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作家马里亚诺·阿苏埃拉在谈到时间给人的压迫感时,曾说:“为了能平静地生活——为了能够活下去——,必须忘记时时刻刻、无所不在地折磨我们的巨大痛苦。”

正由于意识到时间,我们肯定生命的存在;因为意识到时间流逝,我们才感觉到生命的消耗。时不我待、时不我与的无奈及其痛苦乃是人类最深刻的心灵悲剧之一。

如果做一番精神史的回溯,我们可以看到,对时间这掌握着人类命运的冷酷无情的主宰,各个时代人们对待它的态度是一样的。

东汉末年的灾难和动乱给人带来的沉重的生命危机感,对人生易老、生命有限的时间恐惧感,在《古诗十九首》和建安诗歌中振荡起悲怆激越的回声,从此时间意识就成了古代文学作品中一个郁积的情结,一个反复吟唱的主题。

龚鹏程《四季·物色·感情》一文曾指出:“中国诗人在描写自然之美及表现对自然的惊诧或喜悦时,通常都含存着敏锐的时间意识。当然西洋诗人对时间也很敏感,但他们似乎不像我国诗人普遍地对时间耿耿于怀。且中国诗常比西洋诗更明确地指明季节和早晚的时间,哀悼春去秋来或忧惧老之将至的诗篇不可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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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最能代表中国人时间意识的诗人,都是到唐以后才出现的,那就是李白、杜甫和苏轼。他们分别代表着中国人的时间的意识及其表达的三种基本模式。

请看下面三首诗:

李白《古风其二十八》

容颜若飞电,时景如飘风。草绿霜已白,日西月复东。华鬓不耐秋,飒然成衰蓬。古来贤圣人,一一谁成功?君子变猿鹤,小人为沙虫。不及广成子,乘云驾轻鸿。

杜甫《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长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苏轼《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

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

东风未肯入东门,走马来寻去岁村。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江城白酒三杯酽,野老苍颜一笑温。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

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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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诗里的时间具有被极度夸张的急遽飞逝感:容貌的鲜艳就像闪电般短促,时光则像风一样倏地飘逝。

起首两句极写时光飞逝之迅疾。“草绿”二句以具体的季节、日夜更替之急促来充实次句的内涵,而“华鬓”两句也以青春难驻、人生易老的具体描写来发挥首句的意蕴,一如杜甫“孔丘盗跖俱尘埃”之意。人生在世的日子是那么有限,而青春更是那么短暂,至于一切古人,无论贤愚一概化为虫鸟,没有任何东西能长存于世!全诗不仅以极度的夸张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时间飞逝的感觉以及随之而来的历史虚无感,最后也暗示了作者消解这种精神困扰的方式——游仙。

杜甫诗没有这种感觉,萧萧落木和滚滚长江是两个运动的持续过程,“无边”“不尽”这意味着空间、时间上都无间隔的定语修饰赋予两个意象以漫长乃至永恒的持续感,而诗人自身的“长作客”同样表现出生涯的持续性,这都是很概括却也很平实的叙述,说明诗人意识中的时间是一种正常的流逝感。

此外,古人视“百年”为常人寿命的限度,杜甫爱用“百年”两字表示毕生,又从某种意义上显示出他对生命限度的冷静而客观的理解。因此我们可以说,杜甫的时间感是比较正常的、比较现实的。

苏东坡诗则又不同,时间感在某种程度上被淡化了。诗人虽说“走马来寻去岁村”,但诗中并没有表现出“去岁村”的今昔差异,也就是说没有表现出知觉的差异,因此时间过程就没有被一年的间隔突出,反而被“春梦”的比喻淡化了。

在这里突出的是人的重来,而往事则被淡化到“无痕”的地步,仿佛一场恍似有又恍似无的春梦。这一比喻并不是偶然闪现的诗意表现,下文我们将看到,它与东坡对人生、对时间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联系在一起。

三首诗体现了三位诗人不同的时间感,这不同的时间感基于他们各自对生活的感受,分别代表着反抗时间、顺从时间和超越时间三种透过时间观念表现出的人生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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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家的思想和世界观成分非常复杂,常常融合了不同的传统思想。尤其是唐以后,形成儒释道合流的趋势。李白、杜甫都是集三家思想于一身的,通常认为李白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道家,杜甫则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如刘熙载《艺概·诗概》云:“太白早好纵横,晚学黄老,故诗意每托之以自娱。少陵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

今人谈李白都从道家着眼,论杜甫便从儒家着眼,至于苏东坡,见仁见智,说法不一,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这样讨论最终无助于研究的深入。人的思想是由多层次、多方面的内容构成的,对传统思想体系也并不是不加选择地全盘接受,而总是受各人的教养、境遇影响,有选择地接受的。因此,在各个层次间会出现交错甚至矛盾的现象。

我们的研究就是要说清那具体的接受情况,而不是笼统地以偏概全。比如李白,历史观是道家的,人生观虽接近于纵横家,但既有道家功成身退之说的影响,其淑世情怀也有着儒家的倾向,与杜甫相近。

所以梁章钜说:“太白本是仙灵降生,其视成仙得道,如其性所自有。然未尝不以立功为不朽,所仰慕之人,率多见诸吟咏。如鲁仲连、侯嬴、郦食其、张良、韩信辈,皆功名中人也。其《赠裴仲堪》云:‘明主倘见收,烟霄路非遐。时命若不会,归应炼丹砂。’《赠杨山人》云:‘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赠卫尉张卿》云:‘功成拂衣去,摇曳沧洲旁。’《赠韦秘书》云:‘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登谢安墩》云:‘功成拂衣去,归入武陵源。’其意总欲先有所树立于时,然后拂衣还山,登真度世。此与少陵之一饭不忘何异?以此齐名万古,良非无因。”

又如苏东坡的政治思想是儒家的,但时间观念却又是佛家的,两者并行不悖。只有这样理解和分析,我们才能对他们的思想倾向及其渊源做出可信的评说,而不至于拘虚牵连,强作解事。

(上文选自博雅12月新书:蒋寅《视角与方法:中国文学史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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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与方法:中国文学史探索》是蒋寅教授在还历之年(60岁)回顾数十年学生历程、检阅自己学术成果的结集。全书以三十一个个案为基础,内容涉及四个方面:一是有关中国文学史基本理论、基本观念的探讨,二是对具体文学史问题的分析,三是对个别作家文学史意义的揭示,四是关于文学影响和接受的研究。由于涉及文学史研究的诸多方面,遂冠以文学史探索之副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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