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90年代

人人都知道北京有一个“浙江村”

说是浙江村，但里头住的人却几乎全部来自温州地区，称之为“温州村”也不为过。

这个“浙江村”既不是自然形成的村落，也不是一个行政编制

是温州人自发形成的聚居区

位于北京丰台大红门附近，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

北京大红门“浙江村”服装批发市场

从天安门广场南行5公里，穿过川行的老北京驴车和胡同

你会陡然进入一个“南国桃花源”

街边小摊摆着的是温州特色的“水蒸糕”、“粉干”

温州风格的理发店、美容院遍布街头小巷

村里头的菜市场，摆满了温州人爱吃的海蜇皮、虾米、蛏子……

“浙江村”菜市场

这里的居民打扮的，往往比本地的老北京还要时髦

住的却是临时搭起来的破旧平房

虽然被政府多次驱赶

却仍然恋栈不去

开着奔驰、丰田小轿车在村子里游弋穿梭

“怎么就冒出个浙江村来？”

这是老北京人、市政府，

乃至温州人自己

发出的一个疑惑与惊叹。

01：起源

和北京其他的外来人口聚集地明显不一样的是

“浙江村”有他的“村史”，

这有官方的报纸材料，以及当地温州人的口口相传作证

据材料记载，最早来到北京的是是温州乐清尚古山村的刘氏兄弟

他们最早在内蒙古包头等地辗转卖衣服，最后于1983年在北京安顿下来

浙江村和其他流动人口聚居区位置

当时他们发现北京少有叫卖，短裤、袜子一类的针织品，人也多，肯定能赚钱

于是将之前在外地卖剩下的衬衫等积压货拿出来贩卖，货物很快一扫而空

尝到甜头的刘氏兄弟一不做二不休，于是在北京郊区租了一家农房

在里头摆起缝纫机和裁剪台做衣服

又在前门一带租了一个柜台进行销售

拉开了温州人在“浙江村”做纺织生意的帷幕

90年浙江村生活情境

随着在“浙江村”的生意成功，又因为温州老家工作机会少

于是刘氏兄弟逐渐带动亲眷前往北京，一起做服装生意

除了提携同乡之外，

他们还存着大家一起干，互相帮衬，一起做大做强的意思。

服装行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职工收入少，待遇也低，拼的就是体力、拼设备

老乡带老乡，再依靠亲友之间的紧密团结，互相帮忙。

这正是早期“浙江村”温州人脱颖而出的秘诀。

早期温州人居住、缝纫混在一起

然而事情却不如想象当中的顺利

因为当时北京对外地人做生意管的很死，市区里每天有巡逻队巡逻

凡是见到外地人做生意，直接抓走送入收容所，最后打回原籍地

所以对摆摊卖衣服的温州人来说

看到警察，就是“谈虎色变”。

“躲着走”是当时浙江村温州人的生意主旋律。

在“浙江村”做好的衣服由三轮车送到市场

躲非常普遍，更有意思的是躲不过怎么办？

有人回忆：当时他们曾摆摊被巡逻队抓住，

当即老老实实地上缴了“赃物”，进了收容所，最后赶回温州。

但是他们在回乡的路上，又偷路溜回北京，等风头过了，再出来做生意。

“浙江村内的市场”

“被抓住了要老实，过了风头再出来。”这是温州人的共识。

外地人如果被抓住一次，就觉得好像白衬衫被染了墨一样，清白没了

但温州人无所谓，年轻人谁能挣到钱，谁有本事。

在北京做生意被赶回家，谁也不会瞧不起你。

被抓了，在“官老爷”面前就得老实，叫干嘛就干嘛。傻子才和他们顶。等出了他们的底盘，再接着来！

面对政府的驱赶，温州人的举动呈现出一种奇异的乐天和灵活气质。

如果被抓，就认，回头继续再来，这样的光棍态度，真是让人又想笑又敬佩。

不久政府就加大了改革的步伐，实施个体户政策，允许个人摆摊。

在无数次的“逃跑、躲”当中，温州人逐渐站稳了脚跟。

有温州的一个领导感叹：“温州的改革是走在全国，走在中央前列的。

但是中央的改革政策，让温州人自己的改革更合法了，更理直气壮了。”

改革从来不是少数精英分子的事情，在这之前无数灵活胆大的温州群众，

已经用他们的实践，为改革积蓄了力量和呼声

浙江村里的简易批发市场

02：家与家乡

没过几年，温州人在“浙江村”的纺织生意已经办的越来越红火。

从最开始的几户几户迁往北京，到后来近乎整个村的劳动力都倾巢出动，前往北京。

这些人的迁出，将温州、和北京“浙江村”更直接地联系在一起。

乐清虹桥的一个村，全村共近千余人，

其中600多人都在北京及其周边从事服装、布料行业！

浙江村成了这些温州人事实上的“家”，却并无家的温暖。

温州人刚来的几年，真是老被本地人欺负。

打、骂、编笑话损温州人，真是司空见惯。

有一回一个温州人在路上慢悠悠地骑自行车，突然就有北京二流子来碰瓷。

嚷嚷着被撞到了，要几百块的医疗费。

不肯，就给一帮地痞打一顿，脑袋缝了四针，那条路再也不敢走；

或是酒瓶里装点自来水，故意在你边上摔了

说你蹭坏了他的茅台，要数百元，如果不给，就要打。

还有一次谁家的小孩患了大病，于是火急火燎地跑到北京大医院看病。

在医院跑的急，跑得震天响，加上还挥着钞票，直接就招来北京人的臭骂：

“你们这些外地人急成这样！就你们家要死人啊？真是讨厌，太可恶！”

还有人随声附和：“XXX这帮外地人。”

尽管来医院的人多是身体抱恙，但看到外地人冒失的样子，盛怒之下还是中气十足。

等见了医生，尽管温州人对做生意的普通话是如数家珍，

但生病这一块的普通话还说不熟练，

描述病情就磕磕巴巴，时时卡壳。

医生见这帮人来回说了半天，还说不清楚，烦了，

拿起笔就开要开处方。

家长还想再说什么，医生已经在和下一个病人说话了，

最后只能讪讪地收了药方往回走。

因为这次的窘境，在浙江村遂有大量诊所开设

在外地因为语言等问题，他们是经常碰壁，于是在“浙江村”的温州人更思念老家了。

92年的秋天，因为老家要修路，于是一批温州人要回老家主持张罗。

而当时正逢服装销售的旺季，村里的工程将会耽误生意

村里人过意不去，还特意要包他们的机票，再筹一笔钱弥补他们的损失。

但是他们分文不取，因为这是村里的事业，为村里做贡献，损失点钱财他们心里也高兴。

尽管他们已经漂泊在北京，但是仍然心念故土。

乐清虹桥

被问及是否以后打算住北京，还是回温州，答案都是斩钉截铁的“回温州！”

但是，从事实来看，在北京漂泊的他们已经很难回到故土。

回去了，就业怎么办？

温州就这么点大，人多地少，交通不便，如何归乡！？

北京的“浙江村”对这些温州人来说是“家”，

却不是“家乡”，这一现实和思想上的脱节，

应当是所有人在外漂泊的的伤心处。

03：登堂入室

尽管在北京做生意不容易，“浙江村”的纺织生意还是有所起色

开始从摆摊到“登堂入室”

在商业街的小店、大型市场都出现了温州人的店面、柜台

他们把在“浙江村”做好的衣服，送到这里卖，生意更好。

但是在大商场包柜台并不容易。

有温州人曾回忆：他去找商场的经理，对方一听说是外地来的个体户，马上就摇头说不可能。

隔了一天他再去，厚着脸皮和经理磨。

到了办公室就给经理倒水递烟。经理坐，他也坐。经理和商户闲谈，他就看看有什么机会搭腔。

经理烦了，他就和保洁员、办事员闲聊。这样磨了7次，自己也烦了。

到了第八次，经理一见面，就让他把寻呼机留下，却也不答话，挥手赶快让他走。

走到一半就有寻呼机打过来，等问对面是谁。

对方就恶狠狠地说：“是我！明天来商场验证吧！”

就是那经理！

后来经理评价他说，你就是一块橡皮泥，黏在手上甩都甩不掉！

温州人做生意真的跟谈恋爱差不多，

就得胆大、心细、脸皮厚

没有说两三句话就搞得定的

还是得靠磨。

04：百折不挠

“浙江村”在北京繁荣发展的同时，

因为公安局出于种种原因，打击犯罪收效不佳，相应的管理没跟上，

直接导致“浙江村”的脏乱差、以及治安问题相当突出。

当时浙江村帮派林立，还有许多逃犯藏匿其中

甚至害的很多温州年轻人染上了毒瘾，以敲诈勒索为生

蒙面抢劫都算低调，

不少后生儿直接报上姓名，拿着水管、大铁刀，大摇大摆的来抢劫。

不管是北京人，还是温州人都照抢不误。浙江村的声誉直线下降。

不少温州商贩也抱怨：

“浙江村的乱法，大家已经已经清楚。没有善心，全是恶心，恨心！”

“温州人在北京的形象很不好，浙江村讲的不是理，而是拳头。这个样子，谁还会跟你谈生意？形象不好，最后影响到生意。”

追求安定、改善形象是不少“浙江村”温州人的共鸣

于是大家自发的开始补救：凡是“浙江村”的商户，一律为顾客提供热水，还给军人、学生打折。

除此之外，大家义务劳动，修缮市场，去刷墙，刷厕所。

他们自觉清扫市场周边，开始清理那些灰尘如山，垃圾遍地的人行道。

就连平时西装笔挺的大老板干起这些活来也很卖力，

有些下水道堵塞，摊主竟毫不犹豫的跳到臭不可闻的污水沟里，用手去掏下面的脏东西！

然而到了1995年年底，情况发生了变化

某中央大报的记者写了一份有关浙江村的内参

声称浙江村的治安情况骇人听闻，治安完全处于失控状态。

在天安门仅仅几公里的地方，敲诈横行，黑社会遍地，这还了得？

这一消息直接惊动了党中央，国务院直接批示：“要加强治理整顿。”

于是北京市政府开始全面地清理，

浙江村内大量的民居都被拆除，没有暂住证的居民全部遣返

一时间北京汽车站挤满了温州人，到处都是开往温州方向的大巴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清理整顿丰台大红门地区的通告》

然而，清理过后的几个月，北京方面的管理开始松动

大量的温州人开始回流，继续做服装生意

同时吸取教训，严格规范内部，专注生产

浙江村开始走向正规

90年代末大红门的一家店铺

十几年后

浙江村的大型高档商贸城替代了简易的批发市场；

一批产值上千万、雇佣上百工人、有自己商标品牌的服装企业替代了满天星斗式的家庭作坊。

2006年初，丰台区十一五规划纲提出要将大红门建设成“时装之都核心区”，成为丰台区的“四大经济板块”之一和“北京市第六大商圈”。

2008年北京市把大红门确定为市级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洋名 CBC

交通、卫生、治安都明显改善。

大部分留在北京的浙江村人购买了中高档的商品房，

在高楼里再没有人支起缝纫机做衣服。

结语：

而自2015年开始，北京开始推进首都疏解计划

浙江村的诸多批发市场，在北京未来宏大的规划面前，面临着第二次大的整顿。

或许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要和北京说再见了。

站在今天的人，看着如今整洁明亮的商场

应该不会想起80-90年代，那个混乱肮脏的城中村，

胡同里一摞一摞运衣服的人力三轮，还有街道两边简易市场里折叠床架起的摊位

过去的温州人固然扰乱了秩序，

但是，正是他们打破原有的秩序，才有了今天的繁荣。

他们在北京的漂泊就是一曲哀歌

是在屈辱中争取自由、尊严的进行曲。

尽管浙江村的有些东西不是太光彩，

并不完全是赞扬的东西，

但这些早期温州人的行为只要被书写和记录就已经足够

对于我们这些后来者，晚辈的温州人来说

需要记住的是

他们是如何奋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