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剩多少调查记者？

疾风知劲草，被网友成为最“南”的2019年即将过去。对于新的一年，或有恐慌，或有期待，而那些自称“宝宝”的人们也即将踏三奔四。

十年一轮回，百年一世界。十年前以《南周》为代表性的媒体人们，仍然将“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当成追求新闻理想的精神圭臬。那时的他们就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我们不只赞美国家的进步，也批评它的不尽完美；像捧着烛火般捧着真相。”那时，他们用崇高而理性的新闻理想，感染了每一个人。

饮马江湖，仗剑天涯，何等的快意恩仇。然而这群时代的高光者们，也不得不面对现实，在不可抗力的众多因素中，选择逐渐归隐离去。十年间，既有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也有高光行业的衰落。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现实的残酷。

当“新闻已死”的言论在业内蔓延之时，那些曾经执笔为剑的斗士开始审视理想与现实。在接下来的时光里，有人心灰意冷地归隐，也有人因不可说的理由而不得不离开。

曾有人在某社交平台上发问，中国的调查记者都去哪儿了？有人回答道2017年统计显示，中国调查记者仅剩175人，其中传统媒体保有量130人，相较2011年减少了131人。从数据来看，着实令人唏嘘，时至今日相信这组数据会更少。

调查记者的“宿命”

回顾那些曾经留下辉煌的记者们的事迹，也许不难猜出他们离去的原因。1989年《郑州晚报》记者殷新生因揭露郑州市检察院越权被诬陷入狱，而后被新华社刊文称建国后最大一起迫害记者事件。

2002年《京华时报》记者杨威因暗访北京一小区物业纠纷问题，被物业方殴打致右耳鼓膜外伤穿孔。

原《大河报》记者马云龙，因跟进聂树斌案被免职，后辗转到《河南商报》担任总编辑，在这里他和范友峰一起在2005年刊出了《一案两凶，谁是真凶》一文，由于当时互联网还不普及，《河南商报》影响力有限，于是马云龙作了一个决定，向全国一百多家报社同时发稿，并附上不收稿费，欢迎转载八个字。虽然他们成功将聂树斌案再次放置于公众视野中，可此后范友峰也因此被迫辞职，淡出新闻界。

2013年，中国揭黑记者第一人王克勤，因《北京暴雨失踪者》一文，《经济观察报》调查部被解散，王克勤本人被迫离职。2016年3月22日，王克勤在微博上揭露六年前《中国经济时报》揭露导致一百多山西儿童死亡事件的调查报道《山西疫苗乱象调查》后，遭到山西省、卫生部、新华社三大集团联合攻击打压，而负责签发这个报道的社长兼总编辑包月阳及副总编辑车海刚也起草了强硬的《关于“山西疫苗乱象调查”报道的声明》予以支持。可结果是包月阳被调离，最后也不得不淡出新闻行业。

而疫苗之乱，也终在两年后全面爆发，惊动高层，最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一干涉事人员处理殆尽，并肃清全国问题疫苗。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遭遇威胁打压，面对逼仄的舆论监督环境，很多曾经奋战一线的记者们不得不屈从现实。因为他们也是平凡的人，他们也要生存，只不过职业赋予了他们使命。

失去那些执笔为剑的调查记者，必然是这个时代的悲哀，没有了那些“扒粪式”的调查报道，也许报纸是干净了，但藏身在那些光明照不见的黑暗就会消失吗？显然是不可能的。解决问题永远都不会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而彰显公平正义也绝不是剪除探寻真相的“侠士”。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愿在路上或将要踏上这条路的斗士们能继续捧护着“真相”之灯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