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秦唐文化看西安，明清文化看北京，两汉文化看徐州”，徐州之所以具有浓重的汉文化气息，也正是源于其两汉时代的地位。徐州是刘邦、萧何、张良等人的故乡，汉朝建立之后，刘邦将其同父异母弟刘交封藩徐州（时称彭城）为楚王。自此，西汉时期徐州有12位楚王，加之东汉的一位，共13位。东汉时，楚国改封彭城国，徐州境内又历5代彭城王。加之东汉时又在彭城以东封藩下邳国（现属徐州市辖），共历4代下邳王。所以综合来看，徐州境内共有两汉藩王22位，加之四百余年时间繁衍而生的藩王世系。所以，徐州地区汉墓数量空前巨大。就徐州市区地图来看，除老城区狭小范围外，四周已经被两汉陵墓团团包住。

所以，汉文化当看徐州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徐州汉文化有三绝——汉墓、兵马俑、画像石。而这汉墓也正是居于首要地位。就目前已经探明的徐州汉墓来看，已经发发掘的就达到8座之多。与此同时也出土了大量的文物，比如金缕玉衣、各类玉饰、陶俑等。所以说，要看汉墓，当然得来徐州。众所周知，汉代建立之初，刘邦广封同姓王，即使到了后来景帝时的“七王之乱”亦没有改变这一现实。仅就西汉200余年来看，封藩藩国就多达31座，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诸如楚、荆、吴、燕、齐、赵等。有如此多的藩国，自然就会产生为数巨大的汉王陵墓。在近现代发掘的汉王陵墓中，比较著名的如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河南永城梁孝王刘武墓。然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就目前已经发掘的情况来看，发掘最多，意义最大的自然还是在徐州。

春秋战国直至西汉初年，当时的墓葬普遍实行竖穴式。今天在陕西省的两汉帝陵，如阳陵、茂陵等，亦都是覆斗型夯土形制，下设地宫，不过此时期的地宫当只是雏形而已。自西汉中前期以后，帝王陵墓葬形制发生了重大转变。地宫样式由竖穴式向横穴式发生了转变，在广大的多山地区，穿石凿穴的岩穴式墓葬广泛兴起。横穴，为模仿墓主人生前住所建造提供了便利，而穿岩凿穴则使得墓葬更加安全牢固。与位于陕西关中的汉代帝陵不同，封藩各地的藩王，由于地形更加多样，遂更多的采用了岩穴式构造地宫。位于徐州的汉代藩王墓也正是这样一个典型例子。目前就徐州境内已经发掘的汉墓来看，除土山彭城王墓这样以夯土为山的稀有事例外，其余皆是穿山凿穴。十几位藩王，几乎占尽了徐州四周的低矮小山。

然而，一个更加残酷的事实时，徐州境内的藩王墓多有被盗。历代盗墓分子，尤其是官盗的清扫式盗墓，使得现在很多王墓内的文物已经寥寥无几。缺少必备的文物提供信息，亦使得很多墓葬无法断定墓主人。目前徐州能够断定墓主人身份的，也仅有北洞山汉墓（二代楚王刘郢客）、狮子山汉墓（三代楚王刘戊）、小龟山汉墓（六代楚王刘注）和卧牛山汉墓（十二代楚王刘纡）。其余诸如驮篮山汉墓、东洞山汉墓只能断定分别属于西汉早期和中晚期而已。纵观这些已经发掘的汉墓地宫，也可以清晰的看到，所有的墓葬均属于凿山而成的横穴式墓葬。而就已经探明但尚未发掘的，位于徐州西郊楚王山的第一位楚王元王刘交墓，则是竖穴石坑墓。刘交卒于公元前178年，正值文帝中期。而二代楚王夷王刘郢客在位仅四年，卒于公元前174年。夷王刘郢客的墓室却与其父的墓有很大差别。集中表现在已经开始采用横穴式构造。这亦可以看出西汉时期帝王陵墓地宫制式的变革。

相较于三代楚王刘戊及后世的墓室，事实上楚夷王的墓室是个过渡阶段。楚夷王刘郢客的墓室极其壮大繁复，在主墓室结构之外，还伸出两条斜坡墓道通向储物仓式，形如二层楼阁，带有典型的竖穴式墓葬的风格。在楚国（徐州）以西不远的梁国（今河南商丘），梁孝王刘武墓亦具有类似的繁复结构。梁孝王刘武处在文景时代，据楚夷王亦不算久远了。然而，在徐州的三代楚王刘戊墓，却并不扩大，甚至不及六代王刘注墓的规模。这是与他的身世相关，刘戊参与了西汉前期的“七王之乱”，并最终兵败畏罪自杀。所以在其墓葬还未完全竣工之前，只好匆忙下葬。六代楚王刘戊墓位于狮子山，因为在发掘之前并未遭到盗掘，所以出土了大量文物，其中一副金缕玉衣更是各地出土之最。（参见笔者的《记狮子山楚王墓》（徐州古建文物调查之旅·十三））

汉代陵墓葬制，规定夫妻同茔异穴。在六代楚王刘注墓，这一葬制显而易见。刘注与其王后的墓室仅一墙之隔，然而各自却有独立棺室、前殿、墓道。由于两座地宫相隔很近，在王后下葬后，工匠还特意开凿了一方小门，名为壶门，为夫人“开门寻夫”做个方便。能够在没有先进激光技术的西汉武帝时期，准确开凿这样一个门，是如何做到的，也成了小龟山汉墓的一个未解之谜（参见笔者的《记小龟山汉墓》（徐州古建文物调查之旅·其四））。另外的一个例子则是驮篮山汉墓，夫妻两座地宫均已被发掘出来，不过由于两座墓室相距较远，中间无法相通。驮篮山汉墓同狮子山汉墓类似，呈严整的沿中轴线分布构造，然而这一特征在小龟山汉墓上并不适用。也可见徐州楚王墓葬制式处在不断变革中，早期的对称结构逐渐被弃用。

驮篮山汉墓也是一座西汉早期的陵墓，尽管目前学界仍然无法就其确切年代和墓主人拿出比较一致的结论。不过笔者根据其极其扩大规整的结构，大体可以推测是属于四代文王刘礼，或者五代安王刘道的陵墓。以上几座汉墓，皆是西汉楚国早期墓葬，大致年代处于文帝、景帝、武帝三代间。而东洞山汉墓和卧牛山汉墓的结构则要简单的多。尤其是卧牛山汉墓，仅有三间墓室，其寒酸程度，简直无法和徐州楚国早期墓葬相比。目前学界公认其墓主为西汉楚国末主刘纡。刘纡为西汉第12代楚王，公元前2年至公元9年在位，其死时已经是王莽建立的大新政权的第二个年头了。汉皇室已经沦为明日黄花，远居东部近海的楚国自然已无力大肆奢华的建造王墓。

两汉时期大举封藩宗室子弟为王，以巩固辽阔的疆域领土。而这些藩国也广泛分布在中国的河南、山西、河北、湖南等地。自两汉至今恍惚已两千年时间，这些数量众多的西汉藩王墓葬，似乎较之于早被盗掘一空的西汉帝陵更具有吸引力。至于2012年初轰动一时的长沙天马峰汉墓被盗大案，也只是冰山一角。公元前155年，汉景帝封六子刘发为长沙王，继承吴氏的长沙国。自此，西汉刘姓长沙王历8位。这些藩王死后葬在沿湘江南起天马山向北延伸的山丘上，至今多未被盗掘，亦未被科考挖掘。相比之下，徐州的汉墓多少有些凄凉，由于其身处中原一侧，历代无论是私盗还是官盗，多会选取它作为目标。而近现代的科考工作，亦挖掘了如此多的墓葬。然而事有两面，由于发掘了这样数座具有代系传承的墓葬，才能使得我们对于徐州汉墓，以及汉代帝王陵墓建造制式，和两汉文化生活有一个更为形象客观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