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争是哪吒的本色。《哪吒闹海》里的哪吒所进行的，仍然是对传统伦理有所依凭的“无我”的抗争；《哪吒之魔童降世》里的抗争，是特殊个体对被规限的命运进行的抗争，是“有我”的抗争，它所呼吁的是对人的差异性的更多包容。这也是一个与四十年前的哪吒抗争有着连续性的问题，即从传统伦理秩序中逐渐脱离开来的个体如何在一个依旧等级化的社会里去探索更多自由空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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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动画长片《哪吒闹海》（以下简称“1979版《哪吒》”）问世。这是一部由当时最优秀的一批电影艺术家完成的动画巨制，它实现了“奇绝壮美”的要求，成为我国美术片史上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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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版《哪吒》的故事取自《封神演义》，情节非常之简单：陈塘关遭遇旱灾，东海龙王不仅不降雨，反而强取童男童女作为祭牲。陈塘关总兵李靖之子哪吒生性烂漫、嫉恶如仇，为伸张正义，他杀死了龙子敖丙，得罪了龙王。龙王于是以淹埋陈塘关和状告天庭逼迫李靖杀子偿债。哪吒不想父亲为难，拔剑自刎。之后，师父太乙真人以法术助其复活。重生的哪吒愈发骁勇，他最终战胜龙王，护佑了一方平安。
用一句话来说，这是一个全能小英雄与以龙王为首的“黑恶势力”斗争到底为民除害的故事。
剧情简单，片中人物也很脸谱化，好人坏人一看即知：哪吒是非分明，龙王狡诈凶残，父亲李靖驯顺懦弱，母亲则悄无声息干脆连台词都没有一句。
但这又是一部并不简单的电影。其中凝聚的艺术家们的精工巧作暂且不论，只看它带来的社会效应：1979年，正是粉碎“四人帮”不久，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虽然影片并未有意去迎合时代氛围，但它释放出的挣脱束缚奔向自由的意象却与时代精神不谋而合，成为了一个影像化的时代象征。
这一意象的形成，得益于色彩瑰丽气韵生动的画面、以传统器乐营造出的激越且灵动的气氛，还得益于创作者们精心设计出的矫健活泼、明慧聪颖的哪吒形象；更主要的还在于，影片提供了一个让人难以忘怀的悲剧时刻。这就是今天的小伙伴们在怀旧帖里提到每看每哭的哪吒自刎一幕。
当时，龙王大施淫威，以水淹陈塘关来逼迫李靖杀子。迂腐决绝但又有怜子之心的李靖把剑举起，却下不了手，陈塘关一时危在旦夕。哪吒见状，把心一横，咬住一尾头发，挥剑自刎。
这种敢于担当、无惧生死的英雄行为，具有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崇高感，这一幕因此也释放出巨大的悲剧力量，让观者无不为之动容。但，还不止于此。哪吒在自刎之前还说了句话，正是这句台词，加上他的义举，才成就了片中这一足以载入史册的悲剧时刻。
这句台词是：“爹爹，把你的骨肉还给你，不连累你！”
“不连累你”，体现了小英雄的担当意识，但重点是在“骨肉”一词上。没有哪个中国人不理解“骨肉”一词中浸润的伦理和道德意味。而爹爹李靖，在影片中是一个唯君命是从、严格遵守伦理纲常的人。当儿子哪吒引来了灾祸时，他果然就有了杀子的动念──在这个以骨肉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伦理秩序里，父亲也天经地义地享有这个行刑权。
“把你的骨肉还给你”，意味着一种对恩情的偿还，在偿还之后，哪吒便获得了以死亡的形式表现出的自由。因此，哪吒的自杀行为同时也是对既有的伦理秩序进行反抗的行为。
所以说，1979版《哪吒》讲的也是一个觉醒的个人与命运相抗争的故事。这种剔骨还肉式的抗争方式无疑是极其隐忍和悲情的。很自然地，我们能从中读出反父权、反封建、自主意识觉醒的意味。假如我们将反父权、反封建、自主意识觉醒这些主题放在更广袤的历史时空里去看的话，还会发现，这些和家庭变革休戚相关的主题在更早的“五四”时期就已经提出来了。冲决网罗、恢复自性作为“五四”运动的一种吁求，引领着那时的青年人走向革命；而他们革命的路线，就是从反父权的家庭风暴走向反封建压迫的时代风暴。
因此，这种发生在家庭之中的、以父子冲突为表现形式的抗争方式已经成为近现代以来中国人最为熟悉的抗争模式，小哪吒自刎时那剑眉挺立双目含泪人人都记得的经典“pose”，也成为了一个贯通历史记忆的影像符号，勾连起了不同时代的中国人对个体觉醒之路的共同感受──这应当也是1979版《哪吒》在几代人记忆中永久留影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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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后，在国产动画衰落所激起的创作斗志、文化复兴的话语烘托以及制作技术的与时俱进等因素的推动之下，一批被称为“国漫”的、更符合网络时代审美趣味的动画电影出现在大银幕上。其中，借力神话故事这个大IP创作出来的作品赢得了非常不错的票房与口碑，比如前几年上映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2015）便是如此。《哪吒之魔童降世》（以下简称“2019版《哪吒》”）就是趁着这股势头诞生的。
这是一个依然在《封神演义》的框架之下展开，并与1979版《哪吒》保持着内在联系的故事；但是，由于它在剧情设置和人物性格上已与1979版有云泥之别，因此，它事实上是一个更具当下性的被重构的故事：
魔丸和灵珠被调了包，分别投胎在李靖之子哪吒和龙王之子敖丙身上。原来要成仙的，堕入了魔界；原来是魔的，有了成仙的可能。命运互换的两人于是迎来了各自的人生问题。哪吒从小被视为妖怪，遭受世人歧视，他需要不断地去证明自己，去消除人们的偏见；敖丙除了有着和哪吒一样的不被世人所接受的痛苦之外，还要挣脱作为复仇工具的命运，找到真正的自我。再看里面的反派人物申公豹和海底龙王，他们也一样，也是得不到权力秩序承认的、在备受压制的命运中努力挣扎的人。
因此，片中人物都有着被命运掌控、不能做自己的痛苦。不服从命运的安排、与命运进行抗争，便成为了该片的一大主题。
之所以说这是一个具有当下性的故事，是因为其中提到的抗争问题本身打着极强的时代烙印，它是伴随着1979年之后继续进行的社会和家庭结构的变迁，在个体主义不断得到强调的背景下才出现的。
四十年间，经济体制改革从提出到逐步深化，市场化、全球化、网络化成为令人应接不暇的时代浪潮，中国的家庭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往由辈分、年龄和性别所支撑的传统家庭里的金字塔形等级结构已悄然瓦解，父权已经式微，夫妻地位渐趋平等，真正成为家庭重心、令整个家庭围绕其运转的，是家中的孩子。在这样的家庭结构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因此天然地不受传统伦理的束缚，具有极强的自我意识。他们不仅不再追求求同存异，而且还将“求异”视为实现自我认同的方式，甚至，不异或不够异，都可能令浸淫于以个性为标志的青年文化中的他们感到焦虑。当具有这些特质的年轻人去面对作为整体而存在的社会的时候，他们所诉求的，就是如何让社会、让周围的人去接受和承认自己。做自己、与命运进行抗争的问题，是在这样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才出现的。
我们看片中的哪吒。他是一个备受父母疼爱的孩子，而且他的父母都很开明，很懂儿童教育，他的母亲甚至会像面临选择困境的现代职业女性那样，反思自己工作过多而疏于对孩子的陪伴。因此，这一版哪吒不再像1979版哪吒那样，是一个与社群关系融洽、遵守师道和孝道的小英雄，而是像我们所熟悉的那种总是惹是生非的“熊孩子”，他顶着蔫坏的黑眼圈，一口缺牙，双手总是插在松垮的落裆裤里，活脱脱一个小混世魔王。
2019版《哪吒》的优点因而是非常明显的：它准确地抓住了年轻人“做自己”的渴望，把握住了带有普遍性的抗争诉求，它以和年轻人站在一起的姿态，替他们喊出了他们想说的话，而且还鼓励他们，要他们去与命运相抗争。年轻人从来都是自信又自卑、躁动又压抑的，当有一部电影充满理解地还原他们的处境道出他们的心声时，他们必然回报以热烈的掌声。
而且，这种抗争又确实是必要的。会抗争是年轻人之所以是年轻人的原因，是他们存在的一种形态。正是因为有抗争，才会有改变，才会让世界变得更加平等、自由和美好；而这样的诉求和观念，又是普适的，是足以与世界上的很多优秀动画电影进行对话的。
因此，我们除了可以在人性探索的深度、与社会现实的关联度这些方面看出新版胜过老版的地方，还可以通过它传递的价值观以及埋伏在后面的彩蛋，看到它更大的野心。它不仅是要在观念与制作水准上与“漫威世界”相匹敌，而且还想建构一个宏大的世界观，开启封神电影宇宙，实现“国漫崛起”这个闪亮的、宏伟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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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正是因为与现实有着深切的关联，2019版《哪吒》的问题也同样显得非常扎眼。
我们看到，在抗争这个用以连接起普遍情感的主题之下，影片提供了一个看似很鼓舞人的抗争方式，这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即只要“不认命”，只要通过个人的努力，就可能改变命运。
《哪吒之魔童降世》 图片来源于网络
影片举出的例子就是魔丸。他确实通过一种无惧牺牲勇往直前的方式，抵御住了龙族的侵袭，拯救了苍生，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可是，这种抗争命运的方式落到现实中却并不具有任何的可复制性。也就是说，年轻人可能都会面临类似于魔丸的、渴望自己的独特性被承认、渴望自己的命运得到扭转的人生问题，但是并不是谁都有魔丸的幸运，能出生在一个殷实的管理阶层家庭，有一双宠他爱他愿意为之抵命的父母，再外加天赋的异禀和强大的“武器装备”。他们更多地就是资质平庸出身一般的普通人，在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并无家世魔法可以凭借，也无奇迹忽然降临，所能做的可能就是忍耐和无望的等待。所以，“我命由我不由天”这样的话，虽然听起来让人血脉偾张很励志，但其实质却是空洞的、带有哄骗的意味。
2019版《哪吒》试图以现实激起共鸣，却最终以幻觉搪塞了事，这是它在立意上最大的问题。抗争终究不是一种姿态，它需要土壤、需要条件，而最重要的，就是先要破除一切幻觉。
由于这种抗争方式过于特殊，因此，尽管将其以巅峰对决的形式表现出来之后能强烈地刺激感官，但这种方式终究难以与更多人的真实经验形成交集，从而唤起普遍的共鸣；另外，为了市场效果而充塞其中的过于饱和的笑料也妨碍着情绪的连贯，这就使最后出现的终极抗争徒具炸裂的视觉效果而没有与人物始终同命共情而生发出的情感力量。这也是一种我们熟悉的“一战式”商业大片的收尾方式，它追求的是闯关成功的激动和爽，而不是展现人性中可互通的那种休戚与共的命运感。
反观时长仅新版一半的1979版《哪吒》，其中最为惊心动魄的抗争时刻其实是哪吒自杀一刻而非复活之后与龙王势力的大决战，而自杀一幕又如前文所述，能勾连起不同时代中国人对个体觉醒之路的共同感受；另外，再加上影片情节紧凑、情感连贯，因此，当哪吒举剑自刎时，也是观众已积累的情感和关切汇聚到一起达到最高峰的时候，一种让人难以承受的痛苦感逐渐到来，一个足以载入史册的悲剧时刻也就此诞生。也正是这个经典的悲剧时刻，让人们忽略了脸谱化的人物和单薄的剧情而永远记住了哪吒这个形象和这部电影。
悲剧时刻过后，影片的调子转而变得清新明快，哪吒在太乙真人的法术之下重获新生。所以说，1979版《哪吒》意象单纯，却元气充沛，它让人感受到了一股新时代来临的生气与活力，品味到了人性得到自由舒展的轻盈与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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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版和2019版《哪吒》是在制作方式、社会氛围和市场环境都十分不同的两个时代诞生的电影作品，讲的也是两个不同的故事；但两个作品又是有联系的，比如在人物设置、个别人物形象和大的故事框架上，二者是存在着连续性的。而更重要的联系，则是发生在思想意识层面，因为它们共有“抗争”这个不变的主题。
四十年前1979版《哪吒》里的抗争，表面上是发生在哪吒与作为压迫者出现的龙王之间，在深层文化意识上，还发生在哪吒与象征父权的李靖之间。哪吒自刎一幕所蕴藏的抗争意味因此也值得反复品味和解读。但是，这个故事里的抗争者哪吒还并不具有一个完全个体主义意义上的、私人化的“自我”意识，他的自我还是有所依凭的，比如师道，比如和谐的群己关系，因此他的抗争就依然还是在传统伦理框架下的“无我”的抗争，他反抗龙王、反抗父权，自我牺牲，拯救百姓，是一种在那个时代的银幕上常见的“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英雄叙事，而不是在今天才会出现的以“我”为中心、以解决个体与命运之间的冲突为目标的英雄故事。这样一种“无我”的抗争故事也向来是受人欢迎的，它表达出了特定时代对一种传统英雄形象的赞赏和呼唤。
四十年后2019版《哪吒》里的抗争，主要是个体与命运的抗争。这里面的抗争者哪吒已经是一个不受传统伦理束缚、非常关注自我感受的个体，他对于平等和自由、对于被尊重的欲求变得前所未有地强烈。这样的个体产生于个人欲望被高度合法化的时代，也带有天然的不可质疑性。这样的“我”的出现，便意味着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差异的出现，而这种差异与人的共性一样，同样是值得尊重的，但差异又不可避免会与依旧要求整齐、合作的社会秩序间存在冲突。因此，这一新时代下出现的“有我”的抗争也会带来对人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的更多理解与包容。这也同样是时代的进步，是一个与1979版哪吒保持着连续性的问题，即，当我们逐渐从传统伦理秩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之后，一个高度个体化的“我”如何在依然等级化的世界里去探索更多自由空间的问题。这并不是一个很好回答的问题，因为它牵涉到对当下新的家国关系（家庭始终是国家看重的领域）、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的观察与理解，而背后还有对传统伦理与现代观念、中国经验与世界潮流这些更复杂的关系的认识。而回答好这个问题，创造出与国人的经验更为贴近的故事，可能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国漫崛起”和文化复兴。
《哪吒之魔童降世》
图片来源于网络
（原载于《戏剧与影视评论》2019年9月总第三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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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姝：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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