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是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新闻学专业主任吴麟，其研究领域包括新闻史论、媒介社会学、传播法与伦理。

吴麟

《赋权与商议》这本书选择了权力—话语关系的分析视角，对当前中国的劳资关系问题进行分析，作者选用问卷调查、内容分析等方法，深入调查新工人特征和媒体应用状况，侧重探讨媒体在新工人劳资关系治理过程中可能起到的作用。

同时，作者提出将商议式民主作为解决包括劳资关系问题在内的中国当前诸多社会问题的基本对策，这或许是解决当前社会治理难题的一个有效途径。

新生代民工：双重脱嵌

与传统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确有鲜明的主体性特征。若置诸城乡关系变迁的政治经济学过程中进行观察，我们可以采用“双重脱嵌”这一概念，阐释他们的群体特征及其与父辈群体的代际差异。

此处“双重脱嵌”包括“制度脱嵌”和“传统脱嵌”两个方面。前者是指他们“游离于制度性权力结构和福利保障体系之外”，后者则指他们“在客观纽带和主观认同上脱离传统乡土中国”。并且，“传统脱嵌”放大了“制度脱嵌”的负面效应。双重困境之下，他们徘徊于“待不下的城市”和“回不去的农村”，以致往往“迷失在城市之间”。同时，他们更应该被称为“新工人”。

对此，汪建华的分析很有道理——沿袭已久的中文概念“农民工”不仅具有歧视意味，而且遮蔽了其在城市真正的职业身份；何况，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大多缺乏务农经历和农业生产技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相对应的英文概念Migrant Workers也与现实有悖——中国城市中的外来务工人员，多数不能真正在城市定居，与西方意义上的“移民工人”相去甚远。

新生代农民工依然处于社会性困境中，其境遇比父辈更为尴尬，与农村的联系已经非常薄弱，但真正融入城市又遥不可及。他们的公民资格诉求已从“经济—生存”层面发展到“身份—认同”层面，但其只能享有“部分公民权”的现状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改善。他们被消费主义催生出的欲求，与自身能力有限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工作经验、专业技能和社会网络的局限，不足以支撑他们强烈的面向城市的非农发展取向。

具体在劳动关系上，他们的权利意识、表达意愿和行动能力更强，反抗“逐底竞争”的全球化生产战略和“低人权优势”的经济发展模式，开始冲击“农民工生产体制”。概言之，在农民工代际转换所致的结构性张力下，劳资关系秩序重构问题已经非常迫切。

农民工

媒体如何促进商议民主？

简言之，“双轨制”商议民主理论可作如是理解：发端于“弱公共领域”的各种议题，经过提炼成为公共舆论；再将具体舆论转移至“强公共领域”中，经过审议形成正式决策。在此过程之中，“弱公共领域”和“强公共领域”需要分工合作。可见，哈贝马斯既倡导公民应学会用理性进行自我约束，不使民主的冲动干扰“强公共领域”的合理决策，又强调需尊重来自“弱公共领域”的舆论调控，使得合理的决策成为合法的决策。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

依据这一理论视角，本书主张：媒体需要充分发挥使“弱公共领域”活跃的功能。同时，媒体还应致力于实现“弱公共领域”与“强公共领域”之间的顺畅沟通。当然，这是一理想的规范期许。

哈贝马斯指出：“弱公共领域”应当是“一个预警系统，带有一些非专用的，但具有全社会敏感性的传感器”。在一个运作良好的民主体制之中，活跃的“弱公共领域”还必须把“问题压力放大”。此即“不仅仅觉察和辨认出问题，而且令人信服地、富有影响地使问题变成讨论议题，提供解决问题的建议，并且造成一定的声势，使得议会组织接过这些问题并加以处理。”

那么，媒体如何才能使“弱公共领域”活跃，以及实现其与“强公共领域”之间的顺畅沟通？扼要言之，媒体应致力于成为社会系统中多元主体利益表达与聚合的公共空间。其中，不同类型的媒体各有具体努力方向——主流媒体除担负“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体制角色外，还需努力成为“社会的耳目与喉舌”。另类媒体既要积极补主流论述之不足，还应力戒不负责任的放言高论。

以上文字摘自《赋权与商议》

图片来自作者及网络

制作 | 程娜

吴麟 著

胡利国、李彦 责编

ISBN：9787301279342

2017年1月出版

4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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