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严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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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一书是冯筱才教授研究民国初期（1911-1927年）商人政治参与的代表性著作。无论是研究对象设定、方法路径选择还是理论观点论证，冯著均是与过去学界相关研究成果迥然不同，其学术创新精神让人印象深刻。但正因为这是一本创新之作，其可圈可点之处自然也不少，依然存在可以深入探讨的知识空间。

地域与组织：近代中国商人研究的整体性

冯著在研究对象选择上，开宗明义反对过去以上海商人为中心的对象选择，强调个人研究对象是江浙商人。理由是在近世中国，上海是一个最为独特的城市，其政治化、商业化及国际化程度均是其它都市不能相比的。处此环境中的上海商人又如何能作为中国商人的代表？许多学者欲通过对政治化程度最高的上海来观察商人的政治动向，其难度是极大的。政治之谜中，哪些是商人的“做秀”？哪些又是他们的真意？左右商人行为的种种因素，哪些是上海特有的，哪些又是在别处可遇到的？不作认真深入的考察是很难发现的。由“上海中心论”出发，一些学者可能会在潜意识中将沿海中国与内地中国对立起来观察，而造成对中国历史割裂的认识，这无疑误解了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所具有的异于西方的历史本质。

选择江浙区域做此个案，冯著认为主要是基于史料的熟悉与自身的了解，而不是认为江浙区域有着与其它地区完全不同的历史脉络。一是江浙两省在地理上的密切联系、历史行政上的归属以及区域文化上所拥有的众多共同点，使得人们在习惯上便以“江浙”合称。二是江浙两省间商品、金融、信息、人员的频繁流通，使得他们实际上存在某种共同经济利益。而在开拓外埠市场时，江浙商人往往因地域文化的相似更易联成一气，两省以外的人便自然把江浙两省商人视为一体。三是江浙两省商人群体经常也被人们冠以“江浙财阀”、“江浙财团”、“江浙资产阶级”、“江浙金融资产阶级”、“江浙帮”等等其它名称。这些概念如果在特定的语境中使用未尝不可，但如果把它们泛化，作为两省商人群体的普遍性概念则切切不妥。盖这些概念均附加了额外的政治或意识形态的成份，容易产生误导。使用“江浙商人”亦是为了尽量减少历史描述中的主观成份。

但是以江浙商人为中心，实际上是很难割裂江浙地区与上海之间的联系的。正如作者也承认江浙的共同纽带因为五口通商后上海崛起而得到极大的强化，上海成为江浙商人最大的事业基地。并且商人的特性，固然有地域的差别，但在职业范围内，商人的共性确实是存在的。可以将观察的视野放开阔一些，包括将上海放在江浙地区之中作一比较，而不能把它“典型化”。但是在笔者看来，这种上海商人与江浙商人基于籍贯、行业等共性还是无法忽略的。就研究内容而言，书中第四章重点研究商人与江浙战争的应对，其过程叙述亦包括上海商人在战争前后的重要表现。至于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等人的战争善后工作，书中对此着墨颇多，涉及上海商界筹款、救济、治安等种种表现，更加说明上海与江浙地区的不可分割性。

商人群体作为一种整体性研究，不仅是地域性的，而且也是组织性的，近代中国商会研究依然是不可忽视的。其实近二十年商会史研究还是不断推陈出新的。例如，朱英先生关于近代商会联动机制的最新研究表明，民国前期全国各地商会乃至海外华商会依靠自身独特的组织系统网络，采取联合行动的机制，将全国工商业者以及海外华商联系成一个整体，并通过商会表达工商业者的政治经济愿望，维护工商业者的切身利益，或者针对某个重大事件保持一致态度，共同采取联合行动，表达工商业者的相关诉求。其具体活动涉及经济、政治、外交等各个方面的较广内容，既有对内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交涉，也有对外与外国公使、领事以及国际商会的斡旋，甚至形成近代“民间商人外交”的新趋向。1912年12月全国商会联合会成立之后，商会的组织系统显然更趋完备，其联动机制随之也更加完善。全国商会联合会设总部于北京，另在上海设立总事务所，在各省省垣所在的商务总会设立分事务所。各省分事务所既是全国商会联合会的下属分支机构，又承担统辖联络本省各商会的职责，这样就使全国各地的众多商会都联结为一个层层统属的整体，亦可称之为全国商会新的联动机制。

就近代中国商人群体的概念而言，其实还存在一个整体性的认知问题。冯著认为“资产阶级”一词，由于其概念范围甚广，把知识分子、党人、军人甚至学生等等均包括其中，而这些群体的政治旨趣却相差甚远，所以资产阶级最不适合用作分析商人的概念，同时亦不能把一些暂居商界的党人、政客作为商人的代表来举证。笔者对这些观点均表示非常赞同。但是冯著强调分析商人的政治意识，要尽量将士绅与商人作些区分，不赞成使用“绅商”一词，认为在讨论近代商人问题时，应把一些虽然侧身于商界，但其主要活动却在政学界的人和普通商人作适当的区分。此种论断可能不太符合近代中国商人阶层的实际情况。

《在商言商》

冯筱才/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9年8月

正如马敏先生所言，绅、商在近代进一步互渗、合流的结果，便是所谓“绅商”阶层的形成。这一新兴社会阶层既享有由功名职衔所体现的社会政治地位，又拥有相当的财力，逐渐取代传统绅士阶层，成为大、中城市乃至部分乡镇中最有权势的在野社会阶层。所谓绅商，狭隘地讲，就是“职商”，即人们所说的有职衔和功名的商人；广义地讲，无非是由官僚、士绅、商人相互趋近、结合而形成的一个独特社会群体或阶层。他们既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绅士，也还没有成为近代意义的工商资本家，而是介于二者之间，具有相对统一、明确的经济和政治特征：既从事工商实业活动，又同时享有传统功名和职衔，可视做新旧时代之间、等级社会与职业社会之间的一种过渡性社会阶层。

非常与日常时期的共通性

不同于传统论断，冯著对清末民初商人政治参与现象评价不高。认为从晚清到民初，一般地方上的商人多抱“在商言商”主义，不愿涉及政治。在常态下，商人对政治的兴趣仍不大，传统的不过问政治的习惯仍为商人所遵循。值得一提的是，冯著特别划分民初商人政治参与的商政与公共政治两个层面。在商政方面，主动参与的情形较多，包括全国性与地方性的不同层面：全国性商政参与如商法的制订、商税的改良、商会与地方官厅的行文程式问题等；地方性的商政参与如对地方税捐的抗争、地方民意机构代表权的争取、商业惯例的维护等。公共政治参与，则多是被动性的，又可分成对外及对内两类。对外者，当商人意识到可能借由参与获得利益时，亦呈现出较主动的态度。如关税问题、取消不平等条约、外人的领事裁判权等。当利益前景不明或者商人根本不能从中获得时，则表现被动，对内者，主要可分成两种：一是为挽救秩序的努力；二是强力影响下的附和举动。

从清末开始，商人为推动地方自治的发展，改变传统的城市管理模式，成立了各种地方自治团体，积极致力于开展自治活动，尤其是上海商人设立的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和自治公所，承担了包括学务、卫生、治安、户籍管理、道路工程、农工商务、公共事业、善举、财政税收等事宜，比较全面地掌握了市政建设与管理权，使上海有了初具规模的近代市政机构，在市政建设、城市管理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对于促使上海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评论认为“商会是上海社会中规模最大的组织，几乎每一个商业领域有成就的人都是它的会员，是上海举行自治之前覆盖上海全域，几乎囊括所有地方精英具有民间色彩的社会组织。”地方自治的许多领导人也多是商会领袖。苏州商人同样在自治事务中表现出色。他们设立基层地方自治组织一一市民公社，采取各种措施改变城市市政的落后面貌，维护社会治安，建立一个比较繁荣而稳定的市场，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作为现代政治参与最为重要内容的选举活动，也与近代商人阶层密切相关。具有近代特征的选举制度，最早并不是发生在1909年的各省咨议局议员选举，而是在新式民间工商社团商会中率先实行。中国的商会自清末1904年正式诞生起，即规定总、协理、议董等所有领导人均以投票选举的方式产生会员因属各业代表，与一般社团的普通成员有所不同，也通过选举选出这种具有明显近代特点的选举制度，是以往许多相关论著判断商会属于近代中国新式商人社团的重要因素之一。辛亥革命后苏州商务总会鉴于当时政体变更，商会法尚未公布的特殊形势，曾经举行过一次过渡性的特别选举。1912年6月22日苏商总会举行了选举，实际选出董事25人，后又选举办事董事8人，以6个月为任期，每期4人驻会负责处理日常会务。

朱英先生认为，在清末和民初，在商言商的理念曾经成为妨碍近代中国商人扩大政治参与的主要因素之一，产生了明显的消极影响；但与此同时，在一些特殊的场合下，在商言商有时又成为商人提出自己的要求，尤其是反对政府实施压抑商人政策的充分理由，并且在实际运用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另外还应看到，近代中国商人并非始终一成不变地信奉在商言商。到20世纪20年代，随着政治的发展以及商人思想认识的提高，商人不断发起各项政治运动，实际上己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在商言商的戒律。

商人政治参与的实效性

冯著对商人政治参与动机的问题意识非常强烈，提出不少有挑战性的问题，“中国近世商人真的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吗? 他们真的想构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吗?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他们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为此，冯著提出了“产权与秩序”这一解释框架，指出自晚清开始，商人的财产权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 而且经常受到各种政治力的冲击，于是财产权利的动摇与维护构成了近世中国商人与政治关系的核心。商人与政治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有关产权与秩序的问题。为应付变局，他们会设法挽救，因此，私有产权出现危机之际，往往正是商人“政治参与”较热烈之时。商人的应变行动可能会表现出一种“政治参与”的假象，但实际上近世中国商人仍然没有多少政治意识，他们对政治的关心是建立在产权是否受到波动的基础上。而一旦有低成本的维持秩序或者保护产权的途径，他们便会放弃自己的“政治参与”。冯著对于商人的政治动机分析非常精彩，无疑也更贴近普通商人的实际情况。革命、战争、与民族主义运动最重要的一面可能便是对他们的私有财产造成冲击，他们为应付这种“产权危机”，便会有种种的努力。

不过，这种利益性的参与动机固然重要，但是在日常与非常时期获得的成效也是不容忽略的。换句话说，商人政治参与的动机与实际后果的不一致性，其实是很正常的，正如人们常常说的“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自然现象。对许多普通商人来说，他们确实对政治并无多少兴趣，在某些时候对政治的关心也是建立在产权是否受到波动的基础上。然而商人为了挽救秩序，保卫财产的自救举动产生的实际效果还是颇有成效的。

冯筱才教授自己关于商会问题的研究也较好地说明了商人政治参与的实效。如他曾经刊文指出，1902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成立，可以被视作是上海历史变迁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亦象征着中国经济近代化翻开新的一页。自上海创建商会开始，商会不但成为政府与工商界的重要沟通平台，也使工商业的行业自律与各业之合作进行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自上海之有商会始，在政府倡导下，全国各地纷纷建立了商会，对中国经济社会之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到民国初年，商会不但成为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法人社团，也在中外交流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就上海而言，之所以能够在近代短短数十年中迅速崛起为一个国际大都会，在许多方面都与商会有着些许的联系。作为一种社会纽结的商会，在近代上海民众眼里，无疑上海商会是最有信誉的社会团体之一。这种认同，自然是与商会成立后的社会作为有关系。商人如果只顾自己图利，丧失社会责任意识，民间自然对其无甚好感。就晚清民国时期的上海历史来看，上海总商会不仅是工商界的自律组织，它也成为近代上海重要社会枢纽。在民国历史上，北京、天津、汉口等大城市都发生过严重的兵变，这些骚乱对金融市面与社会秩序破坏甚烈。不过，作为全国最重要的商业都市，上海并没有发生过此类严重的兵变。其原因虽然很复杂，但是商会的存在及其挽救秩序的行动，是上海转危为安的重要因素之一。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冯著强调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商人与政治的关系经历了由被动到主动，由小商业环境的安定到大的社会环境秩序的追求，由圈外影响到圈内参与等转变。但是在民国初年，一切均刚刚开始。这一看法无疑是具有全球史观的视野，非常值得称道。虽然书中并未展开比较论述，但是仍然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如果我们将清末民初中国商人与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商业界的参与状况，作一比较述评，就更加能够感受到早期现代化进程中中英商人政治参与现象的相似性。

18世纪后期，英国人口增长速度加快，新增人口大多集中在较大的城市中心。城市的发展导致了包括工商业者在内的中产阶级的扩张，他们的财富不断增加，教育得到改善，因而也开始渴求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更大的政治影响力。《十八世纪英国的大众政治》一书指出：“政治弱势的后果就是税赋负担稳步地从大地主那转移到生产、出售、使用或购买大众消费品的人们身上。而且，政府的政策可能会导致战争，进而扰乱贸易，甚至会立法限制商人和工厂主的活动。”在18世纪后期要求议会改革的激进主义运动中，城镇主要参与者都是利益相关的群体，工商业阶层中的书商、印刷商、出版商等从业人员较多。值得注意的是，在18世纪后期激进主义运动中，新兴工业资产阶级不但没有参与，反而支持政府镇压工人阶级的改革运动。当时他们多数并没有选举权，只是专心于工业革命，发家致富，积累财产，对政治改革并不感兴趣。但是到了19世纪20年代，随着经济地位的提升，对政治权利的要求开始提上日程。1832年，知名工业家费赖尔声称：“50年前我们不需要议会代表，现在我们需要了。因为那时完全为国内消费而生产，商业区和工业区是合而为一的，一荣俱荣。现在却大不相同了——我们现在为整个世界生产，假如我们没有自己的议员来促进和扩大我们的贸易，我国商业的伟大时代就结束了。”

不难看出，在早期现代化阶段，英国商人政治参与的动机同样是利益优先，起先是传统工商业者，后来是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但是这种政治动机并不影响实际产生的后果。在英国，特别到了19世纪上半期，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政治参与直接推动了选举制度的改革。而在民国前期的中国，主要是促进了市民社会雏形的出现。此外，评价近代中国商人政治参与的现象，特别是普通商人与中上层绅商的差异性，关键还是要理解这一时期的政治参与仍然是一种精英参与，而不是大众参与。有学者在评价民初选举时就认为：“实则民初的国会选举，有民主政治的外观，尚少民主政治的实质。人民在这次空前的大选中是茫然的，对政治有兴趣的只有极少数的优异分子。优异分子的造型是半传统半现代性的，他们有求变的观念，但自身的利益优先。”与此相似的，欧美民主国家在早期民主化阶段同样也是精英参与。在美国建国初期“民众的政治参与极为有限；政党组织松散而力量脆弱。宪法整个忽略了政党领导的可能性，党派也不具备组织选民与领导政府的能力。”精英政治参与当然无论是参与主体的数量、参与质量的高低，都是无法与大众政治参与相比拟的，对于近代中国商人阶层来说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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