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共铸造过两次虚值大钱，首次发生在清代早期天聪年间，铸量不大；第二次发生在晚期咸丰年间，这次对清政府的影响却极为深远。咸丰钱币复杂多样，共有29个钱局16等计值。计值等级之多空前绝后， 各局又有不同版式不胜枚举。这是继莽钱、 徽宗钱后中国的第三次铸钱高峰。但与前两次不同的是，咸丰朝钱币由于铜钱与银价的变动，钱币分量常有变化。例如当五十钱大于当百，当百钱重于当千。各钱局间同等计重的钱币，铜质、重量上也有明显差异。
这其中有一类“克勤郡王钱”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所铸，铸造时间较短，整体铸量 有限。其中当二百、当三百等钱币由于较早 停铸、回炉，如今极为罕见，系清代钱币中的大珍品，市场价格在百万元以上。这枚咸丰元宝星月当二百是由评级公司鉴定后封装入盒的大珍级克勤郡王钱，为清钱珍品增加了一份保障。同时钱体上的流通痕迹，也记录下了这枚钱币曾经历过的历史变迁，具有极强的史料价值。
▲ 墨西哥鹰洋是当时国内流通量最多的外国银圆。
鸦片战争后道光朝的最后10年，财政收入共计三亿九千多万两白银，但财政支出却高达四亿六千四百多万两白银，亏空七千多万两，国家政府已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咸 丰皇帝是从父皇手中接过一个一贫如洗的国家，更不幸的是他在朝的10年（1851年至1861年）中，一直夹在国内“农民起义”及外国侵略的双重压力下，可谓“生不逢时”。自前朝道光年间起华洋互市日趋频繁，甚至已冲破了乾隆时期“闭关锁国”的制度。洋商 “阳置货而阴市银”，使国内洋银日益增多， 纹银因大量外泄价格激增。
▲ 墨西哥鹰洋是当时国内流通量最多的外国银圆。
咸丰初年，广西爆发“金田起义”。“太平军”一时间席卷南方大部分地区，两广、 两湖、两江及南京一带运动如火如荼。至咸丰三年（1853年）军饷已用两千万两白银，再无力负担军费。后才诏令曾国藩自筹军费、自组军队镇压太平军。
清政府此时对“钱”的需求迫在眉睫， 但如果仍旧铸造“制钱”无异于自取灭亡。 只能大量发行纸钞及大钱来补充财政亏空，复古救时。但结果并未成功，大钱制度最终破产。
▲ 英国仗洋，当时在国内流通量也很多，这是因为当时英国 已在中国开设银行。
“郡王”是爵位，一般分封给皇帝的孙辈，比亲王低一级。爱新觉罗·庆惠的祖上 是清太祖努尔哈赤次子代善，代善领正红旗、镶红旗曾为清太祖征战沙场立下过汗马功劳。太祖驾崩后拥护皇太极（清太宗）即位，被封为“和硕礼亲王”。太宗驾崩后，代善支持福临（顺治帝）登基，为清代早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像这样曾为国家做过卓越贡献的亲王清代还有几位，皇帝特批他们的爵位世代传承，世袭罔替。这几位亲王，包括继承他们爵位的后代于是被民间俗称为“铁帽子王”。
代善长子岳托也是清代早期的著名将领，其英年早逝被清太宗追封“克勤郡王” 爵位。至此“克勤郡王”爵位诞生，共传13 世17位郡王，到爱新觉罗·庆惠已是第10 代，家族第14位郡王。
克勤郡王家族与清朝历史相依相伴，曾出现过许多名人。第七代郡王福彭及其兄弟福秀的母亲是嫡福晋曹佳氏，曹佳氏是通政使曹寅之女，所以他们与曹雪芹是姑表兄的关系。福彭死后其子庆宁无后，爵位于是传给同祖兄弟庆恒，但庆恒由于贪赃被削爵， 从此这一支逐渐凋敝。《红楼梦》的写作背景也与此时有关。
克勤郡王庆惠是当朝咸丰皇帝“旁系家族”的重孙辈，即使末代皇帝宣统也是庆 惠的叔伯辈。中国人有“五服”传统，五服以内认一个祖宗。出五服后只是同宗同姓， 而没有了血缘关系，甚至还可以结婚生子。 由此可见，庆惠郡王与咸丰皇帝只是君臣关系，清政府是典型的“家天下”，整个国家都是皇家的私产。
太平天国运动截断了滇路铜料（清钱铜料的主要来源），洋铜（日本铜）方面更是 不能指望。钱局只能靠熔毁大量铜器及其他地方的铜料勉强维持铸钱，但早已供不应求。正在此国难当头之际，粤匪（太平军）却已攻入山西，很快就过临洺关（位于邯郸城北）窜逼天津，军事吃紧。朝廷命地方军严防死守通往直隶的道路，并令文瑞率兵驻守通州。但通州城垣破损严重急待整修，军饷却迟迟发不下来，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始 铸了“克勤郡王钱”。
所谓“克勤郡王钱”，是咸丰宝泉钱局中一类由克勤郡王庆惠（授正黄旗汉军都 统）与文瑞（授左副都御史）等官员“捐铜” 督办所铸的大钱。最明显的特点就是钱背 “当”字两侧带有“星月纹”，有些虽然后期去掉了星月纹，但通过钱文的特殊写法也能一眼便识。
▲ 太平天国政权建立后在江南地区发行的太平天国背圣宝。
在当时庆惠、文瑞的奏折中提到庆惠查访安定门内东城根附近埋有旧铜，希望 得到朝廷的重视，如不挖掘任其废弃则十分可惜。但在最后，庆惠希望“自行运用”，咸丰皇帝并未同意。这份奏折的时间是咸丰四年五月，但据《清实录·文宗实录》记载，咸丰四年三月克勤郡王已开始铸钱，其鼓铸之法即仿宝泉、宝源二局办理，专造当千、当五百、当百。并希望新设钱局，曾上呈局名“宝通、宝恒、宝泰、宝盛”，结果遭到咸丰皇帝强硬地训责：“谕内阁，成郡王载锐奏请添局捐铸钱文一摺，现在京师各项钱文，除户工两局加卯鼓铸外，复经惠亲王等捐铸铁钱。庆惠、文瑞请铸大钱以资搭放，屡次推广变通钱法，足敷周转。若复于各局外再行设局，徒事铺张，有何实济？且各局纷纷鼓铸，必有奸商谋利营私。甚至官局私铸，漫无稽查，于局务转有妨碍。载锐所奏，殊属非是，着不准行。”
▲ 咸丰皇帝对庆惠、文瑞想挖掘安定门内旧铜奏折的批示
在当时庆惠、文瑞的奏折中提到庆惠查访安定门内东城根附近埋有旧铜，希望 得到朝廷的重视，如不挖掘任其废弃则十分可惜。但在最后，庆惠希望“自行运用”，咸丰皇帝并未同意。这份奏折的时间是咸丰四年五月，但据《清实录·文宗实录》记载，咸丰四年三月克勤郡王已开始铸钱，其鼓铸之法即仿宝泉、宝源二局办理，专造当千、当五百、当百。并希望新设钱局，曾上呈局名“宝通、宝恒、宝泰、宝盛”，结果遭到咸丰皇帝强硬地训责：“谕内阁，成郡王载锐奏请添局捐铸钱文一摺，现在京师各项钱文，除户工两局加卯鼓铸外，复经惠亲王等捐铸铁钱。庆惠、文瑞请铸大钱以资搭放，屡次推广变通钱法，足敷周转。若复于各局外再行设局，徒事铺张，有何实济？且各局纷纷鼓铸，必有奸商谋利营私。甚至官局私铸，漫无稽查，于局务转有妨碍。载锐所奏，殊属非是，着不准行。”
▲ 《中国历代货币大系》上收录的克勤郡王钱。
咸丰皇帝反对庆惠提议新设钱局是由于铸钱关系到国家命脉，铸币权自然被政府牢牢掌控，任何私人铸钱都是违法行为。当前所推行的钱法，朝廷自有权衡。庆惠郡王的做法在咸丰皇帝看来是“徒事铺张”没有实际的效果的，并且担心官局私铸，无法稽查。并且批示对于市场中任意折算钱币的违法行为要“法在必行”。咸丰皇帝的做法是为了维护祖制以及皇家的尊严。
咸丰皇帝对铸钱绝不放权，命宗人府对庆惠捐铜铸钱一事无需添设官职，庆惠、 文瑞等人只是督办。咸丰元宝星月当二百、当三百等钱币就是在此时铸造的，早期也有 流通，但很快就因民间流通不便被收回停铸。当四百虽然并未见到实物，但是按照马定祥先生的说法当四百大钱一定也铸造过（可信度较高）。如按照咸丰宝泉局钱币折值及原料价值的比例关系来看，当二百、当三百甚至是当四百应是不需要铸造的，所以铸量就一定很少。
▲ 咸丰四年大清宝钞壹千五百文
▲ 户部官票准二两平足色银拾两以上这两种纸钞都是与咸丰大钱同时发行的。
铸钱的根本目的是“赚钱”，清代咸丰时期规定小平钱的重量是一钱二分，当百钱重 一两四钱。每铸一枚当百钱币虚值近九成。 克勤郡王钱比同等计值的宝泉局钱币尺寸略小，铜质偏白（含铜量低）。此枚星月当二百重47.3克，仅比星月当百钱重出一枚小平钱的重量，虚值程度却要翻倍。这种以“百”为单位，递进铸造额度的情况与王莽的“宝货制”有相似性，其目的与结果显而易见。
当年七月停铸当五百、当千大钱，同时停铸的还有当二百、当三百、当四百大钱。 之后咸丰皇帝降旨“饬庆惠等自八月起，仿照户工两局章程，按成配造。以十成计算，铸当百大钱二成，其余六成铸当十、当五并制钱。”但此时庆惠奏称铜斤短缺，没有遵旨而行。八月十六日奉上谕：“所有庆惠等现设局着即停止，并将以前捐输铜斤及铸钱数目一并移交户部。”克勤郡王钱至此停铸，据统计该局历次共放兵饷六十三万九千三百余万吊。
▲ 海外回流的克勤郡王钱钱树
文章来源：中国收藏杂志 原创： 酌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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