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诸侯王的政治地位，与西汉景帝、武帝以后的情况大体相同。西汉初年，诸侯王具有治国治民的权力，因而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汉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以后，始“令诸侯王不得治民”汉武帝以后，又采取了一系列削弱诸侯王势力的措施，有时以相主治民，有时以内史主治民，诸侯王的政治地位更是落千丈。
同样，终东汉之世，从来也没有赋予诸侯王治国治民的权力和职责。对此，三国时的诸葛恪曾经明确指出：“自光武以来，诸王有别，惟得自娱于宫内，不得临民干与政事。其与交通，皆有重禁。”这种说法，是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因为有所谓“不得临民干与政事”的规定，所以东汉的诸侯王亦多滞留京师，久不就国。

例如，汉光武帝子刘焉，建武十五年(39年)即晋封为王，建武三十年徙封中山王，但长期留居京师，一直到汉明帝永平二年(59年)冬才奉诏就中山；汉明帝子刘羡，永平三年始封广平王，历明帝、章帝两朝，前后留居京师28年；汉明帝子刘恭，永平十五年封巨鹿王，章帝又先后徙封江陵王、六安王，一直到汉章帝死后徙封彭城王时始就国，前后留居京师16年。
汉章帝子刘庆，建初七（(82年）封清河王，至汉殇帝延平元年(106年)始就国，前后留居京师24年。一般说来，东汉诸侯王中的就国者，大多数都是因为新帝即位后由于同新帝关系相对疏远才离开京师的。汉和帝即位后乐成王刘党始就国，汉殇帝即位后清河王刘庆、河间王刘开、常山王刘章始就国，就是这样的例子。

除不得治国治民外，东汉的诸侯王也没有任免王国官员的权力。据《后汉书·章八王传·清河王传》记载：“中傅卫诉私为臧盗千余万，诏使案理之，并责庆不举之状，庆曰：‘诉以师傅之尊，选自圣朝，臣愚唯知言从事听，不甚有所纠察。’帝嘉其对，悉以臧财赐庆。”所谓“选自圣朝”,即说明王国官员是由朝廷任命的。东汉时期，诸侯王国的主要官员是傅和相。
汉景帝时改王国丞相为相，汉成帝时改太傅为傅，东汉因袭不改《后汉书·百官志》云：“皇子封王，其郡为国，每置傅一人，相人，皆两千石。本注曰：傅主导王以善，礼如师，不臣也。相如太守。有长史，如郡丞。”东汉河北诸王国傅、相见于文献记载者，《后汉书·明八王列传》有中山简王傅、乐成国相。

《章八王传》有清河王傅杨伦、河间王傅、勃海王傅、清河王中傅卫诉，河间相沈景、清河相谢暠、勃海国相，《刘虞传》有甘陵相刘虞、中山相张纯，《刘矩传》有常山相刘矩，《向栩传》有赵相向栩，《戴封传》有中山相戴封等。傅的主要职责是训导诸侯王。河间王刘政“不奉法宪”，河间相沈景到任后就曾指责王傅“诸君空受爵禄，而无训导之意”。相除了主持王国行政事务以外，也有辅导国王和举报国王不法的职责。
例如：乐成王刘党“急刻不遵法度”,“缢杀内侍三人”。永平七年国相即举奏朝廷，和帝下诏削乐成东光、翱二县。又如，济北王子刘苌被立为乐成王以后，“到国数月，愆过累积，冀州刺史与国相举奏苌罪至不道。”国王有过，也往往罪及傅、相。勃海王刘悝因被诬自杀，傅、相以下，即“以辅导王不忠，悉伏诛”。除傅、相以外，王国重要官员还有中尉、内史、郎中令、仆等。

据《后汉书·百官志》：“中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职如郡都尉，主盗贼。郎中令一人，仆一人，皆千石。本注曰：郎中令掌王大夫、郎中宿卫，官如光禄勋。自省少府，职皆并焉。仆主车及驭，如太仆。”这些官员的职掌，与西汉时期大致相同，但俸禄则与西汉略减。其中，中尉、内史似乎不是常置。
据《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六年，“初罢郡国都尉官”,则王国之中尉与郡之都尉当同时被罢。另外，东汉王国一直由相主治民，则内史亦当减省。《后汉书·清河王庆传》称：和帝永元十六年，“诸王就国，邓太后特听清河王置中尉、内史”。因为清河王刘庆系废太子，又与汉和帝关系密切，所以才被允许特置中尉、内史。这说明，王国中尉、内史的设置并不是经常的和普遍的。
王国官员，还有中大夫、郎中等。《后汉书·清河王庆传》“以宋衍等并为清河中大夫。”李贤注引《续汉志》云：“中大夫，秩六百石，无员，掌奉王使至京师。”同传又载，清河王母“孝德后异母弟次及达生二人，诸子九人，皆为清河国郎中”。这说明，中大夫、郎中可以同时由数人兼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