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顾炎武认为：“一切考试科举之费，尤皆派取之民，故病民之尤者，生员也。”然而，我们应该认识到，因为减少了物质文明领域的生产者，却相对增加了精神文明领域的活动者，而这也是中国自唐宋以后文化较为发达，成为文化强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恩贡生出现于明代嘉靖中叶，本就有改善贡生整体质量的用意。由于朝廷对恩贡生质量的重视、对提学官的考核之严，与纳贡不同的是，恩贡生普遍是具有真才实学之士。

但恩贡身为科举中人，以科举为业，平日所务，亦不过举业科目而已。举业，又称“制义”，俗称“八股文”。但王阳明曾说：“虽勉习举业，亦自无妨圣贤之学”。明代令科举生员从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中各习一经以试之，录取时，取个经之第一名称“五经魁”。乡试中之又称“乡魁”，会试则称“会魁”。读书是恩贡生的主要活动，他们由苦读诗书，参加举业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提高了自身及家族的社会地位，就愈能明白寒门士子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艰难与必要。故除了万历后担任教官的恩贡生承担教书育人的重责，还有诸多担任州县官的恩贡生皆以兴学教士为重，乐育生徒。

例束桓，丹阳人，隆庆二年贡，授宁州判迁高密县，“县事皆以讲学教士为重”；李元允，贵池人，崇祯恩贡，“生产文章为世所重，从游者数百人”；詹世厚，松阳人，隆庆间贡，“兴学立市”，当地“立祠建碑”纪念之。恩贡生由读书受惠，亦作为教官或兴学官将知识传播于更多士子，是文化传承与传播的重要力量。总体来说，明代恩贡生的文学成就虽不如举人、进士那般璀璨，但其中不乏将毕生所学、所思所感授予人或著于书者，传播了许多有价值的文化内容与思想内涵；还有一部分有历史责任感的恩贡生，恐县事百余年后多散佚，而致力于纂修地方志，为后人了解明代地方风土民情，经济生活传递了真实的一手史料。

无论如何，明代恩贡生这一文人群体，为后人留下了诸多宝贵的文化财富，其在明代文化生活中，拥有较高的文化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很多人认为宋代以后，中国基本上就是一个科举社会，即“科举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科举的影响无处不在的社会”。贡监一途作为明清科举制度的重要补充，成为与科举并行的选官系统，在明初确选拔出一批优秀治国人才。但是，由于国子监疏于管理，学规废弛，加之岁贡年老、纳贡的不断增多，监生总体素质下滑严重，而由激烈的科举竞争中脱颖而出的进士整体素质明显要高于监生。于是，两条本并行的入仕途径即出现了明显的高下之分。

形成明代中后期重进士、轻贡举的社会风气及重选拔、轻培养的教育结构。地方官学生员一心致力于举业，以时文为主要学习内容，导致国子监成为了“下第举人应试科举的临时收容机构”；或者屡试不中士子抓住出仕机会的最后一棵稻草，即获得出贡的机会。嘉、万间“三途并用”的提倡即为扭转这种社会风气所做的努力。其中，于国家大庆之时，另加贡数名生员称恩贡，区分于已结构僵化的岁贡制度，一令恩贡之选拔不论食廪深浅、通行考选；二则有意提高恩贡生之地位，令其必须坐监肄业，不得除授教职，授官情况好于其他诸类贡生。明代中后期，随着生员越来越多。

科举竞争愈加激烈，加之考生的发挥、考官的判卷等不稳定因素，生员科举中式之难无庸赘述。但激烈的竞争亦抵挡不住广大生员对于入仕的渴求，故而生员淹滞现象十分严重。生员在历经科场失败，无奈之下，只能期盼得贡生出身，由国子监入仕。但是岁贡额数有限，且廪生食廪十年之上的条件实在苛刻，有经济能力的生员或可通过纳粟、纳马的方式获得出贡机会，那广大的寒门优秀生员只能无奈蹉跎岁月。由此，恩贡制度可以说是明代科举取材制度的重要补充，它开通了另一条沟通地方学校与国子监、国子监与官员队伍的渠道，使国子监更多地对平民开放，更多的生员有了除科举考试、岁贡之外的入仕捷径。

恩贡制度亦是朝廷对士子的一种优待，以国家大庆为契机，为广大士子另谋化出路，以此浩荡皇恩示朝廷笼络之意。明代虽仅行十次恩贡，但由此，上万名地方生员的获出贡之机会，由下层绅士走入上层绅士阶层，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改写了自身及家族之命运；恩贡生多补地方州县官之缺，更加完善了明代的行政官僚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