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历来有两个传统，一个是“从周”的孔子儒家，一个是“法夏宗禹”的墨子墨家。韩非子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著名墨学大师张知寒先生将孔子的儒家和墨子的墨家，形象地比喻成“一根藤上结出的两个不同形状的瓜，同源异流而又殊途同归”。“俱道尧舜，取舍不同”“同源异流”正是对中国文化传统最好的描述。也正因为取舍不同，“法夏”的墨家才批判“从周”的儒家抛弃文化传统而“丧天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打孔家店”，可以看做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继承墨家“非儒”传统，回归华夏传统，复兴并重新构建墨学的自觉使命。

关键词：五四新文化/墨学/传统/非儒

传统的回归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与“旧”

在先秦，墨学的影响力巨大，儒家孟子也承认“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则归墨”。换言之，此时的儒家并没有文化的地位。孔子生前周游列国而不见用，多有“困于陈蔡”之厄，虽号称“弟子三千”，却仍然如同“丧家之犬”，此时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儒学是显学。经过孟子荀子的努力，儒家才逐渐取代杨朱，得以和墨家齐名，被韩非子俱称“显学”。自秦汉一统，儒家依附皇权成为封建统治者用来维护统治的工具，由此“独尊儒术”成为了封建王朝的意识形态，儒家“辟杨墨”“排佛老”，垄断了一切话语权，使整个民族失去了思想自由。“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却并未完成“走向共和”的理想，袁世凯的“称帝”野心仍然想依靠儒学这个工具，所以大张“孔教”，然而终于因为悖逆历史潮流而失败。有种观点认为，儒学是被统治者所利用的，然而如果换个角度看，儒家何尝不是“递刀者”？历史证明，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容易被推翻，而儒家“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墨子，非儒》下引墨子，只著篇名）的流弊却不易清除，所以“刺孔之功甚于刺秦”。

民初，在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五四新文化运动”自发形成，其目的是构建一套文明的社会秩序。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是“打倒孔家店”，其显著的成果之一则是白话文的普及。换句话说，白话文的普及出现，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大成果。王小波先生说，权力即话语。那么，新文化运动的白话文的普及，可以看作是对两千多年来对独尊儒术的儒家话语权的消解。当然，即使这种看法也未必准确，因为，儒生们同样可以用白话文来重新构建儒家话语权。新儒家们费尽心机的以“受害者”的面目出现，企图重新垄断并控制话语权，将新文化运动被抹黑为“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所以首先的“打孔家店”是华夏传统这一点应当明确的昭示，比如“墨家非儒”“道家绌儒”，都是两千年来的常识与反常识，文明与反文明，传统与反传统之战。

新文化运动，究竟提供了什么新文化呢？或者说哪里有什么新文化呢，有的只是常识，和对传统的继承。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用尊重历史事实的态度来看，新文化运动并不新而是旧传统，就所谓新文化运动所产生并倡导的价值理念比如“徳”“塞”，本就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根本与主流，比如说墨子墨家。墨子所倡导的思想文化，社会伦理以及墨家所取得的科学成就，都足以证明“徳““塞”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思想与文化是世代相承的，所以现代与古代这种时间性的坐标并非划分思想与文化的标准。任何一个现代的新思想，都是过去的文化的继续和发展，思想文化是连续性的，是不可用时间分割的。《墨经上》说，“尧之义也，生于今而处于古，而异时。”思想文化具有连续性的本质，并不因为时间的改变而改变，所以墨子说：“古之圣王，欲传其道于后世……今闻先王之道而不为，是废先王之传也。”（《贵义》）“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先王之道教也。（《耕柱》）对于传统的思想文化的传承，墨子墨家不遗余力，墨家之学“法夏宗禹”“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所以庄子称墨子是“古之道术”的传承者；韩非子认为“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明知于此，也就不难理解何以非儒是传统，因为儒家的思想主张是“从周”而不是传统传承。

墨子传承古之道术在当时就受到儒家这一“革新派”的批判：巫马子谓子墨子曰：“舍今之人而誉先王，是誉槁骨也。譬若匠人然，智槁木也，而不智生木。”（《耕柱》）不仅如此，在当时儒家一方面批判墨子传承传统是“誉槁骨”，一方面又自以为代表传统而声称“必古言服”：“君子必古言服，然后仁。”（《公孟》）对于儒家所谓的“必古言服”，墨子给予了有力的反击：子墨子曰：“昔者商王纣，卿士费仲，为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为天下之圣人。此同言，而或仁不仁也。周公旦为天下之圣人，关叔为天下之暴人，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则不在古服与古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同上）“法周未法夏，子之古不古”，即儒家所谓的传统，并非真正的传统，而是在先秦时代“与时俱进”的“革新的产物”。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墨家虽然“法禹夏”却并非食古不化的保守派。随着秦汉大一统政制的形成，儒家思想被钦定为正统的国家意识形态。由此，以孔子为首的儒家由“丧家之犬”一步登天为“至圣先师”。儒家思想，就此成为后世认为的传统文化，而取代了真正的文化传统。

自尧舜禹夏以来最古老的思想，就其在当时的传承和影响力而言，墨学是“根红苗正”的文化嫡子——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则归于墨。（《孟子》）在历史的变迁中，墨学始终作为人文精神需求与社会发展创造的内在指引动力。也就是说，最新的新思想仍然是“太阳底下的旧物”，是“恒常的理念”。墨家思想是超越了“现代”与“古代”的隔阂，是一以贯之的内在的连续性的传承。中国现代的文化反思与创新，通常会被看做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续。而在我一方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并非文化的创新，实则是传统的回归；在彼一方即认为“儒学是传统”的那部分人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彻底的全盘否定传统。对于何为传统，是“从周“还是“法夏”？以历史常识和墨家立场来看，的确需要重新审视。在先秦诸子的学说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墨家。墨家坚守着文化传统，最倡导尧舜禹汤之道，“先圣六王之亲行之”（《兼爱》）从墨子整体思想来看，墨子传承的正是“古之道术”。“法夏”与“从周”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历史态度。“夏”，不仅是国家建立的一种形式，更是文化的道统。墨子说“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以不尚贤，夫尚贤者，政之本也。”、“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尚贤》）墨子的这些论述，都充分说明华夏传统的“徳”之存在。《墨经》中的逻辑、数学、光学、力学等等都代表了先秦文化传统中的“塞”之所在，蔡元培先生就指出：“先秦唯墨子颇治科学”。新文化运动所崇尚的民主、科学等现代性精神，是完全的对古典传统的传承和文化重建，所以当新文化运动主张“全盘西化”时，却自觉或不自觉的走向了“回归传统”之路。

我们应当看到，自“五四”已降，无论政治、社会、学术、文化各方面的努力，都在围绕着墨家思想而展开。从为人处世，到修身立行，无一不在努力养成一个墨者的人格。大多数的人，具有墨家思想而不自知，却都能自觉地发挥出来。很多人表面上好象在推崇儒家思想，而骨子却是墨家思想，自觉地发挥墨家思想，无形中就形成了墨学复兴运动。民国时代，五四时期，墨学研究蔚然成风，所取得的学术成果也大大的超越了历史。一个民族的复兴，不仅是反侵略反压迫的胜利，不仅是国家主权的确立和在国际政治中的平等自由的参与，其本质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民族文化的复兴，其主流、根本的成份就是墨家的文化思想的复兴。如果不重视墨家思想，那么民族文化也就不会有新的前途和开展。换言之，墨家思想的命运，是与民族的前途命运、盛衰消长同一而不可分的。中国近代百多年来的危机，实质上是文化的危机。文化上的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既割裂了文化传统，又不能应付新的文化发展带来的冲突，因而造成了中国学术文化上的畸形，“中体西用”存在着先天的“体之缺陷”而“虚不受补”。儒家思想使得中国文化，丧失了自新与发展的能力，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危机。“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打击儒家思想伪传统，回归真正传统的绝地反击。表面上看，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打倒孔家店、推翻儒家思想的一个“新事物”，但实际上，“打倒孔家店”是先秦诸子一致的态度。所以五四运动所要批判打倒儒家思想，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传统。新文化运动破除了儒家礼教伪道德对民众的束缚压迫，揭露了儒家思想作为统治阶级的帮凶。

有学者认为墨家的思想，类似于宗教。但是我要指出的是墨学的根本是以人伦道德为中心的。墨家宗教式的信仰为人文道德注以热情、自信和勇气。墨家有对天志精诚的信仰和坚贞的精神，一切以天为法，“天志者，义之经也”“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墨家有博爱慈悲、“除天下之害，兴天下之利”利天下而为之的奉献精神；墨家有着胸怀广大、超越国家等级的“天下”精神。在西方，基督教文明是基础，深刻而全面支配着西方人的精神生活，促进着社会的发展，实际上正是源自对“上帝”的信仰和对科学的同功并进，建立在宗教信仰之体和器物文明之用的基础至上，产生了现代文明的西方文化。《约翰福音》认为“上帝即是爱”， 《新约.马太福音: 第 19 章19 》说“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 新约.加拉太书: 第 5 章14》说“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墨子则认为：“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法仪》）“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兼爱》）所以墨子说：“兼者……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无所不利，是谓天德。聚敛天下之美名而加之焉，曰：此仁也，义也。”（《天志》）基于“耶墨对比”，有部分学者认为“西学墨源”。实情虽然未必如此，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自信的认为，墨学更具有历史的根基和强大的生命力，更具有超越的普世价值，墨学兴则中国兴。因为墨学是合宗教、哲学、科学以及实践为一体的整体。因此，新墨家思想的开展，将以崇高的信仰、哲学化、科学化、常识化和身体力行、知行合一的途径迈进。有很多人误认为墨家轻蔑艺术，只从表面去理解“非乐”，而批评墨子反对音乐反对艺术，反对人类对美好的追求。诸如此类说法，皆企图将墨家偏狭化、浅薄化、孤隘化，而实际上，墨家对艺术和美的追求，从来都非常重视——“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墨子佚文》）墨家所反对的是“将必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非乐》）其反对的对象不是音乐，而是“王公大人”为自己享乐而暴敛于民。所以，墨学的研究和复兴，完全可以从艺术这一途径展开，并展现出墨学之维的艺术之美。

墨家思想在日常生活中，浸融于每个中国人，典型的中国人都能代表着纯粹的中国文化，比如勤劳、节约、奋斗、相亲相爱，互助互利、不坑害他人，这些都是墨家文化，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孝，是传统美德，在传统文化中，最讲孝的莫过于墨家。墨家不但对孝有着明确的定义，同时将孝上升到社会稳定和谐的层面上：“举孝子而劝之事亲，尊贤良而劝之为善，发宪布令以教诲，明赏罚以劝阻。若此，则乱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非命》），“养三老五更，以孝视天下，视民如父母”这即是墨家民之父母的主张，同时这也是兼爱思想的一个方面。作为一个思想体系，作学问不是为了“作”学问，而是应当实践，墨子说“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脱离根本的学问，毫无意义。一个思想体系，如果他只能存在于文字之中，有何意义呢？

墨学思想是深入国人骨子里的文化基因，并推动着历史进程的发展。时至今日，最能体现墨家精神的非军人莫属，绿色的军营文化，有组织有纪律、不怕牺牲、无私奉献。战时保家卫国，抵抗侵略；和平时期，抢险救灾、扶危救难。生活上始终保持着勤俭节约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军人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类似于墨家主张的不“攘人桃李”。从这些方面来看，军人皆有“绳墨自矫，备世之急”的墨者风度。所以何谓“墨者”？何谓“墨家”？虽然不必确切下一个定义，但简单的说，凡有如此精神和道德修养的人，即是墨者。现代化、工业化的文明社会的建设，不仅需要高超的科学技术，不仅需要“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的有组织、有密切分工的合作，更需要内在文化基因的发动力和推进力。墨家思想就作事的态度言，主张每作一事都应符合天理人情。合天理就是要“以天为法，爱人利人”；合人情就是要“明民善非，以民为法”，如此则可谓墨家的两大原则。墨家从事的态度，从不拘于教条主义，而主张“权衡”和实践。墨子说：“于所体之中，而权轻重之谓权。权，非为是也，非非为非也，权，正也。断指以存腕，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非取害也，取利也。”（《大取》）权衡轻重利害而进行选择最合理的取舍是人之理性。“唯其可行”是墨家行事的另一个态度，唯其可行不是盲目行动，而是要敢于尝试，不要左顾右盼，自缚手脚。俗话说“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就是这个意思。墨家这种敢于讲利害，勇于实践行动的从事态度，往往给人有一种功利主义的影子，但是要知道这种功利主义首先是建立在两大原则之上的，是以社会伦理为基础的，是以爱人利人为前提。“爱人”必然包含“自爱”与“爱他”，“自爱”与“爱他”并非对立，而是互为因果，墨子讲“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同时也指出“为彼犹为己”，“若众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恶人贼人生与？即必曰：“非然也。”必曰：“从爱人利人生。”（《兼爱》）投我以桃，报之以李，是人之常情，“爱人者必见爱”也充分说明了“自爱”与“爱他”之间的关系。知名作家亦舒在其散文集《随心》中写到：“人，会不会同完全没有利用价值的人来往？大抵没有可能。即使纯是谈得来，也已经利用了对方的时间、精力，换取欢笑的一场闲聊，彼此交换了资料。互相利用没有什么不对呀，大家得益，不亦乐乎，最讨厌的是损人不利己。越是有利用价值，关系越能持久。”这也可以看做是对墨学兼爱思想通俗的解释。站在墨家的立场，无论是对社会还是文化上的问题，都能给予以合理、合情、合时的解答引导。宇宙观、人生观、认识论等哲学问题，墨学亦都有明确的论证，有前辈学者称“一部墨经等于整个古希腊”，并非过誉之词。墨学对诸如此种问题的研究，时至今日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如前文所述，清末民国初研究《墨子》的论著颇丰，成就卓然。孙诒让的著作《墨子间诂》是《墨子》比较流行的通行本。其他还有尹桐阳的《墨子新释》、张纯一的《墨子集解》和《墨子间诂笺》、于省吾的《墨子新证》、吴毓江的《墨子校注》、岑仲勉的《墨子城守各篇简注》等。其中，张纯一的《墨子集解》和吴毓江的《墨子校注》是比较严谨的注本。这些著作校正了一些错误，促进了墨学的复兴和发展。对于墨家思想学说的阐释，以梁启超与胡适为最。自20世纪初至五四时期，梁启超先后写出了《子墨子学说》、《墨子之论理学》、《墨子学案》和《墨经校释》等专门研究墨学的著作。胡适的《先秦名学史》和《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更是“著墨甚多”。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对墨学推崇备至，坊间流传由此还曾受到黄侃的嘲笑。鲁迅先生的《理水》、《非攻》也透露着对墨家思想的极大赞同。随着不断涌现出大量研究墨学的学者和著作，墨学思想研究在“新文化运动”中形成高潮，比如张之锐的《新考证墨经注》（1921年）、《墨子大取篇释义》（1923年）、伍非百的《墨经解故》（1922年）、陈顾远的《墨子政治哲学》（1922年）、王桐龄的《儒墨之异同》（1922年）、张纯一的《墨学分科》（1923年）、范耕研有《墨辩疏证》（1923年）、郎擎霄的《墨子哲学》（1924年）、陈柱的《墨学十论》（1926年）、蒋维乔的《杨墨哲学》（1927年）、钱穆的《墨子》（1929年）、谭介甫的《墨经易解》（1935年）等。尤其是1937年，方授楚先生的《墨学源流》一书，深入论述了墨学的整个思想体系，代表了墨学研究的最高成就，堪称是墨学史上的一部力作。

新文化运动的目是“立人”“立国”，清末民初的墨学思潮的兴起，也绝非偶然，而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传承中华文明之统绪不绝的自觉使命和担当。《墨经》说，“士损己而益所为也。”自号“任公”的梁启超大声疾呼：“欲救今日之中国，舍墨学之忍苦痛何以哉?墨学之轻生何以哉?”“今欲救之，厥惟墨学。”胡适承梁之后，认为：“墨翟也许是中国出现过的最伟大的人物，是伟大的科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为中国贡献了逻辑方法的最系统的发达学说。”在梁启超和胡适的影响下，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墨学复兴达到空前高潮。王桐龄就墨学在当时的发展形式做出评论：“就目下形势而论，墨子学说之传播力，乃正如日出东方，光焰万丈，有普照全世界之观矣。”通过以上梳理不难看出，所谓的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并不新，“打孔家店”也并非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而是以墨学为主的传统学术的复兴。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墨学复兴之后，墨学并没有搞独尊，而是一如既往的“杂于庸民之间”，植根于每一代国人的心中，成为我们永恒的文化基因，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无论面对着怎样的困难，都能迎难而上，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着历史。百年以来，中国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社会空前繁荣，民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所有这一切都得益于墨学这一传统文化内在的凝聚力和推动力。所谓新文化之“新”，实际上就是古老的传统之“旧”。所以，文化关乎着国家的兴衰荣辱，关乎着民族的命运，更关乎着民众切实的生活，继续传承和发扬以墨学为主的传统文化将使我们能够创造出更文明发达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