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银元与“元两之争”的背后是权力的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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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年元两之争浪潮：“元派”与“两派”

元两之争最激烈的周期是从光绪三十年到光绪三十四年这个阶段。北洋银元也因此没有铸造北洋30、北洋31、北洋32的主币，出现了第二次的年份断档周期。

光绪三十年八月，张之洞再次奏请铸造一两银币，张之洞是“两派”的代表性人物。其观点可以概述为：中国自古以来用银的习惯便是以两为单位，最初铸造七钱二分属于权宜之计，为抵制外国货银进口而已；而且各国的币制，都是自行制定，中国又不是藩属国，如果铸造七钱二分银币则是亵国体而损主权；再者官府出纳，地丁钱粮等习惯用两，如果发行一两银币则不必折算，行用方便。

而主张七钱二分主币即“元派”的主要观点则是：目前沿海各省用墨西哥银元已久，同时各省所铸造的龙洋主币也均为七钱二分，故而因循而行，七钱二分更为便利；另外货币的主权标志是花纹字样，与重量、成色无关，铸造七钱二分银元无损主权；再者官府出纳，银两的平色极为复杂，其与一两银元依然需要折算使用，根本无法减少折算之繁难。

但由于张之洞是首创龙洋权威，有是著名的改革派，在清廷制币问题上最有发言权，故而当时主张铸造一两银币的观点占据了上风。

于是光绪三十一年户部拟铸造一两银元，即《财政处户部会奏拟铸造银币分量成色行用章程折》。此章程可谓是漏洞百出，既无时间表又无可行性，故而遭到了强烈的反对，最终没有施行。

光绪三十三年北洋33得以铸造

元两之争迁延日久，各省银元已停铸，市面急需银元相权，于是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度支部奏请现行试铸通用银币以利通行。奏折一经允准，度支部便开始拟定章程，拨款铸造。其中造币总厂于当年五月二十四日开机试铸，当年北洋银元局也铸造了北洋33七钱二分银币，北洋银元的铸币断档期结束，同年北洋银元局还试铸了北洋33库平一两样币，没有发行。

“元两之争”背后的权力斗争

从光绪三十三年开始，库平七钱二分得以开始重新铸造，以后至清末一直未曾中断，而一两银币从光绪三十三年之后各造币厂便不再试铸。从钱币学的推理角度来看，光绪三十三年其实是元两之争的转折年份，元派开始逐渐占据上风。

当时主张铸造一两主币的主要人物是张之洞、袁世凯和庆亲王奕劻等，主张铸造七钱二分主币的则以度支部的载泽为代表，二载泽则与宣统时期的摄政王载沣是为一派。他们之间的权力斗争，在光绪三十三到三十四年期间最为激烈。

醇亲王载沣，即宣统帝爱新觉罗·溥仪之父，宣统年间掌握实权的摄政王。其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五月，授任军机大臣上实习行走，同年载沣任度支部尚书，他们与袁世凯，张之洞等的权力斗争也随之展开。

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慈禧去世后，溥仪即位称帝，而载沣作为摄政王成为当时清朝的实际统治者。

载沣执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罢黜袁世凯，以袁世凯有“足疾”为由，解除袁世凯的一切官职，让他回籍养病。同时任命载泽为筹办海军事务大臣，次年任纂拟宪法大臣。载泽与庆亲王奕劻不和，力主杀袁世凯。

由此可见，载泽，载沣一派与袁世凯，张之洞，庆亲王一派的权利斗争是何等激烈。

因而这两年的“元两之争”，表面上看虽然是货币计量之争，其内在则应视作为中枢权力之争。如此便可理解这两年元两之争缘何激烈至此。

元两之争的主要内容

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度支部上述载泽上奏，建议先行试铸七钱二分主币以及辅币，获准。同年七月，载泽进呈新铸通用银币并议定成色分量章程。这时元两纷争又起。

光绪三十三年七月，直隶总督袁世凯等上奏折，奏折篇幅很大，坚决反对铸造七钱二分银币，主张铸造一两重十足成色银币。

为此，十一月，清廷乃举以咨询各省关于银元重量成色的意见。其中十二人主张用一两，九人主张用七钱二分，三人主张元两并用。从这次征询意见得到的结果来看，主张一两银币者人数占了上风，而且他们还有三位军机大臣袁世凯，张之洞，鹿传霖的支持。此三人在光绪三十四年三月，联名上“说贴”，主张一两重十足成色银元。

于此针锋相对的是，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度支部载泽等也上了“说贴”，主张七钱二分重的银元。“元两之争”也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当时政务处主政的还是庆亲王奕劻，于是光绪三十四年九月，清廷发布上谕，正式否决了金汇兑本位，宣布推行银本位，银本位币“计重库平一两，又多铸库平五钱重之银币，以便行用。”

但是上谕虽然发布，度支部尚书载沣竟然毫不退让，也不执行，由此我们试想，如果不是中枢权利斗争，仅是货币问题之争的话，怎会激烈至此。

当然，随着慈禧太后的去世，载沣的当政，作为政治斗争缩影的元两之争也就随着谢幕了。载沣一派即元派最终获胜。

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十六日，上谕中明确指出：“亟宜明白宣示，中国国币单位，著既定名曰圆，暂就银为本位，以一圆为主币，重库平七钱二分。”同时颁布《币制则例》，元两之争正式落幕。

当然现在我们也可以假设，倘若当初袁世凯派在中枢斗争中胜利的话，那么一两银币想必也会推行一段时日。至于是否会想光绪三十年湖北双龙一两一样消亡，或未可知。总之，货币问题的进程将会大幅改变，小钱币映衬大世界，其奥妙真正无穷也！

对“元两之争”的评述

对于元两之争吗，传统上认为主张用元者更为先进，而主张用两者守旧。关于这个问题，我比较赞同梁启超的看法，梁启超认为元两之争根本不是币制中最重要的问题，则应当是本位问题。如果我国已经定了银为本位，则银币重量问题，还有一定的讨论价值。单如果以金为本位，则讨论元两问题，就根本无足轻重了。

对元两的争论，其实是不明白货币的性质造成的，梁启超在宣统二年《论本位银币之重量》中曾言：“今世货币之性质，以计枚不计重为原则，各种货币，皆数其枚数以为物价之尺度，不衡量重量以为物价之尺度也。”而且元两之争中提出的观点，比如光绪三十一年章程中，拟铸造的一两银币，其含银实际只有九钱六分，而元派主张的七钱二分银币，含银只有六钱四分八厘。入股偶要定本位制度的话，显然要以纯银为基础计量方可，如此一来，无论是九钱六分做本位，还是六钱四分八厘做本位，二者都不会带来任何便利。而元派和两派在连货币的性质都不明的情况下就展开激烈争论，正如梁启超言：“而论者乃视为一大事而攘臂争之，真乃大惑不解也。”

由此看来，元两之争虽然激烈，但却并未触及币制问题的根本，为一个非根本问题而争论十余载，真是可悲，可笑，可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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