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帝国是两个意义，第一，国内只有一个皇帝，国家是统一的；第二，对于四邻而言，中国这庞大的国家，绝对是主控力量。这两个条件合在一起的时候，中国的帝国是天下帝国，理论上，天下帝国没有边界，边缘和核心的关系只有远近、没有敌我。但实际上，中国还是有不属于他管辖的邻居，尤其是北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难得属于中国管辖，更常见他们向中国挑战，甚至于侵入中国、征服了中国、统治了中国。譬如说，著名的是五胡乱华和金元王朝。

秦帝国的出现，真正为中华大帝国的核心划下基本的疆域，我们有时候称之中原，可是中原常常会改变，实际上中原的核心又时时转换。不过，以中国和欧洲大帝国来对比，最显著的就是，中国是一个相当固定而且坚实的核心，因此中国对外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地理单位，往往这核心本身比任何一边的边陲要广袤富足很多倍。这么庞大的核心，自然有他自己的引力，核心可以抓住边缘，边缘难得可以挑战核心。回到秦汉帝国，秦和两汉应该是一个连续体，不必当作三个朝代。

秦帝国设定了庞大帝国的内建系统，包括道路和管理组织，两者都被汉帝国继承。秦帝国的内建系统是从上而下、从核心向外缘。秦朝的郡县制度，从考古学数据看得见，甚至于最小的县镇、县长或县令，往往是秦帝国军队的中下级军官转任，中央的命令一条鞭达到地方，效率相当不坏。秦国的道路系统，在中原是两横两直，对外是辐射线。这样的内建系统，传达命令很有效，得到神经末梢回馈的讯息却是有所不足。秦帝国在秦始皇时代，运转并没有太大困难。

秦王朝的使用资源，筑长城、开驶道，建宫殿和陵墓，再加上戍守边疆的兵役，用尽了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国家力量。秦始皇在世，由于他常常巡视各处，还可能得到地方的讯息，秦始皇一死，各处变乱，包括六国之后和陈胜、吴广、刘邦这一类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中央根本无法得到预警，也无法有适当的反应。所以这一短命的王朝，他的兴是由于三代经营，建立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战争机器，但不是最好的管理机器。在资源力量用尽之时，中央完全无法应付，庞大的帝国就垮下来了。

秦代的兴和衰，其实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汉代的管理制度基本上是秦朝的延续，《史记》和《汉书》，都很坦白地承认这一点，但是在实际的运用上，汉代的制度自从董仲舒设计了一套相当清楚的察举制，将过去不是挺有制度的选拔人才，落实在定期由地方官员选择当地优秀人才送到中央，在中央实习种种政务，然后再派到各处去工作。这一个察举制度，使得中央和地方一直不断地有人资源的流转，地方的讯息，无时不经过这些实习人员带到中央。

汉代讯息传递系统至少在西汉大半的时间，有效地提供中央种种决策的信息基础，使这么庞大的帝国基本上稳定地运作。西汉的崩溃，也是由于大规模的内乱，那是因为王莽这个书呆子，并没有理解汉代设计这套讯息内馈系统的功能，以为只要中央不断地下命令，就可以将一个设计好的“新政”，落实为儒家思想向往的理想国家。有人以为王莽是一个空想的社会主义者，其实不然，他至多是一个以皇帝来抚育子民的专制帝王。王莽得到皇位，并不合法，他和拥护他的人发动和制造大规模的舆论，支持他的政权。

由于舆论是经过制造的，中央从此不能得到真实讯息回馈。王莽的种种设施，调动了许多资源，天下骚然，许多农民脱产，投入变乱，而政府的反应既不恰当、也不够快，于是，王莽接手的一个庞大的汉帝国，就因为大规模的民变而瓦解了。从西汉的对外关系看来，中国的最大挑战者是草原上的匈奴，这个部落集团可说是历史上罕见的游牧帝国，匈奴部队快速地行军，使汉代的长城沿线必须处处设防，这是以少击多的战略。汉代花尽心思要制伏匈奴，最后取得良马马种，训练了可以跟匈奴对抗的骑兵部队。

霍去病号称骠骑将军，就是以快速行动的马队千里奔袭，穿入匈奴腹地，再由卫青统领大量的步兵部队，沿着长城，各路并进，才把匈奴打垮。中国和匈奴的战争，基本上是用大量的资源，来抵销匈奴灵活机动的战略，从那时以后，中国对北方的战争，都是用钱粮和补给取胜，这种战略也会造成资源大量的消费，如果因此而引发内部资源不足而有民变，王朝也许就因此垮台。西汉的胜利，就是因为内部的资源可以用到相当紧张的地步，而政府可以随时应变，不至于蹈秦代的覆辙。
汉帝国西南一带的扩张，是长期缓慢的进展，基本型态是先打通道路，建立若干据点，汉人由贸易和移民一步一步渗透和填满了南方和西南各地本来由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有些战争，规模也并不大，而帝国的扩张却是持续和稳定地进展，终于将西南和南部大体上都和核心地区连结为一。这一扩张的策略和罗马相比是不一样的，罗马先用军队出征，罗马兵团留在征服的地区，自己的核心地区常常因此掏空，而罗马兵团驻守的各处新领土，并不和中央有融合的机制，使核心和边缘的差别逐渐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