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体现表演层次的高调或者捐助者的慷慨或者社会地位,这些临时的场馆,不乏设计的精巧,装饰的豪华,功能的齐备。“在公元前58年,一位高级行政官建造了一个人工剧院,按照推测可能可以容纳八万人,并且装饰着三千座雕像,绘画和昂贵的大理石。圆柱的重量威胁到经过他们的下水道管要崩溃了”。但是,表演一旦结束,它们就会被拆除。花在上面的心思和装置引起的赞叹都成为了回忆。
事实上公开的角斗表演蕴藏着巨大的政治功能,"在公元前的最后两个世纪间,罗马人已经完全认识到了这种表演所带来的政治利益”。
作为罗马社会的精英,本能的企图就是控制选民,而要控制他们的前提条件是保持选民之间尽可能少的沟通,防止他们形成统一的意见。取消他们集会的空间条件,或者至少不为他们的集会提供方便和可能,是元老精英的基本立场。而一个永久性的可以容纳数万人的场所恰恰与这一企图相违背。因此,只要公民的选举权利还有相当的影响力,那么永久性的集会场所在罗马精英们眼中是永远不能容忍的。即使是在共和时期的临时性剧院中“政治影响了演员和观众。演员可以参与到含蓄的以及并不那么含蓄的政治评论中”。
大角斗场恰到好处地维持了这两个幻想。满场的群众与皇帝共坐一堂,在角斗士血腥的表演面前,他们激动万分,欢声雷动,向皇帝欢呼,得到皇帝偶尔抛过来的礼物。角斗场上的所谓赦免使得这种互动达到高潮。
罗马帝国的许多城市早就有了自己的圆形竞技场,例如意大利的庞培,这个古罗马城市里现存的约公元前70年的最早的圆形剧场;维罗纳和米兰、法国的里昂、西班牙的梅里达和突尼斯的迦太基,还有远至耶路撒冷和伦敦的很多其他的圆形剧场。然而在帝国的首都,却长期使用临时搭建的场所进行比赛。直到公元后72年,帝国首都才“落后”地考虑建设一个永久性的圆形剧场。那为什么要等到这个时候,帝国首都才能有自己的永久性圆形竞技场?
一个普遍被想起的理由是,罗马国家的文化阻止了一个永久性的娱乐性建筑过早入驻首都。表演结束,场馆拆除,强烈地提醒人们,娱乐的暂时性。
下面我们就重讨论大角斗场具有的巨大的政治功能。
一、为了控制选民
在共和国时期,罗马的主要官员都由选举产生。不论是法律的通过或者是元老的升迁都在很大程度程度上受到市民选举的影响。市民对于国家事务的这种权力,来自其长期的斗争,以其在重装步兵中的重要地位为基础。
事实上,公民的集会对于当政者从来都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因此,公民集会结社的自由是通过残酷的斗争才被写进近代的法律的。
二、皇权巩固后,大角斗成了维护其统治的手段
但是,罗马的政治制度在公元前一世纪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屋大维在消灭了他的政敌之后,打着共和制的旗号,事实上建立了帝制——共和制度名存实亡。
“元首”直接控制着大批的军队,他们驻扎在帝国各处,外省逐渐成了军队的主要兵源,意大利选民力量的基础遭到巨大削弱——他们除了命运攸关的宫廷卫队基本没有武装。这样,皇帝便水到渠成地剥夺了市民的公民权,凭借着巨大军事力量,皇帝将市民的牢牢把握在手中。到公元前80年,皇帝权力已经如此巩固,他不仅仅可以和臣民经常聚会,而且将这种聚会转变成了维护其统治的手段。
当选举不再重要,当皇帝控制整个国家时,皇帝与臣民的相见对巩固他的权利基础变得非常重要。因为,在当时的罗马人心中,对于这个“元首”,人们有两个出于幻想的印象使得这个事实上的皇帝在充满了共和情怀的罗马人心目中显得不那么可恶。
其一,这个决定罗马几乎一切重大事件的人只是贵族之首,并不是凌驾于国家之上的皇帝。
其二,不管现实多么糟糕,人们总能看到皇帝,向他诉说冤情,并且依靠集体的声音影响皇帝。
这两个幻想,让人们觉得皇帝并不是高高在上的主宰,而是与人民一起,听人们声音的平等的贵族中的一员。
屋大维认识到了这个心理深远的历史根源,共和制从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前31年长达近47年的历史给罗马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传统和心理期待。因此他一开始就没有将自己称为皇帝,他之所以要披着共和制的外衣也是因为对这一传统心理的尊重。
获胜的角斗士向人群发出请示的动作或者姿态,根据表演的精彩程度或者失败方的表现甚至是其个人的心情,大家做出了自己的裁决。杀死或者赦免。整个角斗场的人都大声地呼喊。皇帝重视人群的意见,不论顺从或者反对着种民意,皇帝都要有充足的理由并且慎重考虑人群的反应。大家的意见往往能影响皇帝的判决。
于是,当皇帝与民众一起坐到角斗场里时就不仅仅是一种与民同乐,更一种共同决定角斗士生死的判决。民众感觉到了自己在这种判决中所发挥的作用。
上面提到的那两点幻想便在心里得以维持和加强。皇帝似乎没有高高在上,而且能够服从民意。
三、大角斗场是在原来尼禄金宫的遗址上建成的
作为弗拉维王朝的建筑,大角斗场在政治上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意义。大角斗场是在原来尼禄金宫的遗址上建成的。而尼禄用作修建金宫的这块土地被认为是其粗暴地霸占的城市公有土地,尼禄将城市公有地用做修建私宅的行为引起了广泛的愤怒。
而弗拉维王朝的统治者,作为朱里亚克劳狄王朝的继承者,重新把这块土地从尼禄手里夺了回来,在其上修建大角斗场——将本来属于公众的还给了公众。这对于树立起政权的良好形象和获得支持至关重要。
作为一个皇帝,他不再是民众权利的剥夺者,恰恰成了民众权利的维护者。于是,角斗场本身就成了皇帝为民利操劳的纪念碑。
再者,角斗场是为了纪念苇柏芗征服耶路撒冷而建。于是它又是战争胜利的纪念碑,是皇帝卓越武功的见证。当人们来到大角斗场面前时,感受到的是皇帝的伟大、爱民、平易近人——一箭三雕。可见,大角斗场对于他的创造者来讲更是一个政治的工具而不是一个观看演出的地方。
由此可见,罗马的公共福利性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是皇帝出于政治需要的考虑。皇帝在乎的是权力——或者说只有在乎权力,才可能成为皇帝。因此,他花费金钱和精力所进行的城市公共福利性建设,就其本身来讲是为了巩固他的政治地位和权力。由此我们发现,古罗马城城市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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