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仪研究院杨峰：天下卫星，唯快不破|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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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夜

今天上午8点43分，天仪研究院自主研制的潇湘一号02星TY1-02 、星河号TY1-03、长沙高新号TY4-01、铜川一号TY4-02四颗卫星搭载长征二号丙型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

这是天仪研究院继成功研制和发射潇湘一号、陈家镛一号、湘江新区号和全图通一号四颗小卫星后的第四次发射任务。此次成功发射的四星中的三星均是面向未来特定星座的首次技术验证星，它们的成功发射标志着天仪研究院在卫星星座组网领域以及未来的卫星遥感领域都迈出了关键一步，实现了里程碑式的发展。

天仪研究院CEO杨峰表示，这四颗卫星的成功发射标志着天仪的业务模式已经从早期的科学实验服务升级成为面向更大商业市场的微小卫星的整体解决方案。尤其此次成功发射的新平台试验星，将为合作伙伴提供更强大的服务能力。未来，天仪将不仅服务于大学和科研院所，也将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以及更好的能力服务于更多的商业企业，并希望以此推动更多商业航天同行者实现更低成本和更快速的里程碑式发展。另外，这四颗星也会用于进一步加强青少年的航天科普工作。

天仪研究院CTO任维佳表示，这四颗小卫星在天仪原有卫星平台的基础上进行了新一轮的优化，卫星性能更趋稳定。与这四颗卫星同批生产的还有12月份即将发射的三颗小卫星，这标志着天仪研究院已经实现了卫星平台的小批量生产。

2015年以来，中国的商业卫星公司如雨后春笋，一下子冒了出来。在这20、30家公司里，天仪研究院以“快”著称。“潇湘一号”之后，2017年天仪又陆续成功发射了3颗星。按照杨峰规划，2018年剩下的时间里，他还要发射10颗星。“快”，是天仪研究院的杀手锏，也是创业公司的无奈。杨峰告诉 i黑马&数字观察，“你跟国家队去比人才吗？比基础设施吗？比钱吗？比可靠性吗？比资源吗？你哪样比得过人家？我没法跟国家队去比任何东西，除了快。”他强调，天仪不怕失败。现在不是一个追求成功的时候，是一个迭代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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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峰和任维佳是抱着 “成为中国版的SpaceX” 的决心来创业的。

“我们看到了在美国的 SpaceX 和 Planet 这样新航天公司的存在。他们打破了传统航天行业的垄断，取得了快速发展，我们认为这样的公司形态在中国也一定会出现。”据杨峰回忆，几个朋友坐在一起，互相盯着彼此的眼睛，问了一个问题，要不要做一个中国的SpaceX？

天仪研究院是杨峰的第二次创业。他第一次创业发生在2007年。那一年，他是某能源央企领导的秘书，干了一段时间，不想干了，就辞职创业。家里人都觉得他“脑袋有坑”。第一次创业，是物联网方向。“和铱星一样，有点超前”，现在的杨峰如是评价。超前意味着市场上没有人买单。公司不能赚钱，又天天花钱，很快濒临倒闭。“合伙人都不想干了，都跑了”。

在公司快关门的时候，一个同学向杨峰介绍了一份航天五院总体部的软件开发外协的工作。“公司总算活过来了，而我就一直在为航天领域做软件供应商，算是和航天沾上了边。干了一段时间，我们发现如果只能够给航天配套做一些边缘工作的话，实际上我们的市场非常小，发展也受限。”

杨峰一直思考如何突破瓶颈，开始和不同的人聊天、脑暴，于是便有了和几个朋友的相视，有了一起做中国的 SpaceX 的想法。时间没有让他们等太久，2015年《通知》出台，政府发文支持民间资本进入到卫星研制与商业发射领域。“我们就立刻跳了进去，成立了天仪研究院。”

任维佳不觉得造卫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他是杨峰口里的技术大神，曾任中科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结构热控室主任，载人航天应用系统结构主任设计师，曾先后参与了从神舟三号到神舟八号六艘飞船，天宫一号、天宫二号两个空间实验室以及空间站等任务。

不过，现实的“下马威”很快来了。摆在眼前的难题是，如何在没有国家兜底的情况下，把卫星用一年甚至更短的时间造出来，并且能够正常运转。深处“国家队”的任维佳，早已习惯了5年乃至更长的研发周期。他不得不转换思维模式，要在效率和可靠性之间找到平衡点。在厂房里，加班熬夜是常事，他在一次采访中，用“偷一个小时”来形容自己长时间工作的缝隙抓紧时间休息。“拆了重装”是常事，失败更是家常便饭。

杨峰无奈地表示，航天是最容易失败的行业，但常被看作是不能失败的。他告诉i黑马&数字观察，等到天仪研究院像 SpaceX 一样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时，他会将失败剪成一个视频集锦。但现在时机未到，大众还没有做好接受失败的准备。即便“有的失败是一个成功的失败。”

杨峰和任维佳曾有一次争论，关于天仪要做什么类型的卫星。任维佳想做微小卫星，杨峰反对的理由是做卫星平台无异于和国家队直接竞争。他认为天仪没有和航天五院、航天八院、中科院甚至是大学实验室竞争的实力。第一次的创业经历告诉他，成为中国的 SpaceX，天仪首先得活着。而活着，天仪需要避开国家队，找到适合的生存空间。

在两人僵持不下之时，一个朋友找到杨峰，想让天仪的卫星带一个载荷带上天。也正是这一个突然的请求，让杨峰眼前一亮，看到了科学实验微小卫星的可行性。他在一次演讲中提到，太空科研缺的不是钱，是机会。

“对于很多想要做太空实验的科学家来说，一辈子有一次机会就很不容易了。我认识的一位天体物理学家从 NASA 回国后，想在太空验证其理论研究成果，但由于在排队的项目已经很多了，他至少要等到2025年才有机会开始排队。巨大的供求差让我们看到了机会，所以我们选择了自主研发微小卫星的平台，来为他们提供短周期、低成本、一站式的解决方案。”

前一段时间，杨峰还在炫耀说，天仪干了一件将会领先NASA的事情。“我们把一个引力波探测的大科学工程拆解成一个个小的科学工程。我们不去直接探测引力波，而是去间接探测引力波的电磁对应体，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小科学工程拆解成24颗小卫星，去一颗一颗地去实现。”

他说，天仪希望通过微小卫星的方式，让空间科学跑得更快，让未来到得更快。

快

快，对于天仪研究院来说，意义非凡。

天仪的“快”，偷师 SpaceX 。杨峰告诉i黑马&数字观察，SpaceX 是目前最成功的火箭公司，也是发射失败最多的火箭公司。它，主动寻求降价，把成本越做越低，把速度越做越快，将基础迭代越来越快。它能够看到发射成本降低、次数增加后的未来，“上去的东西多了，应用就多了，市场就大了。计算机不是这么演变的吗？通信行业不是这么演变吗？汽车行业不是这么演变的吗？航空工业不是这么演变的吗？为什么航天就一直要居高不下的成本呢？”

它不怕失败。“ SpaceX 敢于失败。即便失败多次，一旦成功，它便能够上一个台阶。一些公司害怕失败，花了很多成本去确保成功。这些公司用保守确保成功，即便成功、成功又成功，又能怎么样呢？”杨峰说。

快，是一个度量的尺子，直白地告诉别人天仪研究院的成绩。杨峰认为“好”是一个难以界定的名词。没有一个尺子可以度量“好”，但上天的卫星可以被计数。“快”也是天仪研究院唯一能够胜过国家队的地方。“3年7次发射14颗星，无论哪个国家队都达不了这个速度。它们会认可天仪的速度。这就是差异化。”

天仪之所以能够做到快，和国家队相比，他将“快”归因于改串行为并行。杨峰将体制内做卫星比喻为计划经济。它需要写报告、等领导审批、立项拿钱、组织设计、组织采购、研制、总装集成测试、找火箭、找钱等等过程。“串行意味着前面一项完成了之后，你才能够推进下一项。”天仪，将体制内的流程分拆为几个子环节，然后在同一时间内同时突破。

和商业卫星公司相比，他将“快”归因于努力。无论是投资人还是他面前的其他人，都对这个回答表示怀疑。有投资人甚至觉得杨峰在忽悠他。杨峰在本次采访中，解释道：“努力是一个非常实的词儿。它实在哪儿呢？实在你不好去模仿它，把它变成一个模式。即便你很努力，不一定得到想要的结果。”

他为“努力”举例，团队所有人对于思路上的东西极度统一。所有人对于正在做的事情高度认同。“所以大家都投入了极高的热情和所有的时间在工作上。”

2016年11月，“潇湘一号”升空。10个月前，天仪刚到长沙，过完农历年，开工已经是4月了。4月，天仪实验室的地还没有干，融资还没有完成。所有人觉得杨峰在吹牛——今年底要把卫星送上天。他告诉i黑马&数字观察 2015年以来，很多创业公司想把卫星送上天，但一直到2、3年后才实现。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找不到发射机会。“所有的创业公司都是平等的。天仪也找不到。但天仪肯多想点办法，找了很多次，找了很多人。而别人没那么努力，没找那么多。”

杨峰还提到，做到“快”是因为“我们把更多的事情交给自己来做，而不是交给别人来做。”“如果你把事情都交给别人来做，谁会 care 你的成本和周期呢？谁会熬夜加班做你的事情？有一些事情，你再不想干，咬碎了牙也得干。只有自己干，你才能把这个事情更快地干出来，你交给别人来做，别人会说好啊，你排队吧。”

星箭分离器是天仪“自己干”的例子。但i黑马&数字观察觉得它更像是天仪千方百计地降低成本的例子。由采访和公开资料可知，一开始，杨峰准备花60万元买现成的器件，但临到签字的关头，他把笔一撂，不签了。因为他瞄了一眼图纸，星箭分离器就是“一个铁盒子，里面一个弹簧，外面一个开关。”按着图纸，照葫芦画瓢，再加上几百次“抛星测试”后，天仪终于把星箭分离器造了出来，而且成本只有6万元。

（星箭分离器）

杨峰比较抠。这一点，他也公开承认过。他说自己特别抠，在造卫星的时候，想尽一切办法去省钱。目前创业，遇到的最大的坑出在供应链上，因为航天供应链是为了搭配“国家队”衍生出来的。“好的东西我买不起，买得起的东西不好。所以，我们现在在努力地降成本。”目前，天仪研究院一个标准卫星的成本是一百多万元。未来，杨峰的愿望是把卫星的成本降到几十万甚至几万元。

免费

快，是杨峰看待商业卫星的角度，是其商业认知的一部分。

在采访中，杨峰向 i黑马&数字观察讲了一个他和投资人争论的故事。在一个论坛上，投资人问杨峰在商业卫星领域什么最重要？杨峰说，认知最重要。这位投资人不信，反问道：不应该是技术吗？杨峰说，技术重要是大家对商业航天的误解。如果比技术的话，当年诺基亚就不会死了。

当同行一窝蜂地去攻占通讯和遥感这两个利润丰厚的市场时，天仪却选择了国家队不理、创业团队不想碰的空间科研市场。在别人眼里，空间科研市场是块硬骨头，不大、利薄但事情一堆，“国家队干的都是大事，何必干这个小事儿。创业公司拿它讲不出融资的故事。”在杨峰看来，它是一块不大但足以藏身的赛道。“客户有需求、有付费能力，而且天仪知根知底。”而遥感、通信这两块市场虽然能够让创业者讲出故事，但是要发射很多卫星上天才能提供服务。“成本太大了。天仪不想做第二个铱星。”

杨峰只想天仪活得久、活得好，不想讲一个好故事。所以他找到了一块不大但足以藏身的市场。他认为创业公司要“站稳脚跟”，要想清楚所处赛道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目前，天仪扎根空间科研，要发足够多的卫星上天。据其解释，足够多的卫星上天，意味着天仪能够服务足够多的客户，“我们要赚钱”；能够打磨自己的技术，快速迭代技术。他认为卫星制造公司是天上的俱乐部，“你在地上去研究5年，没有用的。航天的成绩都是在天上交的，你在地上磨没有用的。”

“发足够多的卫星上天”的产品思路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小步快跑、快速迭代”是腾讯做产品的不二法宝。杨峰将互联网的方式用到了卫星上。卫星迭代成本很高，创业公司不敢迭代。天仪的路径是就把成本降低，快速迭代。“如果我失败了几次，我能把60万降到1万，那还不好吗？”

杨峰认为“航天有什么了不起的”。“既然不是一个了不起的东西，那它跟别的不了不起的东西一样，商业逻辑是相通的。”他向互联网、通信、计算机、无人机学习。他认为大疆之所以能够在无人机市场脱颖而出，是因为它将飞控、图传、动力系统做到极致，是因为大疆找到了一个应用场景和一个合适自己的定位。

“未来，天仪研究院就是想把卫星这一块降到足够低，甚至免费。当我们把成本降到足够低，把服务做好，把服务价格降到大众都能够接受的水平。这样的话，价格低而且便利，用户自然就会去用。用了的话，就没有什么稀奇的，现在没有人觉得导航卫星牛逼，因为我们每天都在用。”

走向未来，最大的挑战是现在。他告诉 i黑马&数字观察，天仪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在浮躁的行业当中保持冷静，坚持做好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杨峰找到的方法是找到一批气质相近的人，比如吸引一些能够欣赏天仪风格的投资人。他期待投资人们能够在天仪浮躁的时候，给天仪泼一瓢凉水。

“人们永远会低估长期价值，但经常会高估近期价值。”杨峰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觉得预期未来，不如做好现在。“我们现在先把现在的事情做的更好，一件件事情去解决，然后未来再去想更大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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