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申海晶
来源：健识局
医药反腐延伸至学协会。
据相关媒体报道，云南省医学会已经发布通知称，“不再接受药品、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等医药产品生产、经营企业或经销人员提供会议及培训费用。”
根据通知，这一要求是依据云南省卫健委《关于转发国家卫生健康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委局2018年纠正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不正之风专项治理工作要点的通知》要求制定，已于4月16日起生效。
这意味着，医药领域的反腐范围正在扩大，带金销售的可乘之机越来越少。
事实上，一直以来，赞助学术会议、学术交流，都是药企非常热衷的项目。曾有分析人士指出，药企之所以如此热衷举办医疗学术会议，主要出于扩大药品知名度、影响力的目的。而医生也可以通过参加这些学术会，提高医疗水平，并获得每年的继续教育学分，通过考核。
但，就在这种“双赢”的学术会议背后，却蕴藏着巨大的利益输送风险。2017年下半年上海市工商部门对中美施贵宝、泰凌医药等巨头开出的罚单中，即有涉嫌以“会务费”形式向医生行贿的事项。
正因为此，药企赞助学术会议也被列入了医药反腐的监督重点。早在2013年，原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加强医疗卫生行风建设“九不准”》中，就有“不准违规接受社会捐赠资助”的规定。
尽管如此，药企赞助学术会议的积极作用，仍然不可忽视。这也是此次云南医学会直接发文“一刀切”谢绝药企对学术会、培训的赞助，会在行业引起巨大反响的原因之一。
因此，分析人士认为，与其直接“封杀”药企对学术交流的赞助，不如思考如何在合规的范围内，发挥其对双方的正向作用。
行贿“马甲”？学术会议已成反腐关注重点
云南抗拒药企赞助并非偶然。
据行业不完全统计，近年来，云南已有十几名院长因贪腐落马。其中，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原党委书记、院长王天朝，通过在医院工程建设、药品和医疗设备采购、人事任免等方面为他人提供帮助，收受现金贿赂4500余万元，房产100套、车位100个，还被称为“双百”院长。
因此，在愈演愈烈的“禁止医药代表入院”行动中，云南也是相对积极的省份。相关报道显示，近日，甚至有医院专门召开会议，分析院内监控录像，查找疑似违规推广行为。
需要注意的是，在“学术赞助+旅游”逐渐成为药企推广主要模式的今天，政府部门对其中存在贪腐风险，也越来越清晰。可以看到，在云南之前，也有省份发布相关要求，禁止药企赞助学术会议，但并不是“一刀切”。
2018年11月，黑龙江卫健委发布《黑龙江省医疗卫生机构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处理办法(试行)》规定，医务人员接受医药生产经营企业及其代理人提供的国内外各种名义旅游、考察、娱乐性消费及变相学术会议等行为属于商业行贿。
这一规定在当时也曾引起行业内广泛反响，但其禁止项也是针对变了味儿的学术会议。有业内人士在当时做过一项调查，超过五成的受访者认为不该禁止药企赞助学术会议。
分析人士认为，在4+7带量采购范围将持续扩大，带金销售将彻底失去空间，学术推广逐渐回归本位的情况下，药企如何通过合规手段“杀出一条生路”，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
合规推广，大批医药代表面临转型难题
合规压力下，商业企业的关停、转型，以及医药代表的大淘汰已经悄然开始。
近年来，随着“两票制”、金税三期等政策的落地，大批靠挂靠、走票存活的批发企业、CSO等已经走向末路。
据健识君不完全统计，进入2019年以来，仅广东就有45家商业公司因为到期、企业申请或不具备经营条件等原因被注销《药品经营许可证》。
CSO消失的速度则更加惊人。医药CSO联盟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8月，全国已有约4万家医药CSO消失。泰凌、康哲等起步早、规模大的CSO公司，在经历巨额处罚、业绩滑坡之后，也已开始谋求转型。
而4+7带量采购启动以来，更深的危机已经开始逼近具体的医药代表。
可以看到，在4+7带量采购将药品价格压到低价的前提下，中选企业已经无力承担以往动辄超过40%的销售费用，而在政策保障中选药品采购量的情况下，那些未中标企业，即便甘愿花费巨额销售费用，也无力回天。
因此，销售部门，特别是与带金销售接触最密切的医药代表就面临被裁撤或转岗的风险。根据业界此前评估，约90%的医药代表将无法胜任学术推广要求，而被迫转型或辞职。
而对于剩下的医药代表，如何摆脱以往带金销售的旧有模式，趟出一条新路，也成为一项难题。毕竟，完全不支付医生费用的模式似乎已经被证明失败。可以看到，探索转变销售模式多年的GSK已于去年10月起，宣布恢复向医生支付费用，包括讲课费、注册费、差旅费。
如何在支持医学交流，开展学术推广的同时，避免灰色利益输送?在合规的情况下，企业如何保持快速的增长？这些问题还有待医药同人持续探索。在产业净化的路上，无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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