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正二十年(1360年),陈友谅杀徐寿辉自立为帝,明玉珍与其断绝关系,不与相通,自称陇蜀王,立徐寿辉庙于重庆城南,四时致祭,并追尊他为应天启运献武皇帝,庙号世宗。
两年后,明玉珍受刘桢等人拥立称帝。国号大夏,以恢复汉族王朝的统治为号召,建元大统,都重庆。明玉珍改六卿为中书省枢密院,以冢宰戴寿、司马万胜为左、右丞相,司寇向大亨、司空张文炳知枢密院事,司徒邹兴镇成都,吴友仁镇保宁,司寇莫仁寿镇夔关。
创建“大夏”政权后,明玉珍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采取措施,巩固政权。
政治措施
由于受刘祯的影响,政权组织机构是模仿周代官制,设六卿,以戴寿为家宰,万胜为司马,张文炳为司空,向大亨、莫仁寿为司寇,吴友仁、邹兴为司徒,刘祯为宗伯。设置翰林院,牟图南为承旨,史天章为学士.明升为皇太子。“改六卿为中书省、枢密院,以戴寿为左压相,万胜为右压相。(《明氏实录》)”
地方建置是府、州、县三级制。府设刺史,州设太守,县设县令,“分蜀地为八道。(《明史》)”至于“八道”分别指哪些“道”,根据《四川通史》描述:“夏政权‘分蜀地为八道……府置官曰刺史,州置官曰太守,县置官曰县令。’元朝平定四川后,于至元十六年‘分川蜀为四道’。明玉珍据蜀后,在此基础上所划的八道为上川西道、下川西道、上川北道、下川北道、上川东道、下川东道、上川南道、下川南道。”
元朝统治川蜀时,根据实际需要,对该地区的地方建置进行了设置,而到了明玉珍时,这些建置已经不适合“大夏国”的实际需要了。于是,为加强统治,明玉珍调整了很多地方建置。首先新增很多县的建置,如增南川县、荣昌县、昌宁县、长寿县、垫江县、大足县和景江县;其次复置保宁县、雏县、昌宁县、江油县、井研县、威州、汉州、安岳县、永康县、江源县、资州;再次撤石照县、小溪县、荣经县等;此外还改下罗计长官司为琪州,改沪州为沪州路军民府,改龙州为龙州宣慰司,改叙南等处宣抚司为叙南等处军民宣抚司,改马湖路为马湖路总管府,改高州为高县,改永宁路为永宁镇边都元帅府等。
大夏国疆域最盛时,东及夷陵(湖北宜昌),西至中庆(云南昆明)、南达播州(贵州遵义)、北抵兴元(陕西南郑);除川蜀全部外,还有陕西南部、湖北西部、云南东北部,贵州北部等地区。
经济措施
从天统元年夏开始,订立赋役制度,据《明氏实录》载:“赋税十取其一,农家无力役之征”,“薄税敛,一方咸赖小康焉。”同时,在边地行军屯,“徐国参政姜钮来朝,仍令守夷陵,就彼屯种置仓,以瞻军用”。如天统四年冬天,命姜压“守夷陵,就彼屯种置仓,以赡国用。(《明氏实录》)”
在货币金融方面,铸造钱币,一种是真书字体的铜钱“天统通宝”;一种是篆书字体的“天统元宝”。
以上这些措施,对当时川蜀地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军事措施
大夏国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整顿军队,加强守备以及向外扩张等。据《明氏实录》载:天统元年,明玉珍“置奉天征虏大将军府于汉中,以进取陕右;置奉夭征蛮大将军府于夷陵,以进取(陈)友谅。”同年冬“命万胜领兵出汉中,攻刺踏坎,侯普颜达失平章走,获其人马,万胜报捷而还。”
次年(1363年),明玉珍出动十一万大军,由明三、邹兴、芝麻李分兵三路进攻云南。三月,明三率先攻克中庆(昆明)。当时云南元朝的梁王学罗及云南廉访司的官员非常害怕,就在义军抵达昆明前两天,就亡命威楚(楚雄)了。明三驻军于昆明金马山,“遣使告谕招安。……降者不可枚举”(《明氏实录》)。接着,他又出兵进攻大理,却遭梁王传官大都所部官军与大理段功武装夹击,战斗残酷,据杨慎《滇载记》载:在失利之后“红巾(军)收合余赶再战,复胜,杀段氏晓酋铁万户”,又失利,“红巾大呼之日:‘待明年再来复仇!’”。
又据《明氏实录》载:由于“万胜领兵回哨,且孤军深入大理,约兵又不至,战士又多中伤,于是留逮水元帅府千户聂茧等与大都拒守”,遂班师回重庆。
文化措施
大夏国仍用科举制来选拔人才,据《明氏实录》载:“立进士科,八道乡试,充贡有司。次年(1363年)会试,宗伯廷试,分立及第、出身。……秋,廷试进士,赐董璧等八人及第,余出身有差。”
此外,还设置翰林院,“拜牟图南为丞相,史天章为学士”又“内设国子监,教公卿子弟。外设提举司、教授所,教养郡县生徒。(《明氏实录》)”
宗教措施
为巩固政权合法性,取得下层民众的支持,明玉珍需要一广为百姓大众所接受的宗教偶像来笼络人心,就自称“弥勒下凡”,以阻平民受其他说诱,并下旨“去释、老教而专奉弥勒法”(《明氏实录》)。又《明史·明玉珍列传》称明玉珍:“既即位,设国子监,教公卿子弟,设提举司教授,建社稷宗庙,求雅乐,开进士科,定赋税,以十分取一。蜀人悉便安之。”
然而,天统四年(1366年),明玉珍病逝,十岁的明升继位。1371年(明朝洪武四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兵入蜀讨伐,明升投降,大夏政权终结。朱元璋封明升为“归义侯”,将其迁徙于高丽(朝鲜半岛)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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