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的上书中，劝谏倡议类包括两方面，一是倡议轻刑缓刑。二是谏猎、谏阻奢侈荒淫。前者上书文章主要有淳于缇萦、张苍等人的请废肉刑上书和路温舒的请尚德缓刑上书。

汉代承袭暴秦，汉高祖虽曾“约法三章”废秦苛政，但是建元后刑罚体制还沿袭着秦代，族诛肉刑等一仍故往，汉惠帝时虽废除挟书令，汉文帝时野蛮的肉刑继续在各地实施，根据张苍的《奏议除肉刑》一文可知，这些肉刑由轻到重包括黥、鼼、斩左趾、斩右趾等。淳于意触法当受刑，其女缇萦随父亲入京师，上书给文帝请求以身为奴，以换取父亲不受肉刑，这篇上书即保存在《史记 仓公传》和《汉书 刑法志》的《上书求赎父刑》。她情愿替父受刑的理由是受了肉刑后“死者不可复生，而刑者不可复续。虽欲改过自 新，其道莫由，终不可得”。文帝读后悲悯其意，颁《除肉刑诏》，废除肉刑，并让张苍等讨论制定出替代肉刑的刑罚细则。张苍等经过讨论，乃上《奏议除肉刑》，冒头重申淳于缇萦上书和汉文帝诏书所谓受肉刑后改过无术的缺憾，细则规定用城旦舂、鞭笞取代黥、鼼、斩左趾，这些改变对旧刑有所减轻。而以死刑取代斩右趾，则明显是加重了。因为斩掉右趾，人虽残疾，但保全了性命；将斩右趾改为死刑，则是剥夺了犯人的生命权。与今日之刑法相比，张苍奏议中所述的汉代刑罚显然也是更重的，杀人后自首的、官吏贪赃枉法或监守自盗的均处以死刑。由此看来，说汉文帝废除肉刑是切合史实的，说汉文帝轻刑则又不能一概论之。而且汉武帝时肉刑尚存，如司马迁被处宫刑即是典型一例，然而这与文帝关系不大。张苍等人的《奏议除肉刑》区划清晰，行文简洁，是真正的刀笔吏风格。汉文帝及其以后诸帝虽废肉刑，然刑罚偏重的旧轨变化不大，特别在汉武帝时期为了穷治地方豪族、诸侯王党羽，任用酷吏，张汤等又恢复秦朝的“诽谤”之刑，甚至以“腹诽”之罪处死敢言之臣，政治恐怖气氛较之文、景浓重了许多。

故宣帝即位伊始，路温舒呈进《尚德缓刑书》。

臣闻齐有无知之祸，而桓公以兴；晋有骊姬之难，而文公用伯。近世赵王不终，诸吕作乱，而孝文为太宗。由是观之，祸乱之作，将以开圣人也。故桓、文扶微兴坏，尊文、武之业，泽加百姓，功润诸侯，虽不及三王，天下归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义，省刑罚，通关梁，一远近，敬贤如大宾，爱民如赤子，内恕情之所安而施之于海内，是以囹圄空虚，天下太平。夫继变化之后，必有异旧之恩，此贤圣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无嗣，大臣忧戚，焦心合谋，皆以昌邑尊亲，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乱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祸变之故，乃皇天之所以开至圣也。故大将军受命武帝，股肱汉国，披肝胆，决大计，黜亡义，立有德，辅天而行，然后宗庙以安，天下咸宁。臣闻《春秋》正即位，大一统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与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统，涤烦文，除民疾，存亡继绝，以应天意。

臣闻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贱仁义之士，贵治狱之吏，正言者谓之诽谤，遏过者谓之妖言，故盛服先王不用于世，忠良切言皆郁于胸，誉谀之声日满于耳，虚美熏心，实祸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赖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饥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狱乱之也。夫狱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复生，绝者不可复属。《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计岁以万数。此仁圣之所以伤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做囚人不胜痛，则饰词以视之，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则锻练而周内之；盖奏当之成，虽咎繇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何则？成练者众，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狱吏专为深刻，残贼而亡极，媮为一切，不顾国患，此世之大贼也。故俗语曰：“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此皆疾吏之风，悲痛之辞也。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狱；败法乱正，离亲塞道，莫甚乎治狱之吏，此所谓一尚存者也。”

臣闻乌鸢之卵不毁，而后凤凰集；诽谤之罪不诛，而后良言进。故古人有言：“山薮臧疾，川泽纳污，瑾瑜匿恶，国君含诟。”唯陛下除诽谤以招切言，开天下之口，广箴谏之路，扫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宽刑罚，以废治狱，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永履和乐，与天亡极，天下幸甚。

其全文分作三节。

首节回顾历史，言齐桓公、晋文公施恩于民而天下归仁，汉文帝崇仁省刑而天下太平。然后再讲昌邑王不称其位，被废而立宣帝，从而赞颂宣帝与齐桓、晋文一样都是祸乱之后奉天承运而来的圣君，也当效法前代贤君与民更始，以应天意，文章自此自然地过渡到次节。

次节突出治狱的极端重要性，声言：“夫狱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复生，绝者不可复属。”治狱直接关系着人唯一的一次性命，作为法官本当慎于审理案件，特别是对于死刑的判决更当慎之又慎。路温舒继而谴责目下的狱吏却成了草菅人命的“世之大贼”，是祸害人命的刽子手。他为了揭露狱吏的恐怖罪行，先回顾秦朝暴政，“羞文学，好武勇，贱仁义之士，贵治狱之吏；正言者谓之诽谤，遏过者谓之妖言”，直接导致了秦朝的灭亡。汉朝以秦为鉴戒，诸事改更，可是重用酷吏一事竟然一无所变，正是这些酷吏使得汉家天下没有完全和谐安定。路温舒描述的这些破坏天下安宁的罪魁祸首所做行径令人发指，他们刑讯逼供，苦打成招，只图结案了事，审讯时把犯人整死可以获得执法严明的荣誉，以宽断案的很可能会惹上昏庸枉法的恶名，所以无辜而被判死刑者每年多达数万人：“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计岁以万数，此仁圣之所以伤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这些酷吏制造冤狱的手段就是酷刑，嫌犯受不了非人折磨就会乱说一气，法官因为要将案件坐实，所以就将这些胡话记录在案并且还引诱嫌犯把犯罪经过描述得更清晰；为了避免判案结语被驳回，在将卷宗呈交上司时，特意将供词和案件写得更周密更无懈可击，结果上交的卷宗即使尧舜时期贤臣咎繇读了也会认为罪犯死有余辜。这又恶性循环，导致“狱吏专为深刻，残贼而亡极”，竞相以严刑苛法虐待黎民，社会也就愈来愈乱。路温舒曾经任过地方官吏，对于酷吏害民的伎俩非常熟悉，因此奏议描述得真切生动，令人面对所述治狱之状均会满怀愤懑。因而他将天下最深重的灾难归结为当时的治狱现状，将败坏法律的罪人直指为当时的狱吏。

路温舒渲染此前与当时治狱领域的黑暗，行文详致深切，结语处轻刑缓狱的建议也就顺理成章，自然引出：“唯陛下除诽谤以招切言，开天下之口，广箴谏之路，扫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宽刑罚，以废治狱，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永履和乐。”也即废除张汤等在汉武帝时期制定的诽谤刑罚，使天下人得以直言敢谏，宽罚省刑，更改酷吏当道的现实。

这篇奏议在写作上很有技巧，他对秦朝和时下酷吏大加挞伐，而对汉朝先代诸君则不加批评，给宣帝的建议诚恳深厚，内容点到为止，毫不冗赘而且用词谦逊，各方面都非常得体，所以清人吴正治称其“通于《春秋》之义，故其疾吏之言，痛切如此。史称其辞顺而意笃，信然”。汉宣帝对这篇奏议大加赞赏并付诸施行，选择了一班能吏轻刑治民，西汉进入中兴阶段。康熙皇帝对此篇也很看重，认为凡是治狱之官都当朝夕读之，作为判断案情的指导理念：“凡为法吏者，皆宜朝夕省览，庶可上宣德意，下安黎氓。”

本文节选自《唐前上书奏疏研究》

王书才著
学苑出版社2018年版

本书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的各代上书奏疏篇章为研究对象，将各代上书奏疏以内容主题作区分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总结和阐述了这一特殊文体的发展演变历程。从唐前上书奏疏篇章的嬗变中，我们不难体会到政治文化的种种变迁迹象，而在对上书名篇的文学分析中，亦能发现上书奏疏之文风由质朴走向整饬的演变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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