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那天下午，在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里陪二弟的冰心，从前来送换洗衣服的女工口中，知道街上有好多学生正打着白旗游行，“路旁看的人挤得水泄不通”。在赵家楼附近的郑振铎午睡刚起，便听见有人喊失火，紧接着又看见警察在追赶一个穿着蓝布大褂的学生。从什刹海会贤堂面湖的楼上吃茶归来的沈尹默，走在回家路上，“看见满街都是水流，街上人说道是消防队在救赵家楼曹宅的火，这火是北大学生们放的”。游行的消息传到北京西郊的清华园，闻一多写了一张岳飞的《满江红》，当晚偷偷贴在食堂门口……

编者按

从1920年5月4日《晨报》组织专版纪念文章起，谈论“五四”便成为一种“时尚”，也是每年必不可少的“仪式”。直至“五四”百年的今天，我们的时代仍然不乏不断回溯这一历史节点的热情。然而，一味在宏大的现实语境以宏大的方式理解历史，原本生气淋漓的“五四”，是否已然简化成一个抽象的符号？是否如孙伏园所说，“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一年比一年更趋明显；五四运动的具体印象，却一年比一年更趋淡忘了”呢？

陈平原老师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中用一种“另类”的视角叙述“五月四日那一天”，试图从当事人生动的讲述中为“五四”提供证词，通过强调并把玩细节、场景和心境，为当下的读者重塑“五四”那一日真实可感的具体印象。今天为大家节选的部分，从1919年5月4日的天气谈起，让我们回到一百年前春夏之交的北京城，去感受那一日的气候和物象，追寻历史中鲜活的人影吧。

昨日为星期天，天气晴朗，记者驱车赴中央公园游览。至天安门，见有大队学生，个个手持白旗，颁布传单，群众环集如堵，天安门至中华门沿路，几为学生团体占满。记者忙即下车，近前一看……

——《晨报》1919年5月5日《山东问题中之学生界行动》

1919年的5月4日乃“星期天”，这点至关重要。因为，学生之所以游行至东交民巷，目的是向美英等国公使递交说帖，表明誓死收回山东权益的民意，并“请求贵公使转达此意于贵国政府、于和平会议，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学生团上美公使说帖》，《晨报》1919年5月6日）。寄希望于美、英等国主持公道，是否过于天真，这且不论。倘若并非星期天，起码美国公使可以出面接纳说帖，若如是，学生之激愤将得到很大缓解，事件很可能不会进一步激化。无论是当时文件，还是日后追忆，都表明学潮的组织者事先并无“火烧赵家楼”的计划。

历史本来就是“万花筒”，充满各种偶然因素。当初事态紧急，群情激昂，没人顾及星期天是否有人接受说帖这样的细节，后人更无另做假设的权利。相对于无可争辩的“星期天”，伸缩度很大的“天气晴朗”，更值得留意。一心救国的青年学生，不会分心考虑阴晴冷暖；可游行当天的天气情况，切实制约着大规模群众集会的效果。尤其是集会天安门前、受气东交民巷、火烧赵家楼等戏剧性场面，实际上都与天气状况不无关系。

更何况，对于后人之进入“五四”的规定情境，需要虚拟的，第一便是此并非无关紧要的“天气晴朗”。

“五四”那天的天气，不受时人及史家的关注。不像6月3日——那天北京学生大规模上街演讲，军警包围北大三院，将其作为临时监狱——竟以“狂风怒号”、“黑云遮天”进入史册。军警捕人与狂风怒号，二者刚好配对，很容易大做文章。先是6月5日《晨报》发表“时评”：

前天下午，北京的天气，忽然间大变起来，狂风怒号，阴云密布，继之以打雷，闪电，下雨，一时天地如晦。本馆的电话也坏了，电灯也灭了。记者这个时候，不禁发了悲天悯人的感想。何以故呢？因为当老天大怒的时候，正是那几百位青年学生被围的时候。记者此时想到北河（沿）一带的光景，不觉于电光闪闪之中，发了一声长叹，说道：咳！这是什么景象。

——《咳，这是什么景象》，《晨报》1919年6月5日

接着，6月8日出版的《每周评论》25号，又有陈独秀以“只眼”笔名发表的文章，提及政府派军警抓捕上街演说的学生：

这时候陡打大雷刮大风，黑云遮天，灰尘满目，对面不见人，是何等阴惨暗淡！

——只眼（陈独秀）：《六月三日的北京》，《每周评论》25号，1919年6月8日

这既是写实，也属象征，特别适合表达某种政治倾向。故史家在论及“六三”时，均喜欢引用陈等颇带文学色彩的描述。6月3日那天确有风雨，但似乎不像《晨报》记者和陈独秀说的那么严重。《鲁迅日记》对天气的记载，历来很仔细；那天的日记是：“晴，下午昙。同徐吉轩往护国寺一带看屋。晚大风一阵后小雨。”（《鲁迅全集》第14卷35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同样依据《鲁迅日记》，我们可以大致复原1919年5月初的天气：1日有雨，2日放晴，3日夜里起风，4日“昙”（即多云）（同上书，355页）这样的天气，无疑很适合室外活动。1919年的5月4日，农历四月初五，立夏前两天，气候宜人。旧京风俗，四月初一至十五，妙峰山举行庙会，据称“香火之盛，实可甲于天下矣”（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帝京岁时纪胜、燕京岁时记》63页，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另一盛事则是四月初八的浴佛会，“街衢寺院搭苫棚座，施茶水盐豆，以黄布帛为悬旌，书曰普结良缘”（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帝京岁时纪胜、燕京岁时记》18页）“五四”时期的中国，古都北京的气候及习俗，与清代没有多大变异。春夏之交，依然最值得留恋，最适合于郊游。

就像郁达夫所说的，北国的春天，来得迟，去得早：“春来也无信，春去也无踪，眼睛一眨，在北平市内，春光就会同飞马似的溜过。屋内的炉子，刚拆去不久，说不定你就马上得去叫盖凉棚的才行。”（郁达夫：《北平的四季》，《北平一顾》，上海：宇宙风社，1936年）正因为北京的“春光”稍纵即逝，“踏青”成了雅俗共赏的游戏。称“妙峰山虽热闹，尚无暇瞻仰”的周作人（周作人：《北平的春天》，《风雨谈》，上海：北新书局，1936年），对北京人之热心于游春，也颇为欣赏。

只是1919年的5月，国难当头，绝非表达文人雅兴的恰当时刻。可有趣的是，日后回忆，时常会带出春天的芬芳。“五四”当天被捕的学生之一杨振声，日后撰写文章，称： “五月四日是个无风的晴天，却总觉得头上是一天风云。”（杨振声：《回忆五四》，《人民文学》1954年第5期）这“一天风云”的说法，大概属于象征，与鲁迅日记中的“多云”没有多大关系。另一个北大学生范云，风云之外，终于注意到周围环境：“一九一九年的五月初，在北京是春暖花香的日子，人们的爱国热情也在一天天地高涨。”（范云：《五四那天》，《北京日报》1957年5月4日）还是不满足于写实，非要将“春暖花开”作为“爱国热情”的起兴不可。

大概也只有文学家，才会如此关注这些日常生活细节。冰心四十年后追忆，念念不忘的是“那天窗外刮着大风，槐花的浓香熏得头痛”（冰心：《回忆五四》，《人民文学》1959年第5期）王统照的描述更仔细：

天安门前，正阳门里大道两旁的槐柳，被一阵阵和风吹过摇曳动荡，而从西面中山公园（那时叫中央公园）的红墙里飘散出来各种花卉的芬芳，如在人稀风小的时候，也还可以闻到。

——王统照：《三十五年前的五月四日》，《人民文学》1954年第5期

当然，就像王统照补充说明的，那天学生们并没有赏花的“闲情逸致”，一心想着的是“国亡了，同胞起来呀！”可对于复原历史事件的现场气氛，红墙里飘散出来的芬芳，并非可有可无的闲笔。清末民初的北京城，“本来就是一个只见树木不见屋顶的绿色的都会”，春天里，最让郁达夫难以忘怀的，就是“城厢内外的那一层新绿，同洪水似的新绿”（郁达夫：《北平的四季》，《北平一顾》，上海：宇宙风社，1936年）代表着春天的花木之鉴赏，北京人历来十分敏感。所谓“花名玫瑰，色分真紫鹅黄；树长娑罗，品重香山卧佛”（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帝京岁时纪胜、燕京岁时记》20页）；或者“四月花开时，沿街唤卖，其韵悠扬；晨起听之，最为有味”（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帝京岁时纪胜、燕京岁时记》64页）。而据《中央公园廿五周年纪念刊》所列“本园花信表”，自四月中旬至五月中旬，该公园依次有下列花开迎宾：紫丁香、山芝兰、杏花、白丁香、紫荆、海棠、榆叶梅、月季、黄刺

梅、藤萝、白牡丹、各色牡丹、蔷薇、芍药、玫瑰等（《本园花信表》，《中央公园廿五周年纪念刊》122—123页，北平：中央公园事务所，1939年）。“纪念刊”出版于十多年后，可“花信”不会有多大改变。

可惜的是，1919年的春天，却被北京人普遍冷落。迫在眉睫的亡国危机，使得世人的目光，转而投向天安门前呐喊的青年学生。

以红墙为背景而又无意于观花赏木的三千青年学生，手举白旗，列队示威，除了记录在案的标语口号，其衣着如何，是我们复原现场的另一重要因素。“五四”运动后十五年，钱玄同曾孙伏园说：“你穿着夏布大褂，戴着蒙古式毛绒帽子，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孙当时没有反应，事后想想不对，很明显，五月初“还不会穿夏布大褂”（孙伏园：《回忆五四当年》，《人民文学》1954年第5期）。可春夏之交北京的气候，实在说不准。用周作人的话来说，在北京，“春天似不曾独立存在，如不算他是夏的头，亦不妨称为冬的尾，总之风和日暖让我们着了单夹可以随意徜徉的时候真是极少，刚觉得不冷就要热了起来了”（周作人：《北平的春天》，《风雨谈》，上海：北新书局，1936年）。“一清早虽还有点微凉之感，午间却已烦热”，你爱穿什么衣服，其实无所谓。根据王统照的回忆，学生中“穿长袍的占大多数，也有穿短黑制服的”（王统照王统照：《三十五年前的五月四日》，《人民文学》1954年第5期）而上述那篇《晨报》的报道，提及步军统领李长泰出现在天安门红墙旁时，“身穿旧式天鹅绒织花马褂，褐色呢袍”。从现存照片看，确实是春夏衣着夹杂。

如果说考证衣着，只是为了视觉形象；衣着与天气配合，却关系游行者的心境。不少回忆文章都提到，那天中午以后，天气渐热——大热天里，在东交民巷等候将近两个小时，这对于“酝酿情绪”，不无帮助。借用《五四》一书的说法，便是：“此一心一德三千学生同暴于烈日之下，虽无厌倦之容，难免忿恨之态。”（蔡晓舟、杨景工编《五四》，《五四爱国运动》上册454—45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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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一场运动（五月四日那天广场上的学生运动）、一份杂志（《新青年》）、一位校长（蔡元培）、一册文章（《章太炎的白话文》）及一本诗集（胡适《尝试集》）入手，谈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作者借鉴新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借助若干意味深长的细节、断片、个案，来钩稽并重建历史，强调是晚清与五四两代人的共谋与合力，才完成了中国文化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全书史料的钩稽与细节的描述相映成趣，读者不难在这两者的张力中间深切体会五四那代人所处的历史语境、政治立场、文化趣味及学术思路，读来饶有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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