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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地名,容易让学历史的中学生头痛,比如南京这个城市,就曾叫过金陵、秣陵、建业、建康、升州、天京。中国有两千多个城市,大部分都有四五个以上的曾用名。
地名,本就是个变量而非常量;改地名这个事情,自古以来更是个常态,历朝历代改得不亦乐乎,各有千秋,但很多时候都是基于一点——出于政治需要。
南京的曾用名有金陵、秣陵、建业、建康、升州、天京
皇上喜欢吉祥名儿
重庆的得名,是知名度较高的。宋徽宗是个风雅的人,觉得当时重庆的名字——渝州有“变”的意思,对应着当时渝州赵谂谋反之事,就下令更名为恭州。又过了八十多年,南宋光宗赵惇继位。因为他当皇子时封地就在恭州。为庆祝自己继位,赵惇把恭州升级为重庆府。
重庆的曾用名有渝州、恭州等
这样的改名,并非赵惇的专利。 在宋朝,很多新皇继位后,都喜欢改过去自己封地的名字,顺带把州升级为府。 例如,宋徽宗赵佶封端王,端州后来变成了肇庆府;宋高宗赵构封康王,康州则改为了德庆府。
皇帝亲自去改一个地方名字,更多是为了本朝的兴旺发达。 以福建浦城县为例,东汉时称汉兴县,三国吴时改为吴兴,唐武德四年改为唐兴,武则天天授二年改为武宁县,各个皇帝心中的小九九不言而喻。
孙权是个喜欢在名字上做文章的人,当年“归顺”魏国时,把自己辖区内的汉寿县改为魏寿县,后来“叛魏”,马上将魏寿县复改为汉寿县。在他称帝后,汉寿县自然变成了吴寿县。曹丕一看,这孙权这么爱“胡闹”,就将河北汉昌县(今定州市邢邑镇)改成了魏昌县,把蜀汉孟达投降时带过来的西城郡也改成了魏兴郡。
当时这样的一场意识形态领域争斗,影响了后来凡立新朝必改名的习惯。如当年那个魏昌县在隋朝时改名为隋昌县,唐初又改名唐昌县。
在隋朝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是地名史上值得记住的一年。此时隋文帝御宇多年,自我感觉良好,开始了一次大规模更改县名,将全国县名中带有此前列朝国号字眼的都予以改动。什么魏安县、晋兴县、齐熙郡……统统拿下,一共改了140多个。
这样, 命途多舛的政治色彩地名,反而不如那种简单朴实以自然山川命名的地名长久。 当年王莽篡位后,对改地名这个事情就显得十分狂躁和执着。全国一大半地名都给换掉了,有的一年甚至要改八九回。当然,新莽政权覆灭后,最终又都改了回去。
消灭重名很重要
当今中国的2000多个县(包括县级市和旗)里面,没有两个县名是相同的,在任意一个地级市范围内,也几乎没有两个乡镇名字是相同的。有人说东乡县是全国唯一的同名县,但实际上他们的全称是江西省东乡县和甘肃东乡族自治县,也是有区别的。
但在古代,重名的就太多。仅仅在明朝,就有41个县名相同,甚至三个县一个名字的也不少。 如当时的长宁县,四川叙州府有,江西赣州府也有,广东徽州府还有。清朝则更夸张,居然同时存在8个叫太平的府或县,看来当时人们对太平充满着强烈的愿望。
明朝时四川叙州府、江西赣州府、广东徽州府都有以“长宁”为名的县(图为现宜宾市长宁县)
北宋景三年(公元1036年),发往潍州(今山东潍坊市)的断狱文书,因潍、维二字音同形近,被误投到维州(今四川理县东北)。又如明江西布政司境内便有两个永丰县,每年科举考试,只得“分吉(安)永丰、广(信)永丰以别之”。
出现同名的原因很多,首当其冲的就是行政疆域的扩大和县级政权的增加 ,当年晋朝衣冠南渡,很多北方的士人思念家乡,就把南方的很多地名改为了北方名称,出现了一系列南东海、南琅邪、南兰陵、南彭城等这样的地名。
应对同名县的办法,自然是改。除了隋开皇十八年,西晋太康元年、唐天宝元年及民国三年也是消除同名县的重点年份,更改重复地名的原则与标准,则经历了一个由加方位及对称字来修饰,至完全更改用字相同的重复地名,再到取消文相类及声相近的地名的演进过程。
怎么理解呢?顾炎武曾分析过,汉朝对付同名县的办法很直接,加“东、西、南、北、上、下、新”这种方位字来区别。如今河南的上蔡县、新蔡县、内黄县和外黄县,都是那一时期的“杰作”了。
到太康元年,更改重复县名已不以加方位字或对称字为重点了,此时原则是以北方县名为标准参照物,对原东吴、蜀汉境内与北方重名的县名进行更改。这在封建王朝也是一个定势——与北方重名而更改南方县名,与东部重名而更改西部县名。
改地名,讲感情还是政治
不少人都喜欢长安这个名字,觉得比西安更霸气。但把长安改成西安的并不是近现代人,明代设立陕西布政司的时候就立西安府了,所以说西安这名字都用好几百年了。
唐朝的衰落,始于安史之乱,唐肃宗就一口气把全国40多个带安字的地名全给毙了。同安改桐城,宝安改东莞,足够说明唐朝与“安禄山”之间的愁怨。
同安改桐城,宝安改东莞,足够说明唐朝与“安禄山”之间的愁怨(图为东莞市)
避讳,在古代是讲政治的一大表现。 为了避讳,有的县名改得翻来覆去。比如四川富顺县最初叫富世县,赶上李世民当皇帝了,改成了富义县;过了几百年,又遇到赵光义了,得,再改吧。山东高唐县更折腾一点,总共改了三次,其中一次的原因哭笑不得。后梁太祖本来叫朱温,当上皇帝后非得改名叫朱晃,觉得唐和晃读着相近,高唐县没办法,只能改。
皇帝轮流做,圣人只一个。清雍正帝继位第二年的一天,突然头脑发热,除四书五经外,凡遇“丘”(孔子名丘)字,一律加“阝”旁为“邱”,“丘”姓也不例外。一些交了几百上千年的地名自然也跟着改了,如今的商丘、安丘、邱县当年可都是因为这一茬改过名字的。
现在一些人嚷着“一生痴绝处”的徽州,得名则是因为一场叛乱。北宋平定方腊之乱,宋徽宗也把仇家活动区都改了名,比如歙州改成徽州,睦州改成严州。方腊老家原名青溪县,被改成淳化县,意思再明白不过了。
南京是十朝都会,这也是它在历史上名字变更过多的原因。宋朝消灭南唐后,把江宁府改为升州;清朝入关灭掉福王,也遂即改南京为江宁府;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当上大总统,把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期才从江宁改名的南京再次降为江宁县。
1949年,南京解放,当时不少人担心南京会被再次改名,毕竟,蒋介石统治时期,还把北京改为北平了呢。 但南京的城市名一直沿用至今,也体现出人民政权和封建王朝的根本区别,以及超凡的气度。
新城乡2019年7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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