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性情淡泊喜欢低调。他在《训俭示康》中曾提到，小时候长辈会给他穿华美的衣服，他总是害羞脸红而把它脱下。
宝元年间中举的时候，司马光曾得到仁宗皇帝的接见。酒席宴会上，每人都在头上插满鲜花，肆无忌惮地嬉戏取乐，司马光却正襟危坐，也不戴花。同事提醒说：
“戴花是皇上的指令啊！”
司马光才不太情愿地戴了一朵小花。
司马光有一个老仆人，一直喊司马光“君实秀才”。
一次，苏轼来到司马光府邸，听到仆人的称呼，就戏谑他说：
“你家主人不是秀才，已经是宰相了！大家都称为‘君实相公’！”
老仆大吃一惊，以后见了司马光，都毕恭毕敬地尊称他为“君实相公”，并高兴地说：
“幸得大苏学士教导我……”
司马光长叹：
“我家这个老仆，活活被苏轼教坏了。”
司马光眼光很好，但也会走眼。元祐初年，司马光举贤，但却看错了孙准。
司马光说孙准是一个做事很靠谱的人，“行义无缺”，但孙准却为了钱财，和岳父家吵得山呼海啸，甚至家丑外扬，诉诸于法律手段，被罚铜六斤。他的后院也没管好，妻妾之间经常吵架争宠，一番鸡飞狗跳的光景。为此，司马光写检讨书给皇帝，让皇帝将孙准降职。
司马光秉性刚直，经常为了举贤斥奸的事儿跟皇帝当庭争执，置个人安危于不顾。
仁宗得病的时候，皇位继承人还没确定下来。因为这事会触犯正在病中的皇上忌讳，群臣都保持沉默。
司马光此前在并州任通判的时候，就三次上奏提及此事，这次又当面跟仁宗说，仁宗仍迟迟不下诏书。司马光又一次上书，仁宗看后大为感动，不久就立英宗为太子。
司马光很正直，“濮议之争”的时候，他奋笔上书，坚持“濮王应按照成例，称为皇伯”。御史台的六个人据理力争，都被罢官。司马光为他们求情，没有得到恩准，于是请求和他们一起被贬官。
司马光在他的从政生涯中，一直坚持原则，被称为“社穆之臣”，宋神宗感慨地说：
“像司马光这样的人，如果常在我的左右，我就可以不犯错误了。”
《资治通鉴》写成以后，司马光官升为资政殿学士。他在洛阳居住了十五年，天下人都认为他才是真正的宰相，尊称他为司马相公。
神宗逝世的时候，司马光赴丧，卫士望见他，都说这就是司马相公。他所到之处，百姓夹道欢迎，导致交通堵塞，马都不能前行，老百姓对司马光说：
“您不要返回洛阳，留下来辅佐天子，救救百姓吧。”
等到哲宗即位、太皇太后临政的时候，司马光已是经历了仁宗、英宗、神宗的四朝元老，颇具威望。他建议太后广开言路，于是上书奏事的人数以千计。
当时天下百姓，都拭目以待，盼望革新政治，但有些人却说三年之内不能改变先皇的政策。于是当时只改革了一些细小的事，堵堵人们的嘴。
司马光逝世，太皇太后听到消息之后，和哲宗亲自去吊唁。京城的人听到司马光去世的噩耗，都停工前往吊祭。岭南封州的父老乡亲，也都备办祭祖。都城和周围地区都画了司马光的遗像祭祖，吃饭时当作祖宗和神仙供着，为之祈祷。
司马光一生正派，被老百姓当作神。在封建时代，司马光是孔门的第三个圣人，位列孔子、孟子之下，同样在孔庙享配。司马光一生都不说谎话，他评价自己时说：
“我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只是平生的所作所为，皆问心无愧。”
百姓们敬仰信服他，陕州、洛阳一带的百姓被他的德行所感化，一做错事，就说：
“司马君实会不知道吗？”
司马光一生清廉简朴，不喜华靡，就连他的政敌王安石也很钦佩他的品德，愿意与他做邻居。据说司马光的妻子去世后，家里没有钱办丧事，儿子司马康和亲戚主张借些钱，把丧事办得排场一点，司马光不同意，并且教育儿子处世立身应以节俭为可贵，不能动不动就借贷。最后，他把自己的一块地典当出去，才草草办了丧事。
司马光“典地葬妻”立碑时，石匠安民对蔡京说：
“小人是愚民，不知道立碑的意图。但司马相公海内都称道他为人正直，现在却要列入奸党，小人不忍心做。”
蔡京仔细一想，司马光虽然有错，但毕竟为人正直，享有威望，于是改变了主意，将司马光排除在奸人之外。
可见，司马光的人格不仅为百姓所称道，甚至连对手也为之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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