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一代近三百年，自始至终，从朱元璋以流民立国，到崇祯帝吊死煤山，几乎任何功高震主的强臣悍将都没有好下场，这在中国历届王朝中都是比较特殊的现象。

究其核心原因，也许就在于政体问题。因为明朝的体制，就如萧公权在他那本《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书中所分析的，从国家管理的组织结构到其运行机制，不仅是中心权集，也不只是封建专制，更是皇帝独断的。世界上还没有一个这样人，可以有心胸和度量容许卧榻之侧有人酣睡，可以坐视天下同时升起两个太阳。

所以，我的浅薄看法，“张居正问题”，还是老生常谈问题，即封建时代的国家制度设计问题。至于与贵族、大官僚冲突之类的问题并非核心。张居正之后果，他的改革何以会人亡政息，放在明代，甚至放在整个古代中国悠悠历史中，不过也只是一道显例而已。

也因此，张居正的故事，值得后世所有改革时代中的人们反复深思。

一方面，的确，张居正改革不其然地和整个官僚体制为敌，使得支持的基础不牢。

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可说是中国官僚政治制度研究的经典了，在这本书里，他讲中国过去的制度的两个杠杆。

一个，是科举制，它是国家行政人员的来源，相当现在的高考制度与公务员考试制度；另一个，即为税制，即财税制度，在过去的农业社会，与土地制度紧密相联，它的一举一动设置，也与全国各地赖此获取绝大部分收入的官僚、地主的利益息息相关。

张居正改革的核心，就在于财政。他为什么要在这里下重手，原因不难推测，正如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一书所分析到的，在张居正改革前，明王朝因为自嘉靖年间兴起的南倭北虏问题，国家已经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现代有经济学常识的朋友也都会明白，国家财政一旦告急，将会从釜底抽薪上造成整个国家崩溃。像张居正这样身居朝堂之上的财政专家，已经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所以，张居正以强腕治国，不遗余力、说一不二地从行政到财政全面革新，试图重建明朝中央集权财政体系。但是他的一系列做法，虽然极大地充裕了国库，却是和以全国上下官僚、地主等利益集团相夺利的，势必将自身及举措都放置在几乎全体公务员的对立面之上。

比如，他在全国推行清丈田粮，一举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具规模和实效的全国土地调查，可谓是明代的三农大工程，让社会作出了大重组。但是这条举措，旨在制止土地兼并、杜绝偷税漏税、保证田粮额度的完纳，实际是让全国上下的土地私有者的利益大大受损；

在比如，他为了政令的言出必行，上行下效，提升政府机构的行政效率，推行严苛的考成法。所谓考成法，说白了就是治官法，这项举措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建立严密的簿册制度，严格考核并全面整顿吏治。张居正依靠此法，利用制度的形式权威，将权力统一到自己手中，掌握对六科给事中的纠举之权。

一方面，成为他推动此次变革的重要支柱，使得行政效率猛跃提升，“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但另一方面，这是一项高压政策，是弄权树威，是制度的倒退，更不是国家内部官员的自觉选择，不但得不到腐败官员的欢迎，也让所有朝堂内外正直的清流深恶痛绝。因此，一旦张居正身败名裂，他所拟定的制度安排，理所当然几乎都付之东流。

这一点失败，显然对于后世的改革大业启发甚多。过去美国政治家约翰·亚当斯有句名言，“政治，就是妥协”，很明显，任何改革理想，尽管再完美，它的唯一意义还在于能够被实践。比如，几百年后的现代，香江、新加坡等地推行廉政，一方面高压，但另一方面是“既往不咎”，以期获取最大多数官员的支持，如此才有今天令人瞩目的成绩。

得民心者固然可以得天下，但是得官心者才能治天下，假设一项改革，只有铁腕，没有妥协的智慧，人亡政息也就指日可待了。

另一方面，张居正的人亡政息，最核心在于机制问题使得改革之争成为权力之争。

中国的历代政治问题，都没有办法离开体制问题谈其余问题。因为除开体制问题，其余问题基本都是细节问题，是操作问题，构不成致命要害。

一个国家的体制，本质上是国家权力组织机构和它运转的程序和方式，它无形中制约着朝野内外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文明社会，它是社会的公共权力，但在独断王朝，它是某一人私有的权力。

张居正改革失败的核心，在于国家畸形的机制问题，使得本来的改革之争、国是之争、理念之争全面扭曲变形，被简约化成为赤裸裸的权力之争。他以首辅之位，厉行以收归核心权力的方式，来施行公共权力，但是他又不具备占据核心权力的合法性，一旦稍稍冲撞到、消减到独裁者的威权与利益，是必然功败垂成的。张居正是俾斯麦、伊藤博文一流的人物，可惜所遇之主不是威廉一世、不是明治天皇，所处的国家也不是有文明曙光透进的20世纪的德国与日本。

张居正的掌权，是偶然的，也因此，决定他的失败是必然的。明王朝万历初年，新帝甫立，正是主少国疑未稳、朝堂波诡云谲之时，万历帝以无知青少年之龄，根本无法有效地掌控皇权、巩固己位、治理国政，而他的母亲李太后势力又太过单薄，当此之时必然需要找寻到一个既强硬而又富理政经验的朝臣作为支持，暂时主管朝政，张居正正是依靠这一千载难逢的时机，升任首辅，成为当时的核心力量。

但是，国家的机制本身又是独裁的。权力在这样的机制中不是平衡的设置，臣强必然主弱，而君权掌必权臣亡，这在历朝历代都是真理。也因此，当神宗年幼时，可以对张居正言听计从、毕恭毕敬，一旦羽翼丰满，有了独自理政的条件，为恢复君主独裁者的权威，发泄长期的被压制感和不满，必然要进行清算，不仅清算他本人，也清算他的政策，更清算其九族，以人脑所能想到的最惨无人道的方式厉行诛杀。

所以，张居正的人亡政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归结到底，依然还是体制问题。可以说，中国历代以来，国家管理的中心始终是皇权问题，它是宗法式的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标志，从决策到行政，以及中央和地方等方方面面都有着难以理清的相互关系。

封建改革，不动此核心机制问题，不人亡政息也难矣。

任何时代，总有矛盾，又总希冀进步，因此总会出现改革与抵制并存的局面，时常步履维艰，时常血雨腥风。

因为，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要改革，扭结厮杀是必然的。而且在中国历史中，因为机制的问题，让一切改革显得尤其残酷。张居正的人亡政息，不过就是一段小插曲罢了。

史学家唐德刚在他的《袁氏当国》一书中，曾提到著名的“历史三峡论”问题，意思就是封建社会政治制度转型改革，几千年来都是不断改不断失败，原因在于算是掉进专制的沟里了，而且这沟还很长，很深，很曲折，里面有太多的暗礁险滩，使国家寸步难行。

春天真的可以这么快就到来了吗？ 读史，容易使人失掉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