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书评

作者=高明士

来源=《郑州大学学报》

日本国号的成立

“倭”国为何改称“日本”国？这样的演变又是始于何时？此事在日本古代文献中无答案，只有从中国的史书里来找。中国史书向来有二说，一说是日本自己改称；另一说是武则天改称，时间在唐高宗咸亨元年（670）。

前者，倭国自己改称，见于《旧唐书·东夷·日本国》，其文曰：“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此即指出有两种说法：一为依据其地理位置，以为在太阳的(东)边，所以改称为“日本”。杜佑《通典》卷一八五《边防典·序》注说：“倭国一名日本，在中国直东。”同书《边防典·东夷上·倭》也说：“倭一名日本，自云国在日边，故以为称。”另一说法，以为原来用“倭”字不雅而改称。但《唐会要》卷一百《日本国》条曰：“日本，倭国之别种。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国为名。或以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或云日本旧小国，吞并倭国之地。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故中国疑焉。”《新唐书·东夷·日本国》的记载与《唐会要》雷同，但与《旧唐书》稍异，其文曰：“（高宗）咸亨元年（670），遣使贺平高丽。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或云日本乃小国，为倭所并，故冒其号。使者不以情，故疑焉。”此即指出改称“日本”的原因有三种说法：近日所出或恶倭名不雅两说，均同《旧唐书》，时间在唐高宗咸亨元年（670），这时日本第七次遣唐使，以河内鲸为使至唐贺平高丽。惟《新唐书》认为“恶倭名，更号日本”一事，是在“咸亨元年（670），遣使贺平高丽。后稍习夏音”的结果，也就是更号为日本的时间，至少在咸亨元年（670）以后。但从其他诸书的记载看来，670年倭使还没来贺平高丽之前，在国内似已经先改用“日本”，所以“使者自言” “自云”。至于近日所出之说，又见于《三国史记》卷6《新罗本纪》文武王十年（670）十二月条曰：“倭国更号日本，自言近日所出以为名。”当取材自《新唐书》。

但《唐会要》与《新唐书》又有说法相反之处，此即《唐会要》以为“日本”本来是小国，结果吞并倭领土后而采用“日本”名称；但《新唐书》则以为倭吞并“日本”小国，取其名改之。足见“倭”国为何改称为“日本”国一事，在唐高宗咸亨元年（670）的朝廷，尤其是鸿胪寺诸官吏，从日本第七次遣唐使节团里没有取得一致的说法，导致诸史籍记载纷纭，朝廷因而怀疑日本使臣多不讲实话。

武则天时改称的说法，见于《史记》卷二《夏本纪》，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说明百济之后，按曰:“武后改倭国为日本国。”《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帝舜》，张守节《正义》同样引《括地志》说明百济之后，按曰：“倭国，武皇后改曰日本国。”两处均简单说明倭国改称“日本国”是由武则天所改，但改于何年月？则依然不明。若由高宗自显庆以来因风疾而渐不能问政，武后垂帘听政看来，仍当以咸亨元年(670)改称倭为日本。其因，或许由于倭使对改称“日本”之理由有不同讲法，唐廷无法采择，乃由武后代高宗裁定，改“倭”为“日本”。

由以上所述，可知“日本”国号取代“倭国”名称，在本国当始于670年稍前，或定于天智天皇即位后所颁的《近江令》（668年）；在中国的定位，则确立于高宗咸亨元年（670）武则天皇后干政之际。

再则，称“天皇”与“日本”国，两者是否有直接的关联？就法制的建制过程而言，两者难以直接划等号。盖自645年实施“大化革新”以来，倭国即以唐制为榜样，逐步法制化，尤其模仿唐制建设以皇权为顶点的国家。其迈出的第一步，恐即先将“倭”改称为“日本”。在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倭遣使至隋，使者答文帝问风俗时说：“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天未明时出听政，跏趺坐，日出便停理务，云委我弟。”高祖曰：“此太无义理。于是训令改之。”（《隋书·东夷·倭国传》）由是已透露其施政是以“日”为中心。至炀帝大业三年（607），倭又派遣小野妹子为使至隋，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同前引《隋书》）即以倭国所在为“近日出处”，已经寓有“日边”之意，这样的地理观念，恐与国内佛教盛行有关。此即《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论释书《大智度论》卷九说：“如经中说：‘日出处是东方，日没处是西方，日行处是南方，日不行处是北方。’”所以《隋书》在记述此国书之前，引其使者说：“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学佛法是此次遣隋使重要目的之一，所以“近日出处”“日边”的说法，或许源自佛典的方位观，而与倭国的“天下”观无涉，但由字面所反映的对等观念，却触犯隋炀帝天下秩序的大忌，而将倭国国书视为“无礼”。无论如何，“近日出处”“日边”说，或许可视为“日本”国号成立的主要源头。

668年，天智天皇即位后，在新都近江大津开始从事法制建设，颁行所谓《近江令》，但学界对此事赞否皆有，否定论者以为缺乏直接证据。但因接著颁行朝廷礼仪、行路相避、冠位制度以及“庚午年籍”的户籍制度等，至少具有某种程度的法制实施。在此前提下，进而将“倭”改称“日本”，以更符合其政治体制。如此才能解释唐高宗咸亨元年（670）日本“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同前引《唐会要》）。

最近几年来在中国新发现并公布的墓志，有三个直接关系“日本”国号的成立，轰动一时。此即《井真成墓志》《徐州刺史杜嗣先墓志》以及《（百济人）祢军墓志》，尤其是《祢军墓志》影响更甚。兹就三个墓志再略作研究。

1．关于《井真成墓志》。2004年10月，西北大学发布发现此墓志之讯息。由于墓志铭文开始记载:“赠尚衣奉御井公墓并序：公姓井，字真成，国号日本。”此一消息披露后，立即震憾中日学界。盖有关“日本”国号究竟始于何时，学界说法纷纷，此墓志的发现，被认为是最早的证据，日本和中国召开了若干次研讨会，到2011年至少有五十篇论文发表。

志文中提到“国号日本”，那么国号应该成立何时？学界有争论，主要有两说，一个为717年，另一个为737年，似以717年说较多。这样的说法，留下几个问题：第一，志文并无明记何时将“国号日本”传入唐朝；第二，就撰写此志文的认知而言，“国号日本”的讯息，从井真成入唐到开元廿二年（734）正月去世为止，这期间都有可能传入；第三，就志石而言，“国号日本”出现的时间，当以墓主卒年（734）而撰写志文的时间为下限。笔者采取较保守的看法，以为“国号日本”出现的时间，宜设定在撰写志文者当时的认知为据，此即734年。由于文献记载“日本国号”的成立，早于此志石。因此，不论何种主张，此志石不能作为“日本国号”成立之后最早的证物。

2．关于《徐州刺史杜嗣先墓志》。台湾大学叶国良教授于1995年发表《唐代墓志考释八则》（《台大中文学报》第7期），其中一则为《徐州刺史杜嗣先墓志》，亦作考释。此文后来收入叶氏著《石学续探》（台北，大安出版社，1999）。高桥继男教授根据叶氏录文，以为志中所说“皇明远被，日本来庭”的时间，比《井真成墓志》更早。所谓“日本来庭”，是指第八次（长安二年，702）遣唐使上朝时，武则天在大明宫麟德殿飨宴遣唐使粟田真人等，杜嗣先与李怀远、豆卢钦望、祝钦明等人列席。因而有学者推断“日本”国号在702年已经出现。惟笔者以为此志石之撰刻应该在先天二年（713）二月下葬之际，长安二年(702)“日本来庭”，是时间的追溯。所以此志石所见的“日本”国号，宜设定在先天二年（713）二月，仍较《井真成墓志》的717年说为早。

自2005年到2011年，《杜嗣先墓志》的“日本”国号说，已经取代《井真成墓志》。但是2011年在西安发现《（百济人）祢军墓志》，又推翻《杜嗣先墓志》说。

3．关于《（百济人）祢军墓志》。《祢军墓志》是2011年7月由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王连龙发表于《社会科战线》2011年第7期，文末附《大唐故右威卫将军上柱国祢公墓志铭并序》拓本图片。但文中并无说明祢军墓在何处发现。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拜根兴先生后来披露，祢军墓原来被盗掘，后来公安局破获此盗墓案，并收缴该志石，该志石可能交给西安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祢寔进的儿子、孙子墓志即存放于该研究院内）保管。

《祢军墓志》文首记载：“公讳军，字温，熊津嵎夷人也。”其下接着记述其家族世系及任官经历功业，志文记载：“曾祖福、祖誉、父善，皆是本藩一品，官号佐平。”可见祢氏家族在百济是显赫贵族。又记载：“去显庆五年（660），官军平本藩日，见机识变，杖剑知归。”此即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平百济时，祢军与其弟寔进阵前倒戈降唐，而加速百济灭亡，唐擢授右武卫浐川府折冲都尉。因当时唐与日本关系紧张，志文提到：“于时日本余噍，据扶桑以逋诛。”此处之“日本”国号，正是迄今所见金石文中最早提到“日本”者，足以推翻学界依据上述两个志石所作的推论。所谓“余噍”，王连龙引《梁书·元帝本纪》大宝三年（552）二月，由于侯景叛变，元帝檄文中，说：“贼臣侯景，匈奴叛臣，鸣镝余噍。”即指残留性命者，或遗民之意。逋诛，为逃避诛罚之义。两句实含有谴责日本之意。此志文又提到“扶桑”，也是金石文中最早见到者，此处仍当指日本，是为避免重复使用的替代词。祢军于麟德年间（664－665）有两次与郭务悰、刘德高奉派赴日本处理唐日关系。此事两《唐书》失载，由志文及《日本书纪》《善邻国宝记》所引《海外国记》可知。回国后，曾到百济招抚遗民，并在讨灭高句丽战争中立功。志文记载咸亨三年(672)十一月，官职晋位为右威卫将军;仪凤三年(678)二月十九日卒于雍州长安县延寿里第，亨年六十六。

根据以上所述，可知《祢军墓志》所见的“日本”国号，以仪凤三年（678）计，仍为今存金石文中最接近咸亨元年（670）由倭改为“日本”国号的志石，实可强化咸亨元年（670）说，弥足珍贵。《井真成墓志》及《杜嗣先墓志》所见之“日本”为最早证物说，已不攻自破。当然每个墓志均有其特定之历史意义，仍有研究价值，但不在拙稿讨论范围。二、“天皇”制的起源

关于“天皇”制的起源问题，在日本古代史上含有以下诸问题：首先是关注日本称王以外，还有称大王、天王等；称天皇以外，还有称皇帝。也就是讨论天皇制的起源时，其着力点应该放在何处？对于这个问题，第一位应考虑的是何时出现称“天皇”？其次，是讨论“天皇”号的前身为何？就资料而言，则除文献记载外，尚须以古金石文材料作印证。就文献记载而言，日本最古的文献，具有史料价值的，如《古事记》（712年）《日本书纪》（720年）《万叶集》（约759年）等，都是在八世纪之际编成的，但这些文献对早期有关天皇的记事，尤其是第一代神武天皇到第九代天皇的记载，实为虚构，学界早已有共识。其下皇纪虽都称天皇，仍不能作为天皇称号已经出现的证据。

“天皇”称号不可能突然出现，正如中国“皇帝”称号的出现一样，其前身应该还有一段历史发展背景。有关日本古代史的文献资料，必须仰赖中国史书记载，尤其《隋书》以前的史书，甚至两《唐书》都有珍贵资料。透过中国史书及金石文，可知日本“天皇”称号的前身为“王”或“大王”。

金石文方面，如众所周知，东汉光武帝曾赐给倭之奴国王金印，印文为“汉委奴国王”，“委”即“倭”之古字，金印所称倭之奴国，为当时倭国小国之一。至曹魏明帝亦曾赐给倭之邪马台国卑弥呼女王金印，印文为“亲魏倭王”。而《宋书·倭国传》记载倭五王事迹，并有倭王武(通常是比定为雄略天皇)于宋顺帝升平二年（478年）的上表文，此为文献上首次登载的国书。五世纪或六世纪的金石文中有“大王”的称呼，可与《宋书》相呼应，此时之倭国，已经统一诸小国分立的局面，即所谓大和王权，以奈良盆地等近畿地区为中央权力机构所在，统治日本列岛的大部分地区，“大和”后来也成为日本的别称。江田船山古坟《铁刀铭》有“治天下”“大王”，埼玉稻荷山古坟《铁剑铭》有“左治天下”的记载，这也是首见使用“天下”一词。

就文献而言，701年编成、702年颁行之《大宝·公式令》所见“御宇日本天皇”之称，是为天皇称号出现的下限。但论天皇称号的起源，势必再往上追溯，学界对此问题，大致可分为两说，其一为起源于推古朝，其二为起源于天武、持统朝。

关于推古朝说，较直接的证据，是由天寿国绣帐铭文所见四处提到“天皇”的文字，此外也有引用法隆寺金堂药师如来像的光背铭，提到“治天下大王天皇”等用语，此处的“天皇”，被认为是指推古天皇。但目前学界对二者制作时间，较倾向是天武、持统朝时期法隆寺重建时期，所以推古朝说较难说服人。

从隋炀帝大业三年（607，日本推古十五年）到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日本天平八年，736），就隋唐官方文献看，仍未称日本国王为“天皇”，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事。至于《日本书纪》卷二十二推古十六年（608）八月记载倭王的答礼，有所谓“东天皇致书西皇帝”的国书，此事不见于中国史书，一般以为是《日本书纪》伪作，或是607年国书的改写。此即《日本书纪》可能是将原来两处的“天子”改为“天皇”“皇帝”。所以也不能将此处的“天皇”视为该称号已经出现的证据。

至于天武、持统朝说，学界持此看法较多，主要的理由在于唐高宗上元元年（674）称“天皇”之号影响日本。其次，《日本书纪》天武二年（674）二月条记载册立皇后、妃、夫人等记事，说明“皇后”号已存在，由此推论“天皇”号亦已建立，其制度化则在《净御原令》。再次，《日本书纪》记载天武天皇崩，继位者为持统天皇，对先帝之崩或丧事，直称“天皇”。再者，更重要的理由，在于1998年奈良飞鸟池遗迹发现书写“天皇”的木简（见熊谷公男，《大王から天皇へ》，章前页图片，东京，讲谈社，2001），连同其他木简，而被推定为天武朝，这是到今日为止所发现有关“天皇”称号最早的史料。依此看来，“天皇”称号的出现，应设定在天武朝（673－686），至持统（686－697）、文武朝（697－707）以后而进一步使君主号法制化，建立所谓“天皇制”。其时机，简单说可能初定于《净御原令》（681编纂、689颁行），至《大宝令》（701编成、702颁行）而法制化，《养老令》（718编纂、757颁行）更为详备。

问题是“王”或“大王”的称号变成“天皇”，其必然的渊源关系为何？通说是受到唐高宗称“天皇”的影响。史载，唐高宗于咸亨五年（674）八月十五日，除追尊祖先外，并自称为天皇，皇后（武则天）为天后，同时改元为上元元年;弘道元年（683）十二月崩，群臣上谥曰“天皇大帝”，在时序上是可以成立的。

至于称“皇帝”，见于大宝、养老《仪制令》。《义解》以为是“王者诏诰于华夷”，这样的令文，当是直接抄录自唐《仪制令》。实际用例，为圣武天皇至称德天皇之际（从天平至神护景云年间，729－769），在称德之后继位的光仁天皇就不再称“皇帝”，这是由于三四十年的征夷（虾夷、虾狄）内战，导致国内不稳定，财政困竭，于是放弃追随唐风、支配夷狄、诸蕃以王化天下的理论，而改求神明保护四方，王化境内国土。

日本在7世纪后半期建立天皇制后，直至10世纪前半叶，其国家组织的特质，学界称为律令国家时期。直属天皇的官制，为太政官系统与神祇官系统，此即说明行政与祭祀并立，这一特质异于同时代的唐制。神祇官系统尤令人瞩目，在令典，则有专属的《神祇令》的令篇，亦为唐令所无。由官制系统似乎可反映日本古代天皇的神格性质，其渊源当出自天照大神后裔的神话，同时王权又与女巫相结合之故，如邪马台卑弥呼女王者。也因此之故，天皇自始即无姓。

天皇与律令国家的形成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知“日本”这一国号在668年颁行所谓《近江令》之际，当已出现。670年，武则天从日之第七次遣唐使得知改国号一事，乃谕令将“倭”改称“日本”。2011年在西安发现的《（百济人）祢军墓志》（卒于678年），志文中提到“日本”，是到现在为止所发现的金石文当中最早提到“日本”的，也是在时间上最接近于670年成立“日本”国号的证据。就当时的唐朝官方的认定而言，“日本”国号在670年成立，应可尘埃落定。

随着国号的改称，到天武朝（673－686）时，日本也将以往的“王”号及“大王”号改称为“天皇”，此由最近在奈良地区发现的木简，出现“天皇”一词，可作旁证。所以日本“天皇”号，当初定于681年进行编纂的《净御原令》，到702年《大宝令》、757年《养老令》颁行时，更为完备。

由“日本”国号及“天皇”称号的出现，可知自大化革新以后，日本积极仿唐建设法制国家；8世纪之际，日本通过律令国家建设，已建制成为以天皇为中心的专制君主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