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本届政府近几年着力去抓的一个重点。从2016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一系列降融资成本政策，推动融资成本下行。执行至今，成效如何呢？
近日，财政部下属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发布了“降成本”报告，研究分析了12175家样本企业近三年（2016-2018）融资成本变化情况，并对山西、广东、贵州进行实地调研。总体来看，近些年实体经济融资环境在改善，但融资成本下降趋势不明显。财科院的调查样本达到万余企业，足以反映真实的经济情况，其结果具有可信度。从财科院的报告来看，致力于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一系列金融政策，实际效果并不理想，虽然总的融资成本有所下降，但并没有带来大幅度的缓解。那么，为何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如此之难呢？
从财科院报告看，推动企业融资成本下降的政策，首先受制于宏观的去杠杆政策。数据显示，2017年和2018年融资成本下降趋势不明显，短期融资成本下降，长期融资成本有所上升。2017年下半年到2018年上半年，受到金融去杠杆和金融严监管、经济下行影响，融资成本上升压力大。不同地区实体企业融资成本有所不同。而2018年上半年是企业融资难反映最明显的时期。换句话说，这一时期的货币政策实际上仍是中性偏紧的，加上金融去杠杆，由此带来资金成本的上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除了宏观政策的放松，也无法可解。对此，2018年下半年以来，中央多次召开会议讨论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此后一批降低融资成本新举措相继落地。如2018年下半年以来债券市场政策放松，利率一路下降，企业债券融资成本下降明显。由此可见，企业融资成本得不到缓解，最主要的原因不是金融资源的传导机制的问题，而是整体市场的流动性供需问题。
从2019年情况看，今年以来，各类推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政策力度不断加强。今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制造业、民营企业的中长期融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要求推动实际利率有效下降，支持中小银行发展，降低企业特别是小微、民营企业融资成本。银保监会官员也曾表示，上半年，小微企业融资综合成本下降超过1个百分点，阶段性地完成目标；新发放的普惠性小微企业贷款利率6.82%，比2018年全年平均利率水平下降0.58个百分点。其中，5家国有大型银行平均利率4.87%，比2018年下降0.66个百分点。而如果考虑到资金成本，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比年初下降了0.45个百分点。可见，市场利率下降，主要应归功于流动性改善和资金成本降低，降低融资成本的努力效果有限。另外，从央行推动利率体制改革，确立LPR定价机制的情况来看，在资金成本没有变化的情况下，LPR机制推动“柔性降息”也不明显，也就是说通过降低银行息差来疏通货币传导机制的目标短期还难以实现。
从财科院报告来看，不同地区实体企业融资成本有所不同，银行贷款利率东部最低，西部略高，中部最高。其解释称，这是由于东部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发达，债券市场发达，企业资质也更好，融资成本更低。西部主要以大型国有企业为主，资产规模大，在信贷市场更具有议价能力，在债券市场评级也较高，因此银行贷款利率和债券发行利率都较低。在中部地区，民营制造业企业多，融资需求更大，各渠道融资成本也更高。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融资成本也有较大差异。国有企业获得的银行长短期贷款、债券融资、民间借贷的融资成本都低于民营企业，而融资担保费率高于民营企业。样本国有企业银行短期贷款利率在5.06%~5.17%之间，而民营企业则在6.05%~6.14%水平；2018年国有企业银行长期贷款利率和债券发行利率分别为5.28%和5.66%，而民营企业则分别是6.31%和6.77%。报告还显示，中型和小型企业的银行贷款成本最高，大型和微型企业相对较低。大型企业在信贷市场更具有议价能力，能够获得更低利率。而微型企业是受到普惠金融政策照顾，能够获得较低利率的贷款。
上述区域差异、所有制差异、企业规模差异等，实际上是金融规律在起作用。换句话说，这些差异实际上反映了不同企业之间的信用风险各不相同，大型企业风险小、小型企业风险高，所以获得银行贷款的利率自然不同。国企和民企的情况也是如此。那么，考虑降低企业成本，金融政策上仅仅从金融的角度予以民企和中小企业倾斜，也就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无法消除风险不同所需要的对价，那么降低企业成本也就无从谈起。所以，推动企业降低融资成本，更主要的是为企业建立公平的市场营商环境，保障民企、国企在政策和市场上一视同仁，形成相似的风险预期。这样才能改善民企的融资环境，真正为民企降低融资成本。而实际上，从各方面反映的情况看，金融机构往往并不是不想贷款，只是有些企业其实并达不到放贷的条件，银行盲目放贷的代价就是不良资产上升和自身利益损失。这也导致市场出现信用分层的现象。
报告显示，实体企业主要是靠银行贷款融资，来自银行贷款的金额约占76%，其他渠道为债券融资（约12%）和其他融资（信托、委托贷款、融资租赁等）。这一情况也是中国金融体制的现实问题。改善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制还需要进一步加大资本市场的建设，推动直接融资的发展，从而起到为企业降低融资成本的目的。同时，财科院建议，在继续出台实施降融资成本政策时，需进一步上升政策精准性。比如对不同区域来讲，降融资成本政策的侧重点应有所不同，对于中部民营制造业企业应着重解决融资渠道缺少问题，而对于东部企业应着重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这对于解决现实问题，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从相关调查结果可以看出，要从根本上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长期而言，还需要金融供给侧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的持续推动，以改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真正解决问题的现实答案，其实还是宏观货币政策的放松，才能缓解各个实体企业的“饥渴”，通过改善市场供需来从根本上解决融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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