的政治宣传，或者是任何形式的政治宣传。哈佛和萨尔茨堡项目中不断产生的核心学者和舆论塑造者，他们通过美国的组织和教员彼此结成了网络，在短暂的研讨会结束后发挥了长期的有效作用——这就是斯彼勒所说的“本土学者的力量”。研讨会的信息不仅仅存在于口头和书本中；它还存在于所有参与者的经历中：成员在对种族关系或外交政策的批评和辩论中恪守了美国主义。

哈佛和萨尔茨堡研讨会的成功还有一个原因：它们受到了那些基本上不与美国权力为敌的国内和世界导向的精英的指导。毕竟，大多数欧洲人接受了数个世纪建立起来的殖民地文化。作为“后殖民”大国，他们的世界观也转变成了一种新殖民的“发展主义”，需要重新定义，或者更准确地说重新校准他们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他们与美国的问题广泛来自于对自己国家的衰落和美国崛起的怨恨，以及对核时代美国力量的恐惧。尽管持有怀疑主义，他们还是被形成于有名望的哈佛园或18世纪欧洲城堡的世俗性精英外交所说服。他们正好较易受到“软实力”的影响，因为欧洲精英对世界体系有兴趣，而世界体系的大部分管理权已经在二战后落入美国手中。

图为萨尔茨堡。“萨尔茨堡美国研究研讨会”旨在通过“那些有分量或者将来会有分量的人物之间的对话”来促进国家之间的理解。

哈佛和萨尔茨堡项目在次政府和私人精英领导的层面补充和支持了政府在这一时期试图实现的东西：在不断上升的反民族主义和全球范围内与共产主义竞争的时期，为了西方更好地渗透第三世界而结成联盟。实际上，这些项目都被纳入了国务院的目标，但它与哈佛和萨尔茨堡的合作却是“密切但也是非正式的”。福特基金会的资金帮助建立了这些基础设施——制度性设置、组织、专业社会、会议和研讨会、校友网络、出版物——它们在美国崛起为全球领导国家时代，使得影响知识分子和大众舆论氛围的精英网络可以形成和维持下去。福特宣称其行为是非政治、非意识形态的，并独立于政府。然而正如它自身档案记录所展现的，福特的前景显示它是以一种远非它所提到的“独立”方式在运行，其背后是葛兰西主义的“国家精神”的哲学渗透。事实上，福特基金会是精英的政府-私人网络的一个战略部分，这个网络将冷战联盟的关键部分联合了起来——在帝国的霸权计划背后是一个历史性集团。

当然，基金会让世界美国化，或者甚至让所有反美情绪中立化的目标并不总是成功的，但它们的影响也不应当被忽视。它们的资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与美国政府领导倡议的协调中，总是成为战略性目标；并且帮助产生了现代化的精英和它所倾向的美国主义骨干，至少，会对美国在世界中扮演的角色能有一种同情的视角。此外，通过定向资助特殊群体的学者，基金会有效地打击了持有其他观点和资源的学者。基金会还在资助“科学的”学术研究和教学的公开幌子下，进行能够带来“亲美”结果的带有偏见的教育动员。反美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全世界的“敌人”，为了促进、加强和保卫美国的全球性权力，至少需要凝聚美国政府和基金会的部分努力。

以上文字摘自《以慈善的名义》

图片来自网络

制作 | 前进

[英]英德杰特·帕马（Inderjeet Parmar） 著

陈广猛 李兰兰 译

张盈盈 责编

ISBN 9787301291689

定价 70.00元

201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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