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世纪的拜占庭女皇邹伊和塞奥多拉是君士坦丁八世的女儿，她们虽然直接执政的时间短暂，但是对政局的影响力却非常长久。她们的政治影响力究竟发挥在哪些方面，并且对拜占庭帝国的政治局面产生了何种影响呢？

邹伊从1028年以生于紫色寝宫的公主身份继承拜占庭皇位到1050年去世，影响拜占庭政局22年。在这期间，邹伊决定了三任拜占庭皇帝的去留：罗曼努斯三世、米哈伊尔四世和米哈伊尔五世。塞奥多拉从1042年首都暴动继位到1056年去世，影响拜占庭政局14年。而且，在此以前，塞奥多拉的政治影响力已经不可小视，因此，邹伊一继位就将塞奥多拉软禁在修道院。

“生于紫色寝宫的”邹伊的政治影响力主要体现在决定拜占庭皇帝继承人以及调动首都民众参与政治方面。1042年的首都民众暴动正是邹伊在民众之中的政治影响力的最好体现。邹伊对拜占庭皇位继承人的决定权，也是她在选择丈夫方面的自主权。在这一点上，邹伊的自由程度明显地高于此前此后所有的拜占庭公主。除了第一任丈夫罗曼努斯三世是由邹伊的父皇君士坦丁八世选拔的，其他丈夫都是由邹伊亲自挑选的。年轻却出身卑微的米哈伊尔四世是年过半百的邹伊的情人；相貌出众、仪表堂堂的首都官僚派贵族君士坦丁九世是邹伊年轻时的情人。可以说，爱欲而非政治背景或治国能力才是邹伊挑选丈夫的首要标准。邹伊在挑选丈夫时的任性和专断独行对拜占庭政局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消极影响。

米哈伊尔四世统治期间，其兄长宦官“孤儿院院长”约翰长期把持朝政，并且对巴尔干地区实行残酷的税收政策。最终，引发了巴尔干半岛斯拉夫民众旳大起义。首都官僚贵族派代表君士坦丁九世是一个轻浮之士。他对拜占庭政治缺乏洞察力，他的财政改革是以牺牲东部军区的军事开支为代价的。如此短视的行为对拜占庭帝国在东部的国防事业造成了严重的安全隐患。12世纪的史学家左纳拉斯对此深刻地评价道：“公正地说，正是此人使帝国东部屈从于蛮族人的刀光剑影之下。”

邹伊和君士坦丁九世肆意挥霍国库的宽松的财政政策，是导致11世纪中后期拜占庭帝国财政危机的主要原因。正如11世纪的史学家普塞罗斯观察到的那样：“邹伊洞开了国库的大门，把珍藏的金子像河流般挥洒，那些黄金被毫无节制地挥霍殆尽。”

塞奥多拉的政治影响力主要在教会和修道士群体方面。1042年

民众暴动之后，在大教长阿莱克修斯的提议下，塞奥多拉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加冕，获得与邹伊共同执政的机会，成为女皇。

在米哈伊尔四世和米哈伊尔五世统治期间，被邹伊长期幽禁在修道院的塞奥多拉一度被人遗忘。据普塞罗斯所记载，米哈伊尔五世甚至根本不知道塞奥多拉的存在。但是，这段时间塞奥多拉在政治上并非毫无作为。可以推测，正是长期的修道生活让塞奥多拉与修道士群体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后者成为她在政治上的重要盟友力量。

1055年塞奥多拉继承皇位之后，她既不嫁人也不收养男性继承人，这种违反拜占庭传统的做法立刻造成了她与大教长米哈伊尔一世之间的政治裂痕。大教长对帝国被一个女人统治十分生气，而强势的塞奥多拉也拒绝与大教长会面，甚至一度打算将他废黜。

尽管1055年之后，塞奥多拉与大教长之间的关系紧张，但是这并不影响她与修道士群体继续保持良好关系。塞奥多拉成为女皇之后，在许多方面都釆取了银根紧缩的财政政策，唯独对修道院进行了慷慨的赏赐。她还任命高级教士利奥·帕拉斯彭迪拉斯为首席大臣、后者在成为首席大臣之前的头衔是主教助理和首席主教助理。主教助理是拜占庭皇帝给予教会人士的一种荣誉头衔，他的作用是教权与皇权之间的调解人。然而，塞奥多拉对修道士群体的依靠以及对主教助理阶层的提拔实际上是亲手将皇权和教权力量对比的天平向着教权的方向拨动。这对此后拜占庭教权和皇权的关系造成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