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希望在当代艺术中寻找美感时，它也许会令你失望，但是当你想在其中寻求思想的乐趣时，它却令人着迷。当代前卫艺术所呈现的问题就像迷宫一样吸引着我去寻找一个出口。我找到的出口肯定不是唯一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面对的迷宫都不一样。

如果我的写作能够带给像我一样喜欢走迷宫的人一点乐趣的话，那就是我写作的愉快了。”（邵亦杨）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17年第5期，“21世纪中国的外国美术研究”专题）

王红媛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亦杨你好，你是2000年后学成回国在央美任教的，一晃也是十几年了，想请你先谈谈你在外国美术史教学方面的体会，你的教学比之以往有了哪些新的变化。

邵亦杨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我2004年回国教西方美术史，主要是教西方美术史，特别是现当代部分。我在教学方法上主要是结合理论研究，包括图像学、形式主义社会学、心理学、性别视角和视觉文化的方法，尽可能深入地研究美术史，分析图像、解读图像，使学生们不仅了解当时的艺术潮流，而且了解当时产生这种艺术的社会和文化状况。比如我不把美术史仅仅作为美术来讲，也不是只把历史作为社会背景来讲，而是尽量把历史、社会、文化与图像解读结合起来，希望能使学生们更好地了解视觉艺术。我不是单单看美术这一个维度，而是看当时的整个视觉文化的内容。我的课件都是英文的，为的是还原欧美通用的词汇和学术用法。我会用英文和汉语解读，主要是希望学生更贴切地理解西方艺术史的原意。这十几年来，我的教学内容不断增加，越来越深入和丰富起来。还有，我近年来的教学以现当代为主。我把这部分的内容加深、加强了。20世纪的美术史，我在央美会讲两个学期，另外，我这两年还给本科和研究生也增加了现当代研究方法，也就是理论课。因此，现代当也是我们学院比较优势和领先的方面。

王红媛： 你开展的这部分的教学内容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都在学吧。针对他们的内容会有不同吗？

邵亦杨： 美术史是最基本的课程。本科生和非本专业毕业的研究生都是必修课。对于硕、博士生，我每年都会开一门新的理论课。我在中央美术学院最早开设了视觉文化研究、跨文化研究等课程，最近增加了西方艺术方法论，特别是从形式美学到视觉文化的方法论，还有艺术哲学研究。这些课程对于研究生的专业写作会有很大帮助。

王红媛： 我了解到你近些年参与了不少外国美术史教材的重新编写的工作，可以谈谈这方面情况吗？

邵亦杨： 2013年，我在北大出版社出了一本《17世纪到现当代美术》，这本书的写法与之前国内美术史的写法不太一样，增加了对图像的解读和视觉文化的理解。另外，我还与赵力、贺西林、张敢合写了一本《中外美术简史》，2016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

王红媛： 现在中央美术学院教外国美术史使用哪种教材呢？

邵亦杨： 我们现在用的基本教材是邵大箴主编的那本。我教的近现代美术史补充了《17世纪到现当代美术》这本教材。但是我想现在无论哪本教材都没法主导全国的教学了。学生不可能只是硬性地规定一个读本、一种标准答案。学生的分析能力和认识水平不是靠看教材能培养出来的。我们两个学期的课程在教材才只有十几页。而教学时，我会提供很多丰富的延伸内容给学生阅读。

邵亦杨关于当代艺术的三本著作

王红媛： 除了繁重的教学工作外，我知道你是一个很专注外国美术学术研究的学者，也是我们杂志最资深的作者之一。你近年来的学术研究有哪些重点内容呢？我知道你已经出版的两本研究著作《穿越后现代：当代西方视觉艺术》和《后现代之后》（编者补：第三本《全球视野下的当代艺术》于2019年1月出版），这两本书在写作上你是否采用了一些不同以往外国美术史写作的新方法？特别想听你谈谈中国学者做外国美术史研究目前的困难和你对研究方法上的一些反思。另外，最新的研究内容是否可以透露一些？

邵亦杨： 我在教学以外确实很注重研究。我不同意把研究和教学分开这种观念。研究能力直接影响教学水平，研究水平不高的人，讲课是不会深入的。我的研究关注点是西方史学方法论、现当代艺术和哲学理论和中国当代艺术。我的《后现代之后》和《穿越后现代》两部书都以西方当代艺术为主，理论和现象都有，我尽量理论联系实践，把理论作为分析当代艺术的工具，希望读者不仅看到一些当代艺术的表象，而且更多地了解它的原因、意义和影响。另外，我在教学和研究中都不设边界，尽可能地把理论和实践、传统和当代，西方和中国打开了研究。我说到当代的时候会和传统相关联，讲课时也会在图像做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分析。当代艺术尽管都是反叛性的，但是也都和传统相关联，从图像本身到精神内涵都有关系。我对当代艺术写作里会有传统的艺术史和艺术理论，我希望可以打破中国和西方的差别，中国的当代艺术从来不是单独发生的，都是和西方现、当代艺术相关联的。如果你了解全球艺术的发展，你会发现各国艺术之间是有很多交流和关联，没有哪种文化是独立发生的。

中国学者做外国美术史研究首先要了解外国文化，掌握至少一门外语，与国外多进行交流、不断学习。对美术史的研究要学习方法论，但不能拘泥于某种研究方法，如视觉文化的研究方法，不是单一的一种研究方法。它包容了之前各种研究方法，加强了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研究。运用视觉文化方法这种研究艺术史时，也要注意为我所用，因为这种方法可以用在社会学、文化学和传媒等不同学科和领域。在艺术史研究上，并不能丢弃之前的形式美学方法，否则艺术就彻底变成社会学的图解了。

王红媛： 你选择研究课题的时候是主要出于个人兴趣呢，还是特别注意那些中国目前某个研究领域里的空白，注意去填补空白？

邵亦杨： 都有。我觉得是空白的地方我也会特别有兴趣。我写的论文基本都是我感觉中国比较空白的地方。国内美术史研究领域的空白还是非常多的。我们熟知的艺术史知识，经常是研究方法比较老旧，知识也更新不够。在现当代领域和方法论方面更是比较落后。近年来，国内翻译了大量西方美术史和理论方面的书籍，对西方美术史的深入研究很有益。不过，对于我们学者来说，也需要自己的研究和探讨。

邵亦杨撰写的论文《衰弱的艺术史？》，发表于《艺术通报》2016年第2期。

王红媛： 去年你在“Art Bulletin”（《艺术通告》）发表了一篇用英文写作的谈美术史学科在中国百年发展的文章，可否谈谈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在写到2000年后美术史学科发展的情况时，你给了一个怎样的描述呢？

邵亦杨： 那篇文章是Art Bulletin的主题文章。在“艺术史走向哪里”这个主题下，许多国家的学者从自己国家的角度写艺术史发展的状况。我很荣幸在欧美艺术史专业领域评价最高的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文章《衰落的艺术史？》。不仅是写艺术史这个学科在中国的发生和发展，而且写到它与西方史的关系，特别是当今视觉文化研究影响巨大的今天，艺术史将走向哪里？它与传统的关系怎样？不是只说中国的事情，是对世界当代艺术史发展方向的一个讨论，对国际关注话题的一个讨论。我认为艺术史在中国不是衰落了，而将会有更大的发展了。视觉文化这种研究方法与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有关系，同时西方艺术史研究也拓展了中国艺术史和整个艺术界的视野。视觉文化不是取代了艺术史，而是扩展了艺术史的视野，它与之前的艺术史研究方法之间都是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不能简单割裂开。今后的艺术史的发展需要建立在更多互相交流的基础上。

王红媛： 你现在研究里最主要使用的理论是视觉文化和跨文化研究？在外国美术史方法论领域你的研究有哪些推进，你认为这个方面的研究是不是还很有意义？

邵亦杨： 我在研究中主要运用视觉文化和跨文化方法。不过这不是说之前的方法论过时了，因为每一种研究方法都是上一种的改进，并不是彻底推翻。我最近在教方法论，方法论很重要。我从沃尔夫林讲到视觉文化。新的研究方法更重视社会、政治和文化史。我不是把历史文化和社会政治当做背景来讲。以前的教学是把历史先讲一下，再讲美术发生了什么事。我不是这样讲，我把美术和历史放在一起的。这也是我在国外学习期间学到的，也是新的理论方法对我的影响。

王红媛： 还想听你谈谈你所感受的这个学科目前的问题。

邵亦杨： 还不够受重视，研究太少。

王红媛： 是资金支持不够还是？

邵亦杨： 是的。比如国家的研究基金总是偏重于研究中国美术的项目。或者比较空泛的项目，表面上的中西艺术比较。大的空泛的课题给的很多，但是具体的、深入的课题研究，国家基金资助就很少。西方现当代艺术对中国艺术发展的影响不言而喻，可是研究的学者、研究的基金也太少。这是很明显的差距。

王红媛： 你认为进一步发展外美史这个学科有哪些事可以认真做一做？

邵亦杨： 尽量和西方国家多做交流。我们学校做得还不错，经常有一些比较好的外国专家的讲座。国外交流多了，这个学科研究者的视野就会开阔。还有多翻译一些欧美当代理论和艺术史专题研究的书籍。我觉得特别需要鼓励我们自己的学者走出去，比如鼓励参加国际会议和国外学术交流。

王红媛： 你认为外国美术史这个学科在学校、在社会上是否足够受重视？公众对外国美术史的认识和理解是不是有偏差？

邵亦杨： 西方艺术和当代文化在我们社会上不够重视，但实际上年轻人又特别关注，特别喜欢。其实大家都很有兴趣去看。我觉得应该更开放地接受西方的东西，自己消化了，才能发展得更好。我们需要更全面地接受西方的东西。我们多看别人也可以深入地了解自己。这都是相互关联的。全部关注在自己身上怎么能发展呢？我们个人也只有通过了解世界、了解别人才能有所进步啊。

王红媛： 那你做的很多针对普通公众普及美术史知识的讲座是不是受到的关注度很高，你是不是也比较乐于做这方面的工作？

邵亦杨： 有时我在美术馆做公开的、普及性的美术史讲座，观众非常感兴趣，反响很热烈，他们希望看到更多深入浅出的、普及性的西方美术史读物。我尽管是做专业研究的，也很乐于做普及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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