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帝国时期，生产力的发展有了显著进步：梯形把手的犁、脚踏风箱的冶金设备，悬式纺锭和立式织机，新的玻璃和釉陶制品都是十八王朝前后的新发明。新的灌溉设备—沙杜夫的出现实现了作物的一年两熟。
一、新王国时期奴隶制经济更为发达
奴隶制生产方式实现了强有力的剥削，战争中带来了大量的奴隶，平民等级也会拥有一两个奴隶，军人可以直接把其俘获的俘虏作为奴隶。
军事专制主义的加强和征服战争的日趋频繁，需要增加税收和无限制的生产物资，为了满足这种需要，政府便扩大对经济生活中每一个部门的控制。全部农业和土地赐给了国王的宠臣，但多数土地均由王室的农奴和奴隶耕种，奴隶每年都要缴纳一定的谷物，有专门的机关监督奴隶。
自由的中间阶层大部分消失了，手工业者的劳动被征用来修建宏伟的神庙和制造战争器具。随着帝国日趋衰落，政府也愈来愈多地侵占人民的经济活动范围。
二、国家控制强化
新王国时期，与以往相比最显著的特征是在存档工作、遗嘱、契约、统计表、征兵表、命令、备忘录、税收表、书信、流水帐、清单、规定、案件副本等方面都需要记录。
这种记录工作的完善是国家控制强化的标志，同时也显示了新王国政治秩序的进步，国家统治的有序。出自于中部埃及的牧人摩塞的档案收录了雇佣两个女奴的契约：
在这一天，军官门赫别尔之子阿提请求于有角畜的牧人头领摩塞，他说：“你得到了女奴赫努特的两个工作日，愿你将其工钱给我们的主人作为互换…”于是有角畜的牧人摩塞把工钱给了他。
奴隶作为奴隶主的财产可以买卖，由于当时商品货币关系发展不是很充分，奴隶买卖基本用实物，铭文中还有关于购买女奴的诉讼、关于财产继承的契约、结婚析产的证书、关于神庙土地和王室土地测量的记录，它包括土地所有者，每块土地的佃耕者姓名、身份、佃耕土地的数量以及应交纳的租税量。
三、神庙的经济作用
作为社会机构，神庙在新王国国家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是因为它们在宗教上的贡献和在君主制度中的支撑作用，而且是因为它们的经济作用。
法老将各种财政资源，既包括耐用的财产，又包括固定的税收来源赠予神庙。新王国的神庙拥有自己的劳动力（通常为战俘），但神庙的多数土地被租出去耕种，出租方式复杂，神庙收取收成的百分之三十作为地租。神庙可能还被授予开采矿产资源的权力。
四、新王国逐渐融入青铜文明区
第二中间期和新王国时代正值西亚、北非及地中海东部爱琴世界青铜时代全盛期，新王国在对外交流中逐渐融入青铜文明区。新王国是在结束喜克索斯的统治后建立起来的，它接受了来自亚洲的喜克索斯人的影响。
除了马和马拉战车及一些先进的武器装备，更为重要的是：新王国在生产工具方面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古埃及人学会了喜克索斯人冶炼青铜、铸造工具和武器的方法，埃及文明得以顺利地熔入地中海世界的青铜文化之中。
喜克索斯人还带来了立式织布机，向埃及介绍了七弦竖琴等乐器。对埃及而言，喜克索斯时期是文化交汇和丰富的时期。
五、新王国时代，社会经济生活空前的繁荣
古埃及人在维持传统的经济生活的同时，除了本地产的无花果、椰枣外，引进了苹果、石榴、橄榄、西瓜、甜瓜等新品种，后来，还有桃子、梨等水果，以丰富自己的生活。牛奶、黄油和乳酪很常见。鸽子、鸭和鹅的饲养既是为了取蛋，也是为了食其肉。
国家的经济作为一个整体都赖于法老的政治，成为法老政治的附属物。经济需要国王的机构分配原材料及生产，甚至包括大麦、小麦、耕牛、酒、麻及其他自然物，这是一种完全的计划经济，因为所有的一切财富都是法老的。民众的收获，所得都赖于法老的恩赐。
发展对外贸易是历任法老经济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因为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交汇处，埃及有发展对外贸易得天独厚的优势，从南部的黑非洲地区输入黄金、象牙、香料和兽皮等贵重物品，除了留下部分物品满足自身需要外，再将它们连同埃及自己生产的亚麻布、纸莎草纸、金属工艺品等货物，销往南欧的爱琴海诸岛和希腊半岛等地，值得一提的是纸草被用于多个领域，并从西亚运回铁器、优质木材和手工艺品。
古埃及人从努比亚进口金银、从中亚买入天青石、从西奈买了绿宝石。有关古埃及与毕布勒斯商业联系的记载出现在卡纳克神庙的石柱上，同样的石柱上的记载表明爱琴世界最终成为埃及帝国的一部分。
法老对长途贸易的控制是其实现经济统治的重要工具，对外贸易完全为了满足王室的需要，由法老说的算。
对蓬特、毕布勒斯、努比亚和沙漠地带的远征，寻求国外的商品和石料通常是由国王派遣，由政府官员率领，帝国通过与其邻居的交往互通有无。
法老埃及的金属冶炼技术往往落后于近东国家，尤其是青铜器和铁器的发展，铁更为稀少和珍贵。木材和燧石用来制作农业器具，坚硬的石头用来雕刻器皿，金属工具和武器都由国家政府部门控制和分配。
金属和木材有赖于国外的进口，古埃及的工业能力在这两个领域不具优势。第18王朝前期，在西底比斯一些贵族的坟墓中，发现了一系列肩扛贡品的外国人，这些人就是与爱琴海民族有密切联系的外国使节。
在哈特舍普苏特时期，暂时的偃武修文使得国家更注重内部建设，追求奢侈安逸的享乐，对外活动完全服务于国内的需要。
图特摩斯三世时期，日益频繁的对外交往在此时达到了顶点，海上直接往来也不再困难。在古埃及，国内交换是由法老进行调配的，这种物质交往的频繁是时代的进步，是在帝国的特定条件下形成的，但是，我们要清醒地看到：这种所谓的对外贸易更多的是互通有无，相互交换产品的性质，不具有贸易致富的成份，因而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商人。
参考文献：
王宝珍：《论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的政治制度》
蒲慕州：《法老的国度—古埃及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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