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作为最高掌权者,威廉二世对德意志帝国的走向和结局理应负最大责任,一战的发生和德意志帝国的崩溃奠定了几乎所有学者对威廉二世的负面评价。尽管不乏优点,威廉二世有着明显妨碍他履行德国最高领导人职责的缺陷,折射出欧洲传统君主制的弱点。另一方面,无论当时抑或现在,无论何种宏大趋势,决策者的能动性或不确定性常是最具决定性的。
德国的最高掌权者既非首相也非军事将领而是皇帝。作为位最高、权最重且从1888年起就在位的君主,威廉二世对德意志帝国的走向和结局理应负最大责任。虽然德国实行的远非绝对的君主集权,有着内部的种种分权和制衡,德国皇帝的权威也不比俄国沙皇,但他仍拥有强大权威。
而且,鉴于多个原因,比如皇帝是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和对外关系的主持者,他有权任命军政官员包括驻外使节,对外关系和军事问题在多数时间中也不是德国国内舆论和政治斗争的核心议题,帝国议会中通常也难有机会辩论对外关系,因此皇帝在外交和军事领域要比在国内事务领域拥有更大权威。
一战的发生和德意志帝国在1918年年底的崩溃奠定了几乎所有学者对威廉二世的负面评价,即便其程度不尽相同。赫维希的下述言论或是对威廉二世的最尖刻批判:“威廉二世是不能接受更不能生活在其有限天赋限度内的统治者的悲剧性例证。”
威廉二世其实不乏优点
威廉二世其实不乏优点。标洛指出了威廉二世的一些优点,比如有很快的理解力、在他没有偏见或成见的问题上会理性看待、不势利、有求知欲、简单直接、友善、有魅力。比如,他不乏聪颖和想象力,对不少问题有洞察力,并因自己的多才多艺而令不少外国宾客印象深刻。
美国大使杰拉德写道:“他赢得了作为一名作家和公共演说家的声名,他是一位出色的射手,他作过曲,写过诗歌,主持过芭蕾剧的产出,画过油画,在波森城堡的美丽的拜占庭教堂中展现了他对于建筑的天赋;而且,他曾穿着教士的法衣,在耶路撒冷布道。在整个历史上有哪位统治者展示过这种非凡的多才多艺?”
“在我与这位皇帝的谈话中,我为他对其他国家——他从未到访过的土地——的知晓所吃惊。他熟悉的不仅是它们的行事方式、风俗、工业和社会活动家,还有它们的商业问题。”
威廉二世虽然属于政治保守派,更是传统君主制的维护者,但也有现代性的一面,例如他欣赏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在各领域中的运用、肯定现代工业的创造力、对新兴阶级首先是城市资产阶级扮演更积极的社会和政治角色体现了某种开放态度(比如他支持军官团的更大开放),也不乏来自工商界的朋友。在私生活和待人接物方面,他也大体体现了道德自律(由此也可理解他为何鄙夷有花花公子习气的爱德华)。
对他多有了解的人也大多承认,他是一个想保持和平或忌惮战争的人。英国大使格申在1913年说,威廉二世是有和平倾向的,他对于维持和平的谨慎和耐心会让很多根据他在情绪失控时的状态去作判断的人感到惊奇。在一战发生时,英国外交官通常也认为,威廉二世对战争是勉强的,是被主战派推向战争的。当德国对法国宣战时,法国驻德大使儒勒·康邦告诉格申:“这个晚上在柏林有三个人为战争的发生而遗憾:你、我还有威廉皇帝。”
威廉二世也有明显缺陷
但是,威廉二世又有着明显妨碍他履行德国最高领导人职责的缺陷。比如,他有着明显的虚荣心或过强的自尊心,常有压抑不住的显摆欲望。对此最妙的一个比喻来自柏林社交界的一位女士:当我们的皇帝出席婚礼时,他希望自己是新郎;当出席葬礼时,他希望自己是躺在棺材中的那个人。例如,他支持海军扩张的一大原因就是为了让自己在英国人面前多一份尊荣;他不时要炫耀壮大中的德国舰队,包括对英国人,尽管蒂尔皮茨告诫说在海军羽翼未丰前对其实力应尽量低调。
他还易于情绪化或缺乏基于政治理性的自制力,故也常常有弊无益地口无遮拦,这也算他最知名和最为人诟病的缺点。例如,他常在外国宾客前一时兴起地讥讽或恶评第三国(多少也是为了令谈话对象愉悦,但其言论往往被外传);每日电讯报事件也是一个造成内外消极影响的典型案例;他闻听霍尔丹谈话后在1912年12月8日决定尽快开战也是冲动所致。
威廉二世
俾斯麦
与较强的虚荣心或自尊心相一致,威廉二世也被普遍认为有着较强的权力欲。相应地,他在国内(尤其在在位的中前期)要凸显自己的权力中心位置,追求提升“个人统治”色彩,难以容忍它被臣僚的光芒所遮掩,更愿意让臣僚分别与自己打交道,而不是让他们相互交往甚密,甚至成为一个相对独立于君主的相互协作的群体。他的一些举动,比如迫使俾斯麦下野、取消了普鲁士内阁大臣给君主的报告应先交由首相过目的惯例,都与此有关。他也不愿过于倚重臣僚,时常通过“私人渠道”比如通过亲朋好友获得信息和建议。
但是,威廉二世的权力欲似乎更多表现为追求他人将其认同或尊崇为权力中心,而非表现为对政务的投入。
他缺乏勤政作风,对很多工作的态度更多地不是由责任感决定,而是由兴趣和别人的态度决定。其密友奥伦堡在1897年曾对标洛有如下评价:“皇帝是一匹只有在他被灵巧引导并感到身侧压力时才会走的马,但他不会忍受一个马嚼子,不会太经常地忍受鞭策。如果他有时或者甚至经常地得到一块糖,他会有最好的表现。不要忘记糖!若没有糖,这匹马不会跳越障碍,不能服服帖帖,甚至根本不能骑。”
标洛
穆勒
他通常也不愿或难以对复杂的政策问题作持续和深入思考并亲力亲为(这也体现了他的虽然涉略广泛但不求甚解的作风)。与此相关,他虽然不乏想象力,但缺乏系统、连贯的政策思维。
比如,威廉二世甚至想过建立与美国和中国的协约以对付日本的威胁。如果心血来潮,或要显示自己的博学或权威,他对政策问题也可能一时兴趣盎然或夸夸其谈,即便其实了解甚少。例如,他在1912年的海军演习中对海战的战略和战术发表了一个细致评述,穆勒听后在日记中写道:你需要巨大的勇气,才能面对如此众多的职业海军军官如此不专业地大放厥词。他对于某些符合自身兴趣的细枝末节倒有持续热情,比如曾几十次提出修改陆海军军服的建议(他着迷于让他和他的军队看起来更威风凛凛)。
与对政策问题缺乏积极关注有关,他在不少问题上缺乏明确见解并易受外来影响,并具有听由臣僚去决定的“推卸责任”倾向(但前提是他们通过请示汇报而体现对君主的尊崇),这既让他会接受某些合理建议,也让他会听从某些不当主张,或让他未坚持自己原本合理的想法。
例如,在世纪之交时,他对英德结盟有所热情,但在标洛、霍尔施坦和蒂尔皮茨等人的影响下未有多少努力;德皇访问丹吉尔和“豹”号军舰抵达阿加迪尔是两次摩洛哥危机的导火线和起点,他虽然对这两个行动都有异议,但未架住臣僚的劝说。但在那些他认为自己见解正确的重要问题上,尤其当它被认为密切关系到德国和他本人的荣誉时,他会固执己见,典型例子就是他始终反对与英国缔结海军军备协议。
与上述缺点相关,在下属官员和部门之间,他也难以较好起到核心领导人应发挥的协调和仲裁作用。
第二次摩洛哥危机
威廉二世的种种不足也折射了欧洲传统君主制的一个弱点:作为最高决策者的君主之所以成为君主,通常是完全由于血缘上的长幼亲疏,而非由于才能,由于经历了长期的政治锻炼,或由于经历了基于政治特质的选拔,君主的政治素质因而就可能是不合格或低劣的。
相比而言,中国历史上的君主继承制度其实给基于才能的考量留有更多空间,因此而时有废长立幼之举。俾斯麦在任时曾担心未来的德国陷入该局面:君主软弱无能,首相缺乏影响力或政治眼光,军方则是侵略性的。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呈现在后俾斯麦时代的德国。
决策者在种种宏大趋势下的能动性或不确定性常是最具决定性的,关键位置上的关键人物在关键节点上的抉择在当今时代仍与在前工业化时期一样重要。至少对1914年的德国来说,走向大战绝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后世学者们强调的那些导致一战的“宏大因素”,比如国际结构、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保护主义、军备竞赛、同盟政治、动员计划和自利性的国内集团,最多只是造就了对于战争的某种趋势。
在现代世界,无论是在一百年前还是在当今,最高决策者仍是握有最大话语权的“贵族”,这体现的是权力但更是责任。
摘自《德意志帝国的大战略:德国与大战的来临》一书,
有删改。
图片来自网络。
制作:前进
梅然 著
耿协峰 责编
ISBN 9787301269404
2016年出版
世界政治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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