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诗案“是北宋著名的文字狱案，案件的主角是历史上以文学成就享誉盛名的风云人物苏东坡——苏轼。他因诗文涉及讥讽新政，而被新党控告下狱，正如他所言“平生文字为吾累”，引来牢狱之灾。此案不只涉及一首诗，而是一部分诗。
文字狱案在宋朝并不罕见，”乌台诗案“在两宋也并不是个案，可以说文字狱贯穿两宋，它是文人士大夫之间内斗的产物。
乌台诗案在古代文字狱的历史上规模不算大，但是很典型，将从案件背景、案件经过、对苏轼的影响以及对诗歌的影响力，四个方面对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作一个全面的陈述。
第一，案件背景
政治背景
宋朝建立前期，我国的历史又一次经历了混乱分裂的五代十国，宋太祖赵匡胤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他是个武皇帝，这与他的出身有关，他的父亲就是武将，受家庭文化影响，赵匡胤也走了武将的道路。赵匡胤战功卓越，快速升迁，后周官至节度使，拥有禁军大权。
五代时期，政局动荡不定。五十四年间，更八姓十四帝，平均每四年更换一个皇帝。而这些皇帝的即位，都有一个特点，多数都是依靠拥重兵夺帝位。如后梁太祖朱温、后唐庄宗李存勖的皇位是靠统兵多年奋战夺位；而后唐明宗李嗣源、末帝李从珂、后周太祖郭威的皇位，都是靠禁军夺得。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君权神授的观念被削弱。五代皇位的角逐可以说都是实力说了算。谁有实力，谁就是王。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下的赵匡胤，早已看明白了这一点，于是，当机会来的时候，他毫不犹豫的抓住了。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称帝建立了北宋。
登上皇位的宋太祖，心里不安，他也担心拥重兵的武臣，有一天重操他的旧业。于是有了著名的杯酒释兵权历史事件，这个事件基本是真实可考的。天下精兵尽在天子手中，带兵打仗也是文官统领武将。这就是宋朝施行的“崇文抑武”政策。所以，在宋朝，文官比武官有地位，士大夫们的待遇优厚。但是文人士大夫们也需要控制，文字狱就是控制他们思想的手段之一。
文字狱使北宋文人士大夫们把“揭发告密”当成了爱好，一时告奸风气满朝堂。最终结果正中了“不是东风压倒东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中间博弈的就是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苏轼就是身处在这样一个文字狱风行的政治背景之下。
时代背景
北方缺少燕云十六州的宋朝先天不足，建国之后，又缺乏长久规划，因此后天失调。北宋中叶出现内外交困的局面，财政困难和国防危机同时袭来，也就是所谓的“积贪积弱”形势。王安石是一位志在改革，思想进步的政治家。他就在这样的形势下走入了历史。神宗即位，革除弊政，试图重振国威，便任命王安石为相，推行他的变法，史称“熙宁变法”。
变法自推行以来，因为执行起来弊端不断，反对派的声音就没有停止过，这样朝廷上形成了两派，支持王安石变法的一派称为“新党”，反对派则归入旧党。反对派的攻击，王安石两度罢相。对于“乌台诗案”，历来后人的看法是，这是一场新旧党之争，也可以说是“变法”与“反变法”斗争的一部分。苏轼被捕入狱，自然被划入旧党。他被捕后关押在御史台监狱，御史台古称“乌台”，又因以诗文获罪，所以文学史上称这个案为“乌台诗案”。
“熙宁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抵御外敌，如果施行得当，老百姓也会受益。但是执行情况与王安石的设想相反，由于北宋官僚腐败，变法成了贪官污吏们攫取个人利益的新手段。在这样的情况下，老百姓的负担更重了。苏轼忧国忧民，看到变法的弊端，百姓的凄苦，遂以诗抒发情感。因此写下了被新党认为“讥刺”变法的诗文，成为“乌台诗案”的导火索。
第二，乌台诗案的经过
被抓经过
苏轼对“变法”的确有自己的看法，但并不一定是持反对态度。他是一位有政治抱负的艺术大师，艺术家的特点大多都是重感情，这是与政治家的区别。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大多数的文人仕途之路都走得不顺。苏轼也是其中之一。
早在变法之初，他就曾上书表达了自己对新法的看法，分析利弊。参政议政，这本是一种积极的态度，也是封建社会士大夫们的优良传统。但是在当时党争斗争激烈的特殊时期，正常的规则遭到了践踏。苏轼的对社会的责任感变成了他的“罪证”。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轼调任湖州刺史，照例上表对朝廷表示感谢。新党人士蔡确、何正臣便上奏书指责苏轼的谢表是“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并联系过去苏轼所作诗文，指出苏轼的诗文，矛头所向都是朝廷，并把苏轼诗文中出现的“问题”都归结为对“新法”的态度。因为变法是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推行的，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激起神宗的愤怒，所用之术正是“借刀杀人”，以此达到铲除异己的目的。
在皇帝面前，新党之中的舒亶用激烈的言辞指责苏轼，说他“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讟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又说他诗文的锋芒“旁属大臣，而缘以指斥乘舆，可谓大不恭矣”。并且指出“轼怀怨天之心，造讪上之语，情理深害，虽万死不足以谢圣时”。
与苏轼有来往的李定也上书罗列了他四大罪状：怙恶不悛，教而不该，言伪而辩，行僻而坚。在一连串有预谋的诬告之下，元丰二年七月下旬，朝廷派人到湖州传讯苏轼。当时苏轼提前得到了消息，在汴京的驸马王诜与苏轼相交要好，私下派人通知了苏轼的弟弟苏辙，其弟又派仆人到湖州告知了苏轼。
苏轼提前获知消息并没有选择逃跑，他深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纵使跑到天涯海角也无济于事，反倒连累家人朋友。于是苏轼泰然受之。苏轼当时以为自己会被处死，曾一度想投水自尽。
获罪部分诗文
苏轼被抓后，家中文稿也被尽行搜去。苏轼从七月下旬被捕，八月中下旬被关进御史台监狱，然后就是长达一个多月的审讯。既然是因文字狱获罪，我们不妨看下苏轼的诗文究竟哪些成了“罪证”。
最明显的便是《山村五绝》：
烟雨濛濛鸡犬声， 有生何处不安生。 但令黄犊无人佩， 布谷何劳也催耕。
老翁七十自腰镰， 惭愧春山笋蕨甜。 岂是闻韶解忘味， 迩来三月食无盐。
御史们指出，这是苏轼讽刺朝廷盐法峻刻。当时私贩法重，而官盐又贵，贫民买不起盐则选择不吃。
杖黎裹饭去匆匆， 过眼青钱转手空。 赢得儿童语音好， 一年强半在城中。
御史们指出，这是讽刺青苗法、助役法。
再比如《游风水洞二首》中“世事渐艰吾欲去，永随二子脱讥谗”之句，是诽谤朝中大臣为小人争进；《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其四有句：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讽刺朝廷水利之难成；《戏子由》诗中有云：“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是讽刺新法之法律不足以致君尧舜。
御史们从苏轼的诗文中找出了足有七八十处之多，苏轼无奈，只好承认确有此意。在这些“罪证”中，也不乏一些是纯粹罗织进来的。比如《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其二，成为了置他于死地的“杀手锏”。一个“龙”字，说他有“不臣之意”，这是犯了宋朝的大忌。诗云：
凛然相对敢相欺， 直干凌空未要奇。 根到九泉无曲处， 世间惟有蛰龙知。
对于变法的弊端，苏轼确有微辞，事实上，变法也确有弊端。在现在看来，这只是箴言，算不上什么罪名。苏轼长期在地方为官，对民间疾苦比较了解。他秉承《诗经》之精神，将现实融与诗文创作中，以诗来揭露现实，这也是社会正统舆论所提倡的。
处理结果
苏轼下狱后，高层人士也有不少为苏轼说话的，其中还包括太皇太后曹氏。她告诉神宗，当年录了苏氏兄弟二人为进士之后，宋仁宗回宫说：
“今日得二文士，然吾老矣，度不能用，将留以遗后人。”
曹氏的话使神宗深受感动，曹太后病重时还叮嘱神宗“不可冤滥，致伤中和”。宰相吴充也劝导皇帝，以曹操对待祢衡的态度为例，
陛下动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以尧舜为法，而不能容一苏轼，何也？
最终宋神宗没有杀苏轼，但是受苏轼罗织的人员都被降了罪，贬官的贬官，罚款的罚款。宋刑律上有以官赎罪的条例，苏轼被贬到了黄州。至此，”乌台诗案“落下帷幕。
第三，此案对苏轼的影响
苏轼被贬出京前，做了两首诗：
《一》
百日归期恰及春，余年乐事最关身。 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啄人。 却对酒杯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 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
《二》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休官彭泽贫无酒，隐几维摩病有妻。 堪笑睢阳老从事，为予投檄向江西。
”乌台诗案“对苏轼后世创作上还是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苏轼才子名声在外，他的写作在当时引人瞩目，此案后，他的诗文多了”好讥讪“的名声。被贬黄州后，他曾多次向人表白，不敢再作文字。他对好友秦观说：”但得罪以来，不复作文字。“
他的精力转向了研究佛学和经学，手抄了《金刚经》，注释了《易经》和《论语》，以此从中得到一些慰藉。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宋神宗驾崩，旧党重新上台，苏轼复又入京为官，之后又陷入文人争斗，又被贬出京，宋哲宗上台后，又经历了一贬再贬。再生性豁达的人，也经不起岁月无情的摧残，尽管苏轼随遇而安，但始终走不出文字狱的阴影。
在动辄因文字获罪贬职的大环境下，文人又如何安心的进行文学创作呢？这也必然影响了苏轼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宋神宗说，李白有苏轼之才，但无苏轼之学。评价是否中肯，姑且不论，苏轼的才华博学，确实没取得像李白那样伟大的成就，这确是事实。
所以，从苏轼的人生遭遇来看，多次因文字受到打压，这确实也压抑了他在文学创作的热情，从而削弱了他在文学上的成就。
第四，此案对诗歌的影响
宋代的文字狱成为文人士大夫之间争斗的工具，严重阻碍了诗歌的发展。”乌台诗案“引起了广泛关注，之后，统治者认为诗歌是文人乱政的工具，曾一度下诏禁止作诗。
苏轼的诗多用比兴手法，而这种文学手法却成为被人利用的突破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有的诗人不敢作诗了，甚至有人改行填词。
诗歌在唐朝空前繁荣，成就最高，离不开唐朝宽松的创作环境。到了宋朝，文字狱牵制了文人的思想，文化专制统治收紧，诗歌再也没有呈现更高的发展，受到了限制。
同时，宋代的文字狱为后来朝廷所效仿，到了清代更甚，严苛的环境确实阻碍了文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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