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有象”钟：东西文化的交融

“太平有象”钟的须弥座以鎏金铜为材质，样式风格是当时欧洲流行的巴洛克风格，雕刻细致的花纹充满了富丽堂皇的华贵之感。如意形鞍鞯上浮雕着欧式卷草花卉，中间镶嵌着红宝石和翡翠，两侧垂着珊瑚小珠。象背上托着宝瓶，宝瓶上镶嵌的怀表产自英国，而宝瓶四周却装饰着葫芦、蝙蝠等寓意吉祥福寿的图案，中西文化结合得非常巧妙。

“太平有象”钟最奇妙的是象皮的制作。第一眼看到大象，通身灰色的象皮极具真实感，而且质感十足，仿佛一只真正的微型小象仁立在须弥座上。象皮是用一粒粒的小珍珠穿孔连缀而成。早在明朝万历年间，西方传教士为了能在中国传教，便以自鸣钟为“敲门砖’叩开了紫禁城的大门。到了清朝的乾隆年间，不仅宫廷内珍藏了大量西洋钟表，就是达官显贵、文人学士对钟表也是珍爱有加，可以说，钟表是人们认识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明清时期的传教士有一个特点，除了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他们同时还将西方的科学知识带进了中国。他们会和皇帝一起制作一些机械设备，包括钟表的制作、珐琅器的制作、玻璃厂的建制等等，都有他们的参与。

康熙、雍正、乾隆和嘉庆几位皇帝都对西方的钟表非常喜欢，但是他们的喜欢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康熙和雍正两位皇帝当初把钟表当成西方的科学技术，看做是一种新的机械，所以他们特别感兴趣的是机械和技术方面的问题。乾隆皇帝对新奇的东西感兴趣，他认为那个转动的小人很有意思，后来清代造办处制造钟表的时候都是以新奇取胜，各种各样造型奇特的新

鲜物件比较多。到了嘉庆皇帝时，他觉得时光流逝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他认为应该珍惜时间。所以这几个皇帝对钟表的理解存在一些差异，各个时期造办处制造出来的钟表就可以体现出当时的特点。

当时跟西方联系最密切的是广东，也就是粤海关。广州生产出来的东西，无论是珐琅画，还是钟表，都非常具有西方元素，那里的器物比宮廷造办处生产的器物更具西方色彩。所以当时广州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流很深入的地方，尤其是在乾隆时期。

清代的宫廷赏玩文物都体现了中国的吉祥文化，也有美学的思想。比如利用谐音、比喻、拟人、象征、双关等手法，创造了很多吉祥的图案。中国的吉祥文化是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希望，也是对真善美的期许。从这种追求产生了一种凝聚力，而这种凝聚力，从上到下在中国非常普遍。

另外，通过这些赏玩的文物可以看到清代帝王对于传统的继承，以及对于西方新技术的吸收。继承传统体现在扳指和如意上，自鸣钟体现在对于西方新技术的吸收，这也体现出了乾隆皇帝的胸襟，是他治国方略的一个部分。他把这种西方的东西又运用到了各种工艺美术上，所以形成了清代多元文化的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