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中国科学家在当时国内极为艰苦的科研条件下成功合成了牛胰岛素,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人工合成的蛋白质,这种人工合成的牛胰岛素和天然的牛胰岛素具有同样的生物活性,可以代替天然牛胰岛素,控制糖尿病患者的血糖代谢。这项研究成果促进了对胰岛素作用原理和胰岛素蛋白结构的研究,表明我国在多肽和蛋白质合成方面的研究工作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DNA是生命的遗传物质,而蛋白质是生命活动的主要承担者,直接影响人体的生理机能。蛋白质是如此的重要,以致在二十世纪初,学术界还曾一度认为蛋白质才是生物的遗传物质。阿瑟·科恩伯格(Arthur Kornberg)、弗雷德里克·桑格(Frederick Sanger)等著名生物学家都因为在蛋白质方面的研究成果荣获诺贝尔奖。

次年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化学组组长梯塞留斯(Tiselius)访华时,对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创新性给予高度评价:“人们可以从教科书中知道怎么造原子弹,但绝不可能从教科书中学会人工合成胰岛素。”

著名生物学家邹承鲁是参与合成牛胰岛素的功臣之一,而在参与该项目之前,他已经在生物化学领域做出了大量具有重大意义的开创性工作。

邹承鲁 来源: 新京报

一门三院士

1923年5月17日,邹承鲁出生于山东青岛的一个铁路高级职员家庭。和那个贫瘠战乱时代的多数同龄人相比,他无疑是幸运的:衣食无忧,父母重视教育,兄弟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

1941年,邹承鲁毕业于南开中学高中部。此时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这三所名校已因逃避战乱迁到云南昆明,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邹承鲁正是在这一年考上了西南联合大学的化学系。在西南联合大学就读期间,他对生命科学产生浓厚的兴趣,认为从化学的角度去研究生命科学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这阶段的学习为他将来从事生物化学科研工作打下了初步基础。

在大学毕业后的次年,邹承鲁在招考中英庚子款公费出国留学生的考试中名列第一,被剑桥大学录取,师从著名生物化学家戴维·基林(David Keilin)教授,从事呼吸链还原酶研究。

(乘船前往英国留学的邹承鲁 图片来源:新京报)

刚入学时,导师基林并没有给他安排课程,而是给了他三个月时间自学生物化学基础知识,期满之后,马上让他开始研究工作。基林每天准时来实验室指导学生工作,还定期审阅学生的工作报告,鼓励学生发挥创新思维,进行独立研究。

(邹承鲁的导师戴维·基林教授 来源:Centenary biographical note)

当时“二战”刚结束不久,英国处处物资匮乏,基林的实验室也不例外。邹承鲁在他手下读博期间,实验室里没有冷室和通风柜,有些需要低温、通风的实验只能冬天时在楼顶进行。但简陋的环境并没有影响他的实验室每年都有高水平论文发表,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实验室之一。先进的仪器可以用钱买,但先进的创新学术思想却是用钱买不到的。

1949年,邹承鲁独立署名在英国Nature杂志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此后,他又陆续发表了数篇高质量论文。他在剑桥大学的学术成果包括:在国际上最早用蛋白水解酶部分水解的方法研究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发现细胞色素c纯化后与线粒体结合时在性质上发生变化;证明细胞色素b与琥珀酸脱氢酶(Succinate dehydrogenase,SDH)不是同一种物质。

(邹承鲁发表在Nature杂志的第一篇论文 来源:Nature官网)

在剑桥大学求学期间,邹承鲁与同校物理专业的中国留学生李林相恋成婚。李林的父亲是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新中国成立后,这三位杰出的科学家先后回国报效祖国,并且后来都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我国惟一一家有着三个院士的“院士之家”。

(李四光夫妇和女儿李林、女婿邹承鲁 来源:搜狐网)归国成果

1951年回国后,邹承鲁与生化学家王应睐、汪静英合作纯化了琥珀酸脱氢酶,并发现其辅基为与蛋白部分共价结合的FAD,这是第一个被发现与蛋白质共价结合的FAD辅基。此外,他们还对呼吸链及其他酶系也进行了研究,为国内对呼吸链及酶学的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1958年,邹承鲁与多名杰出科学家发起了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工作,在这项工作中,邹承鲁负责胰岛素A和B链的拆合。他的工作确定了胰岛素全合成的路线,为胰岛素的人工合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研究组成立之初的人员,中排左5为邹承鲁 来源: 中国科学院院史馆)

经过多名科学家的数年努力,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终于在1965年宣告成功。此后,邹承鲁的研究又回到他最擅长的酶学研究领域。酶活性抑制在酶作用机制研究和药物设计上都是十分重要的,而当时的酶学著作一般仅论述酶的可逆抑制动力学。1965年,邹承鲁最早系统地提出了酶学的可逆与不可逆抑制统一的动力学理论,并提出不可逆抑制反应速度常数的测定方法。经过他和王志新等多年来理论上的发展和实验上的验证,他的理论和方法现在都已经为国际普遍接受并得到广泛的采用。此工作后来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此外,蛋白质侧链基团的化学修饰和活性丧失的比较是研究蛋白质结构功能关系的主要方法。邹承鲁确立了蛋白质必需基团的化学修饰和活性丧失的定量关系公式,以及确定必需基团数的作图方法,这在被国际上广泛接受和采用,并被收入专业著作中,其公式及方法分别被称为“邹氏公式”“邹氏作图法”

因为种种学术成就,邹承鲁在1978年与另外四位候选人共同被推荐入围诺贝尔奖候选项目。在多年之后的2003年,邹承鲁回忆此事时表示:“假使一个人做科学研究工作时老想得诺贝尔奖,我想他永远得不到。当然不能说不想,但是不能把它放在第一位,搞科学是第一位的,得奖是第二位的,我觉得现在炒作过头了。

1979年,邹承鲁发现甘油醛-3-磷酸脱氢酶能在活性部位形成荧光衍生物,相关论文发表在Nature杂志,这是“文革”后中国科学家在Nature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此成果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邹承鲁发表在Nature杂志上的相关论文 来源:Nature官网)

在此后的十余年中,邹承鲁的团队用自创的动力学方法比较研究了各种不同类型的酶在变性过程中构象和活力变化的关系,得到了活性丧失先于构象变化的结果,据此提出了酶活性部位柔性的假说,并充分论证了酶活性部位柔性学说的正确性。这是自19世纪赫尔曼·费歇尔(Hermann Fischer)提出酶作用的锁钥学说和20世纪50年代丹尼尔·柯施兰德(Daniel Koshland)的诱导契合学说以来,酶作用机制研究中的又一重大进展,同时也把蛋白质变性研究从单纯的结构研究推向与功能密切结合的新水平。这项工作于1993年发表在Science杂志上。

(邹承鲁发表在Science杂志上的相关论文 来源:Science官网)痛斥腐败

在为人处世上,邹承鲁治学严谨、仗义执言,对各种学术造假、学术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尤其痛恨导师、领导在论文上仗势署名的行为。“在自己并无贡献的论文上署名,特别是利用职权在自己并无贡献的论文上强行署名,是一种典型的不劳而获的不道德行为。”

邹承鲁对论文署名的坚持,源于他读博时受到的学术熏陶。他第一次向Nature杂志投稿时,按“惯例”在论文中署上导师基林的名字,却被基林删掉。基林认为自己没有对论文做出突出贡献,然而无论署名与否,他对学生的每一篇论文都亲自审阅、仔细修改之后才会同意学生投稿。所以当邹承鲁成为研究生导师后,也反对自己学生在论文上署他的名字。

他表示:“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转变观念。从事科研、发篇科研成果是一种荣誉,同时也是一种责任。论文的所有作者都必须对内容负责,主要作者也要先征得所有作者的同意,表明同意论文的结果和学术意见。这是基本的学术道德,也是严谨的科学精神。

(邹承鲁院士晚年时的工作照 来源: 中国科学院网站)

1981年,刚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邹承鲁和其他院士注意到当时的学术腐败问题,于是他联合张致一、洪朝生、郭慕孙等几位院士,共同发表了《开展“科研工作中的精神文明”的讨论》,反对学术腐败。在此后20多年里,他不断地发表文章反对学术腐败,并首次在科学界提出“科研道德”问题。“科学研究来不得半点虚假,可是有的人却弄虚作假,用以追逐名利。个别人甚至不择手段剽窃他人成果,就更令人不能容忍。”

因为打击学术腐败,邹承鲁也招惹了不少麻烦,他曾自嘲:“有些人我得罪过,他们拿我没办法,就把气撒在我的学生身上,学生们还年轻,要申请基金和研究经费,这些都要他们审评的,这时候学生们就常常跟我抱怨,说你少说点吧,客气一点吧,要不然他们把气都撒在我们头上了。”

即使如此,邹承鲁仍然秉笔直书,学生们也理解他。在2003年中国科协年会上,邹承鲁总结了中国科学工作者违背学术道德的七宗罪:伪造学历、工作经历;伪造或篡改原始实验数据;抄袭、剽窃他人成果;贬低前人成果,自我夸张宣传;一稿两投甚至多投;在自己并无贡献的论文上署名;为商业广告作不符合实际的宣传。

2006年11月,邹承鲁完成了最后一篇文章《必须严肃处理学术腐败事件》。写完这篇文章20天后,83岁的邹承鲁在睡梦中离开人世。这位杰出的生化学家和科学界真理斗士走完了兢兢业业、问心无愧的一生。正如他的夫人李林要求逝世后把骨灰埋在工作单位的一棵树下,他在临终前也要求把自己的骨灰一半埋在生物化学所,一半埋在生物物理所,在曾经工作、战斗过的地方长眠。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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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金振蓉, 冯永锋. 邹承鲁:真诚透明的科学人生[N]. 光明日报, 2006-11-24.

[7] 赵凌. 中国生化界泰斗邹承鲁:一个说真话的人走了[N]. 南方周末, 2006-11-30.

[8] 金煜. 邹承鲁:一生做真人[N]. 新京报, 2006-12-4.

【声明】生命科学与基因技术正在高速发展,针对同一研究课题,不同团队的研究结果存在差异甚至相悖的可能。另受本人知识结构及参阅资料准确性的局限,文章内容仅供参考。欢迎读者随时纠错并参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