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专题

史书记载严嵩长得疏眉朗目，身材修长有玉树临风之态，且声音洪亮，出生江西却不说方言，一口标准的官话，仪表为文臣中的第流他的一生具有跳跃性：先曾退隐家乡，潜心诗学，其诗“清丽婉弱，不乏风人之致”,又与文人墨客倾心相交，俨然一个“天下以公望之”的雅人；后来入阁柄政二十余年，几番沉浮，成为“近代权奸之归首，至今儿童妇人，皆能指其姓名，叉手唾骂”(钱谦益语)。嘉靖乃“猜忌之主，喜用柔媚之臣”,于是严嵩的人生信条便是“不做山，只做水，随地方，就地圆”,甚至可以揣摩皇帝的心思。

隐居养名望

严嵩字惟中，号介溪，成化十六年(1480)正月二十二日出生于江西袁州府分宜县介桥村。祖父严骥、父亲严淮是布衣百姓，但在明代江西习儒之风颇为盛行的背景下，严嵩又是长房长孙，自出生起就被严家寄以光宗耀祖的厚望。多年后严嵩位居宰辅，父、祖因之受封赠，严家改换门庭的愿望终于在严嵩身上得到实现，严氏家境并不富裕。严嵩自幼聪颖，其父严淮倾其所有供他读书。严嵩在弘治十八年(1505)考中进士，并随之以《雨后观芍药诗》入选翰林院为庶吉士(明制，选新进土中擅长文学与书法者担任庶吉土，继续学习，并练习政事),这年严嵩二十六岁。

正德二年(1507),严嵩庶吉土结业，被授为翰林院编修。他终于实现了父祖的夙愿，跻身翰林，找到了晋升阶梯。但在正德三年(1508)三月和次年夏天，因祖父和母亲相继去世，他不得不回乡守制，中断了官场生涯。按封建礼制，子孙守制三年即可(实际仅十七个月),而严嵩却在家一呆就是八年。原来，借守制为名，他在家乡的钤山读起书来。正当壮年，严嵩何以退隐钤山，闲居八年呢？这还得与正德年间特殊的政洽环境联系起来，武宗朱厚照终日为所欲为，纵情享乐，是个典型的荒嬉无道的皇帝。武宗的荒政给宦官刘瑾提供了擅权之机，使明代正德年间的官官之祸愈演愈烈，许多忠直之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和迫害。严嵩退隐钤山，正是仔细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后才做出的决定。

作为新科翰林，如果他与阉党抗衡，无异于螳臂挡车，自取灭如果出仕，则必须投靠阉党，而这是为读书人所不齿的。严嵩退隐铃山，也与明代的党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时当权的宦官刘瑾是陕西人，阁臣焦芳是河南人，因此，他们提拔、引用的大批官员都是北方人。朝廷中是北人的天下，南人大多受到打击和排挤。尤其是阁臣焦芳，对江西人格外排挤。原来，焦芳曾为侍讲九年，后迁学土时，因人品不佳，遭到江西人詹事彭华的讽刺：“焦芳也做了学士吗？”焦芳遂对江西人恨之入骨，曾公然宣称：“他日毋得滥用江西人。”严嵩籍系江西，而且位卑权小，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丝毫没有他能施展才智的机会。正因如此，严嵩才审时度势，借丁忧之机，托辞称病。

正德三年，严嵩在钤山之麓修建堂舍，取名钤山堂”,过起了隐居生活，以诗文自娱。严嵩的文学造诣在后世的史书中很少被人提及，这可能因严嵩身负“奸臣”的骂名有关。但因人废文并不可取，他在诗文方面的成就还是值得肯定的。严嵩还写得一手好字，传说北京老字号酱菜店“六必居”三个字就是他的墨宝。在归隐期间，严嵩广结名流，跟李梦阳、王守仁、何景明、王廷相等人都有交往。这些人不仅学问渊博，而且还都曾是敢与阉党作斗争的仁人志士，颇有名望。严嵩与他们把酒论诗，剖经析义，既提高了自身的文学声望，也扩大了社会影响.

正德七年(1512),严嵩还应袁州府太守之请，修《袁州府志》。严嵩经过8年努力，于正德九年(1514)将《袁州府志》纂修完毕。该志体例颇有独到之处，严嵩因之声望日隆铃山隐居的八年，对严嵩的宦海生涯具有重要的意义。避居钤山，严嵩能够明哲保身，远离政治斗争。在此期间，严嵩潜心渎书，埋头诗作，其文学素养大为长进，这对他复出后能够纵横官场、诗文奏对得到皇帝欢心大有裨益。同时，严嵩通过八年的韬光养晦，也为自己赢得了清誉，此时的他已不再只是个新科进士，而是具有很高文学声望和社会影响力的人物。这为他重返仕途积累了充足的资本正德后期，政局变化很大，刘瑾被诛，焦芳削官，朝廷中当政的主要是杨廷和、贵宏等人。他们都是南人，也多属于正人君子，与严嵩还多少有些交情。

在严嵩看来，已经等到了出山的时机。正德十一年(1516)三月，严嵩应诏复职，启程赴京，重返仕途从礼议得恩宠，嵩像只猎鹰一样，睁大双眼，寻找能在官场飞黄腾达的机会。功夫不负有心人，机会终于从天而降。正德十六年(1521),武宗朱厚照驾崩，他的堂弟朱厚熜继承皇位，即世宗皇帝嘉靖小皇帝继位时年方十五岁，却城府很深，为了尊崇自己的本生父母，与廷臣们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礼议”之争。世宗借“礼议”之争，把杨廷和等迎立有功的前朝辅臣清理出朝廷，以免出现日后他们恃功自傲的局面。“礼议”之争以明世宗的胜利而结束，许多朝臣因为礼仪之争，或丧命，或下狱，或遭贬，而严嵩却是“礼议”之争中的少数几个受惠者之一。

严嵩自正德十一年重返仕途后，多在输林院、国子监等政治斗争相对较少的地方任职，而且还曾多年居官南京。在“大礼议”之争最激烈的前期，严嵩没有卷进这场斗争的漩涡中，得以自保。而在礼仪之争后期发生的一件事情中，严嵩善于观察政治风向，及时地把握住了机会，开始得到世宗的青睐。这件事发生在嘉靖十七年(1538)六月，世宗欲让生父献皇帝称宗入太庙，命礼部集议。这时任礼部尚书的严嵩是躲不过去的了。这是个棘手的差事顺从皇帝，立刻就会招来骂名；按照惯例来秉公办理，自己乌纱帽难保。经过一番思前想后、仔细斟酌，严嵩最后写了一份模棱两可的奏疏交给皇上。

世宗对他的骑墙态度非常不满。亲书《明堂或问》,警示廷臣，言语犀利，坚决表示要让其父献皇帝称宗入庙。这对严嵩刺激很大，他惶恐不安，生怕皇帝怪罪。于是，严嵩尽改前说，完全顺从皇帝的意思，为世宗的生父献皇帝拊太庙配享安排了隆重的礼仪，并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在祭祀礼毕后，写了《庆云颂》和《大礼告成颂》,文笔绝佳，很得皇帝赏识。这件事在严嵩的宦海生涯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成为他政治命运的转折点。从此，他平步青云。世宗在“礼议”之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严嵩功不可没。而在这件事上，严嵩也接受了教训——从此，他对世宗言听计从，走上了“柔媚之臣”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