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其战国之世，韩国国势最强的时候要数韩昭侯在位之时。韩昭侯，亦称韩釐侯、韩昭釐侯等，名武，是韩懿侯（一作韩共侯、韩庄侯）之子。

在韩昭侯执政的初期，说话经常不留个心眼，经常大大咧咧地把一些重大的机密提前泄露出去，使得他跟大臣们所商定的计划不能得以实施。因此，朝中的大臣都觉得伤透了脑筋，但是又不敢直白地告诉韩昭侯。

直到一个自称叫堂陼公的人的出现。有一天，这堂陼公找到了一个机会，亲自出面跟韩昭侯说：

“如果这里有一个以玉做的酒器，是价值千金，却它的中间是空的，且没有底子，它是否能盛水？”

韩昭侯不知道他是啥意思，就随口回答道：“那自然是不能的。”

堂陼公又问：“如果有一个瓦罐子，虽然很不值钱，但它不会漏水，请问，它是否能盛酒？”

韩昭侯虽觉得这些简单的问题简直有点侮辱他的智商，但觉得他话里有话，他心想：“先看看你葫芦里面卖些什么药”，就不动声色地继续回答道：“能。”

这时，堂陼公顺着说：“这就是了。一个瓦罐子，虽然没值多少文钱，又非常的卑贱，但是因为它不会漏水，却能来装酒；反而一个以玉做的酒器，尽管它十分贵重，但由于它空而无底，因此连水都不能装，更别说人们会将可口的饮料倒进里面去。人也是一样的，作为一个地位至尊和举止至重的君主，如果经常泄露与臣子商讨的有关国家机密的话，那么他有如一个没有底的玉器。即使是再有才干的人，如果他的机密在某天被泄露出去，那他的计划就化为泡沫了，因此就不能施展他的雄才大略了。”

这时韩昭侯恍然大悟，他连续地点头说：“您说的对！您说的对！”

自从堂陼公来劝谏之后，在韩昭侯准备采取重要措施时，对于那些与大臣们一起密谋策划的计划和方案，韩昭侯都会守口如瓶，甚至连晚上睡觉都是独自一人，因为他担心自己在熟睡中所说的梦话会把计划和策略泄露给别人听见。

这“阴阳相济”的道理说起来容易理解，但要做到位就很不简单，必须要用申不害所提到的“阳术”把相关的规矩做到“精细化”，并通过自身修炼的超级感应能力——“阴术”才能奏效。

有个故事说道，有一次，韩昭侯派人出城巡视，当他们回来后，韩昭侯详细地询问了他们在城外看到的情况，包括每一个细节，就连“南门外面有小黄牛在大路的左边还是右边吃禾苗”这样的细节都问得清清楚楚。

韩昭侯之前曾下令，在禾苗生长的季节不得让牛马进入农田，他感觉有关官吏在这件事上没有尽责，于是下令给他们去查实并处理，官吏们赶紧去察看，赶走了那里的牛和羊，然后回来向韩昭侯汇报。韩昭侯发现他们没有提到南门外的那头小黄牛，于是让他们再去查查，这时官吏们才发现还有一头小黄牛，都大为惊叹，认为韩昭侯明察秋毫。

有一次，韩昭侯因饮酒过量，不知不觉便醉卧在床上，酣睡半晌都不曾清醒。他手下的官吏典冠担心君王着凉，便找掌管衣物的典衣要来一件衣服，盖在韩昭侯身上。几个时辰过去后，韩昭侯终于睡醒了，他感到睡得很舒服，不知是谁给他盖了一件衣服，他觉得很暖和，便打算表扬一下给他盖衣服的人。于是他问身边的侍从说：

“是谁替我盖的衣服？”

侍从回答说：“是典冠。”韩昭侯一听，脸马上就沉了下来。他把典冠找来，问道：

“是你给我盖的衣服吗？”

典冠说：“是的。”

韩昭侯又问：“衣服是从哪儿拿来的？”

典冠回答说：“从典衣那里取来的。”

韩昭侯又派人把典衣找来，问道：“衣服是你给他的吗？”

典衣回答说：“是的。”

韩昭侯严厉地批评典衣和典冠道：“你们两人今天都犯了大错，知道吗？”

典冠、典衣两个人面面相觑，都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韩昭侯指着他们说：“典冠你不是寡人身边的侍从，你为何擅自离开岗位来干自己职权范围以外的事呢？而典衣你作为掌管衣物的官员，怎么能随便利用职权将衣服给别人呢？你这种行为是明显的失职。今天，你们一个越权，一个失职，如果大家都像你们这样随心所欲，各行其是，整个朝廷不是乱了套吗？因此，必须重罚你们，让你们接受教训，也好让大家都引以为戒。”

于是韩昭侯把典冠典衣二人一起降了职。

值得一提的是，申不害也十分重视土地问题。他说：“四海之内，六合之间，曰‘奚贵，土，食之本也。（《太平御览》引）又说：“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而俱王天下，何也？必当国富而粟多也。”（《申子·大体》）因而他极力主张百姓多开荒地，多种粮食。同时，申不害也很重视发展手工业，特别是兵器制造。在战国时代，韩国冶铸业是比较发达的。当时就有“天下之宝剑韩为众”、“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战国策·韩策一》）的说法。

从战国中期的形势看，韩国无论规模还是实力在群雄中都不具备明显优势，在地缘战略上，又处在列强环伺的四战之地，但韩国却总能逢凶化吉，甚至还扩大了自己的疆土。公元前353年，韩国攻打东周，占领了好几个城池，公元前346年，韩国又和魏国联合出兵，占领了楚国的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由此而获得了“劲韩”之名。

在韩国蒸蒸日上的发展势头面前，老牌的超级强国魏国变得不淡定了。据《竹书纪年》载，就在逢泽之会这年（公元前前342年），魏将穰疵率军与韩将孔夜战于梁、赫一带（今河南汝州市西）。这次魏国发动战争的决心很大，其目的就是要把韩国给灭了，“卧榻之侧，岂容它人酣睡”魏惠王不能容忍韩国在自己身边成长为一个强大的国家，由此也可以从侧面看出申不害变法的成功。

韩国在空前的军事压力下遣使向齐国求救。齐威王在征求孙膑的意见，孙膑说：“我看可以先答应韩国的请求。他们知道我们能出兵救它，必然全力抗击入侵的魏军；而魏军经过激烈拼杀，人力物力也会大大消耗。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发兵前去，攻击疲惫不堪的魏军，拯救危难之中的韩国，就可以用力少而见功多，取胜易而受益大，不知陛下以为如何？”

于是，齐威王决定再次鸡贼地坐山观虎斗。他派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但是让他们慢慢吞吞地表演出各种各样的拖延动作。待魏、韩双方的血都流干后才出兵救援，这样则“尊名”与“重利”皆得。在齐国军队苦等不至的情况下，韩国军民在韩昭侯和申不害的带领下咬紧牙关拼死抵抗，给强大魏国的军队以重大杀伤。

魏国根本没想到一向以羸弱著称的韩国军队竟有如斯恐怖的战斗力，不但不能象原先计划的那样速战速决，而且还长时间地陷进了韩国的人民战争当中。魏、韩双方的这场绞肉战的持续时间即便放在整个春秋战国的战争史里面也算是很长的了，这仗史称“南梁之难”，双方一直打了一年多，共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战役，打得韩国实在撑不下去了，韩昭侯只好派使臣不断地催促齐国出兵。

待齐威王看到魏、韩两国皆元气大伤，感觉很满意，就让田忌和孙膑来点干货。田忌根据孙膑的建议，仍旧采取上次“围魏救赵”的计策，不直接去解韩国的围困，而是把进攻的矛头指向魏国的国都大梁。在魏国的边境上，齐军只受到一些轻微的抵抗，就顺利地攻入了魏境。魏国方面派出太子申统十万大军前来迎战，孙膑运用诱敌之策，将决战地点选在了马陵，结果魏国太子申在马陵中伏，兵败身死。

韩国虽然在魏国所发动的侵略战争当中转危为安，但是因此所遭受的损失也非常的惨重。为了能够在战后恢复元气，申不害的改革进程难免受阻，一些争议性较大的变法措施自然就很难继续推进。

回顾一下这场两国之间拼尽全力的较量还是挺有启发的：假如没有经过申不害的变法，原本属于羽量级的韩国，如何能够在重量级的霸主魏国面前苦苦地支撑了五个回合之久；但若不是申不害的变法这么成功，又怎么会引来魏国的暴击和痛殴。

总而言之，在乱世之中，对于韩国这种中小国家来说，变法就是找死，不变法就是等死。不过，韩国得以跻身于“战国七雄”的行列，与申不害担任国相的十五年中的变法活动密不可分，在这种意义上来说，韩国即使是第一个被灭掉的“七雄”，也无憾了。

公元前337年，申不害卒于韩都（今新郑），韩国的改革基本上就中断了。

据说申不害在生前曾为他的叔叔和哥哥请求官职，韩昭侯却不答应。为此，劳苦功高的申不害显得有点不高兴。昭侯就对他说：“我向你学习的目的，是打算用来治理国家的。现在是听从你的请求而废弃你的学说呢?还是实行你的学说而废弃你的请求呢?你不是曾经教导过我如何修治功劳簿，必须审视功劳的大小来用人，而今你却在法外另有私求，那我该听哪个的才对呢?”

申不害看见韩昭侯对自己用上了“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这招，他知道自己的这个学生已经在政治权术上达到博导级的水准了，就赶紧向昭侯请罪。从这个故事上来看，学道出身的申不害还未能象商鞅那样对自己的亲人绝情绝情，因此，韩国民众对于法的敬畏之心也就自然要比秦国民众淡薄一些。

申不害生前在发布一些新法令时，为避免内部矛盾的激化，并没有彻底地废除一些旧有法令，而是双轨制并行。申不害死后，韩国的旧势力又开始出来发挥作用了。当新、旧法有抵牾时，他们就根据自己的需要，拿出旧法来为自己的违法行为辩解，这样，就连朝廷的众官员们也无所适从，这也是申不害改革不彻底的一个很严重的后果。所以，韩国虽经申不害15年的苦心整治，但最终功亏一篑，远不如魏、秦等国的改革成效大。

韩昭侯到了晚年，也开始变得有点昏庸，他曾不顾人民疾苦，大兴土木，修筑所谓“高门”，耗费了韩国不少的人力和财力。经历了韩昭侯时代的短暂强盛之后，韩国迅速衰落，只得在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的先辈的主导下致力于以权术外交腾挪出自己的生存空间。最终在公元前230年，韩国被秦所灭，成为六国中第一个被秦所灭的国家。

虽然申不害所主导的韩国变法因为各种的变故而功亏一篑，但是这场不算失败的政治变革还是给后来留下了非常宝贵的历史遗产，尤其是他的“阳术”。

申不害在变法的过程当中因为担心全面激化中央政府与权贵的矛盾，采取了比较稳妥的双轨制运行方式，“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以致韩非子批评他有术无法。申不害虽然运用驭下之术帮助韩昭侯遏制世族，也改善了吏治，但因为魏国的骤然入侵，完全打断了韩国按部就班的变法过程，以致失去了双轨制并轨的机会，而在申不害死后，因为权贵阶层的顽固性，不但不能继续推进新法，反而逐步往旧法倒退，造成了历史的一大遗憾。

至于申不害所认识和强调的“势”，因为里面的负面因素很多，已经象荀子和墨子思想中的某些部分一样，成为了历史的糟粕，也就不必多评了。

从本质上来讲，申不害的“阳术”是官僚制度组织形式的一种积极探索和实践。有现代学者认为，正是申不害领衔开创的这种官僚体制，使得中国很早就摆脱了封建制的束缚，形成了远较西方先进的行政架构，使中国提前西方一千多年，就进入了更具执行力和更高效运行的中央集权体制社会，从而使得中华文明在社会稳定和文明创造方面一度领先于西方。

即便是一些西方学者也承认，在他们的希腊——罗马政治思想体系中，没有申不害那种关于官僚制方面的相关论述，他们现今广泛采用的文官制度和官僚体制更多地是参照了中国古代的经验。西方直到20世纪初，才由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对官僚组织的这一科层制度进行了深入的学理研究，其学术范畴上的现代官僚制与申不害时期的官僚制在组织模式上几乎没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然而，站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在重新审视申不害的“术治”思想时，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申不害的“阳术”的局限性。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无论是谁，对于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进行管理从来都是一件难事，在中央集权背后的巨量利益的主导下，既然君主有“驭下之术”，臣下也必然会有“欺君之方”，这对建构在核心利益之上的“君臣”矛盾，实际上是很难依靠“术治”来加以解决的。

不得不说，与商鞅相比，申不害选择了一条困难得多的道路。

商鞅之法的核心，在于“一民”和“胜民”，他通过大规模的变法将绝大多数的民众都变得只剩下“耕”与“战”两条出路，把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大监狱，把民众都整成了社会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患者，以至于没有商法都不知道该如何生存了。

韩国的实际情况与地广人稀的秦国很不一样，韩国当时实际上处于中国富庶繁荣的工商业中心地带，如果象秦国那样把自己塑造成“战斗民族”，无疑是一种历史的倒退。申不害变法的核心，在于培养出一个能够为中央集权目的服务的专业官僚阶层并能掌控其运作。

申不害其实也明白，一旦这个专业官僚阶层成为政治的常态，那么这个阶层的人就会有着自己的独特的利益与诉求，不会随时随地的跟着君主的指挥棒转，所以申不害异想天开地提出了控制这个官僚阶层的“阳术”和“阴术”。

申不害的“阳术”中的一些观点至今仍然与现代行政管理的基本思想与方法不谋而合，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但是即便到了今天，又有哪个国家敢说自己的公务员管理系统已经臻于完美？“任你官清似水，难逃吏滑如油。”因为我们的官僚阶层都是由一些绝顶聪明的人所构成的，他们自发地创造了一样能够对抗申不害“阳术”的绝佳武器——“潜规则”。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可能变成社会型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患者的人！

不过，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普及，申不害的“阳术”的历史遗憾，总有被更先进的管理技术弥补的那一天。甚至那种不依靠“人治”，而是“法治与道德相融合”的完美政治体制也会在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奋斗下逐渐能够摸索出来。

至于申不害的“阴术”，应该是他意识到光靠“阳术”无法搞定整个顽固的官僚阶层，故而脑洞大开地想出了“阴术”的高招以作为弥补。对于申不害的这些令人高深莫测的“阴术”，历来就存在很多的争议。有人评价说，以术治国，“三寸之机运而天下定，方寸之基正而天下治，故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可见，如果能够掌握这种属于高度智慧层次的“阴术”，并能够用在正道上，例如中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其能够造成多么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和产生出多么巨大的社会效果，并能够为多少人谋取到幸福和利益。反之，也会对社会造成极大的不幸与灾难。

从流传下来的资料来看，申不害的“阴术”并不是些什么阴谋诡计之类的帝王术，而是源于道家的直觉感应能力和超级判断技术，既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领导艺术，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超验的管理智慧，这是作为一个优秀的领导者所不可或缺的特殊才能。能否能够掌握这等高深的莫测的“阴术”，除了要经过系统化的练习之外，很大程度取决于个人的悟性，这也是这门高深艺术很难得到优秀的继承者的最大原因。

在未来人工智能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人类唯一可与之对抗的恐怕就是申不害的这些“阴术”之类的超级思维了。在这个意义上，未来人类的出路，还得寄托在申子的“阴术”上。因此，在人类未来的发展道路，我们还能够象以往那样对申子的“阴术”视而不见吗？要避开人工智能的竞争，我们还有些什么别的选择吗？

商鞅，就其个人的结局而言，他是个得意一时的最终失败者。就其遗留下来的事业和影响力而言，他无疑是个成功者。他的成功，是建立在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全面的、压倒性的控制的基础上取得的。他的胜，虽胜犹辱。

申不害，就其个人的结局而言，他就是个成功逆袭的绝佳榜样。就其遗留下来的事业和影响力而言，他无疑是个失落者。他没能彻底成功，是因为他虽然能够开创性地建立了一套官僚管理的机构以及提出对其进行控制的办法，却无法保证最高统治者对官僚阶层的控制能够持续实现。在申子当时的那个时代，与战胜广大无权无势的人民群众相比，战胜神通广大的三座大山无疑要困难得多。他的败，虽败犹荣。

脑洞爆裂：

如果《申子》一书能够一直流传后世，而《商君书》则在汉代就已经失传，那么中国的历史发展会不会因此而受到一些显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