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A点评三国风云人物：袁绍（十）逃出洛阳

在上一篇中我们讲述了小说中袁绍与董卓当堂反目，袁绍“引刀横揖”的历史真相。我所得出的结论就是，《三国志》中袁绍与董卓相对温和的“横刀长揖”状态才是真实的历史。而《资治通鉴》和《献帝春秋》中“引刀横揖”激烈对抗的情况则并不符合实际。是这些史书的作者，以士族眼光在主观意愿上做出的更改所致。

文章发表以后，有网友在留言中提出了对我这一观点的反驳意见，其中引用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史料。这就是《英雄记》中的记载：“绍揖卓去，坐中惊愕。卓新至，见绍大家，故不敢害。”

熟悉三国历史的朋友对《英雄记》这本书应该也比较熟悉。这本书又叫做《汉末英雄记》或者《汉书英雄记》，是记录东汉末年所谓的英雄人物事迹的书。严格来说并不能算是史书。其作者是三国时期的著名学者、文学家、史学家，名列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càn）。

据《三国志王粲传》记载，王粲的父亲王谦，本是大将军何进的长史。何进还曾经想要将女儿许配给王粲。虽然这桩婚事被王谦拒绝，但是通过这件事我们可以知道，王粲曾经生活在洛阳。并且应该是亲历了何进谋诛宦竖，董卓进京，袁绍出逃洛阳等一系列事件。至少也是有所耳闻。况且，董卓挟持汉献帝迁都长安的时候，王粲也跟着到了长安，并在长安得到了蔡邕的赏识。一直到王允联合吕布诛杀董卓，董卓的部将李傕郭汜反攻长安，导致“西京扰乱”为止，年仅十七岁的王粲才决定放弃朝廷的征辟，从长安逃到了荆州，依附于荆州牧刘表。

刘表虽然没有重用王粲，猜测可能也是王粲太过年轻的缘故。但是这样一来就使得王粲有了许多的闲暇时间。一般认为王粲应该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撰写的《英雄记》。

建安十三年，刘表去世之后，曹操率兵攻打荆州。在荆州本土势力的鼓动之下，刘表的次子刘琮向曹操投降。王粲也是力劝刘琮投降曹操的重要人物。

刘琮投降曹操之后，王粲自然也就成了曹操的属下。

通过我们对王粲其人的这么一个了解，似乎可以判定，王粲算是一个从汉末过渡到三国时期的一个亲历者。虽然从年龄上来看，何进谋诛宦竖、董卓进京、袁绍出逃洛阳的时候，王粲不过十四五岁的年纪，但至少也会耳濡目染的见证这一时期人们对这些历史事件的直观态度。

按照这样的理解，似乎王粲的《英雄记》虽然难免有个人主观意愿的成分，但还是相对比较可信的。尤其是在王粲所依附的两个重要人物中，刘表曾经是袁绍的盟友，曹操又曾经是袁绍的发小且又是何进谋诛宦竖以及董卓进京整个过程的一个亲历者。他们都将会给王粲提供重要而可靠的线索。

但是，这里面仍然有一个最重要的疑点无法破解。那就是，董卓为什么会放任袁绍从自己的眼前离开。

从《英雄记》中“绍揖卓去，坐中惊愕”的这段记载来看，袁绍与董卓闹翻并不是在私人的状态下，而是有许多人在场的情况下。而且这里的“绍揖卓”很明显是把“揖”这个字理解成了具有攻击性的行为。也就是袁绍当着众人的面攻击了董卓，虽然这种攻击并未对董卓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但是从“坐中惊愕”的情况来看，应该是引起了董卓的震怒。在这种情况之下，董卓纵任袁绍从自己的眼皮子低下走掉，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尤其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不但让董卓非常的没有面子，而且也不符合董卓的性格。

当然，《英雄记》也的确是注意到了这种问题，于是就对董卓的这种行为进行了一个解释，也就是说董卓认为袁绍有一个“大家”的背景，而不敢对袁绍采取迫害的行动。

可是在这里我想说的是，王粲的这种解释虽然的确说的通，但是以董卓连皇帝都敢撤换的风格，会惧怕袁氏家族吗？而且在《袁宏汉纪》中，袁绍出奔冀州之后，董卓又把废帝另立这件事抛给了袁氏家族实际的掌门人太傅袁隗，留下了“隗报如议”的典故。也就是说袁隗非常的支持董卓。在《资治通鉴》的记载中，袁隗甚至还是扶刘辩下殿称臣的人。可见并不是董卓不敢害袁绍，而是袁氏家族最终选择了支持董卓。所以也就没有害袁绍的必要了。

所以个人感觉，《英雄记》中的这种记载存在着偷换概念的嫌疑，多半算不得数。

不过，通过这样的一个分析似乎得出一个倾向性质的判断，就是袁氏家族似乎在废立皇帝这件事情上产生了分歧。貌似是以袁绍为首的主张继续拥立刘辩，所以他才逃离洛阳，出奔冀州。而以袁隗为首的则选择支持董卓。尤其是在《袁宏汉纪》的记载“（袁绍）既出，遂奔冀州。卓以废帝议示太傅袁隗，隗报如议”这种感觉更加的明显。

但是，虽然这种记载能够使人产生这种感觉，却恐怕并不是真实的情况，或者说这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

董卓“呼”袁绍来商议废帝另立这件事情的初衷，应该只是让他把这个讯息传递给袁隗和太仆袁基。这两个人才是当时袁氏家族的掌门人。个人猜想，按照《三国志袁绍传》中的说法，袁绍“横刀长揖”向董卓告辞，返回住所之后，应该是马上就与袁隗和袁基，可能还有袁术，召开了家族会议，来进行商议。而袁绍之后“遂亡奔冀州”的表现，以及后来袁术“畏卓之祸，出奔南阳”的表现，都应该是这场家族会议的决定。

那么这场袁氏家族内部的家族会议究竟是如何决定的呢？

从后来事态的发展来看，这场会议应该是有两个方面的决定。一个是以袁氏的家族背景为筹码向董卓进行表面上的妥协，这是袁隗同意董卓废帝另立的基础。另一个就是设法以袁氏子弟出任地方上的封疆大吏，来掌握实际上的地盘与兵权。也就是我们曾经在袁术篇中讲到过的，袁氏家族是要达到“在朝廷上有人有权力，在地方上有兵有地盘”的结果。在这两方面条件成熟之后，利用政治手段制衡董卓，必要的时候以地方上的兵马实权再次发动清君侧的勤王之举来除掉董卓，以形成袁氏家族为主体的“挟天子以令诸侯”都是有可能的。

实际上，当董卓进京迅速掌控朝政，逆势崛起之后，袁氏家族应该是意识到了自身家族发展所欠缺的东西。也就是说在天下动乱的情况下，在朝廷中掌握虚有其表的权力，虽然必不可少，但是在地方上拥有一定的实权更加的具有现实意义。

在袁绍和袁术相继离开洛阳之前，袁氏家族在地方上有一个山阳太守袁遗。但是袁遗的才能在袁氏子弟中并不算出众，也并没有太多的作为。所以才有了袁绍和袁术这两个袁氏家族子弟中比较出众的人物来进行相应的补充。袁绍担任的渤海太守和袁术占领的南阳郡，与山阳郡一样都是当时规模较大的郡，殷实富足是这些地方共同的特征。袁氏家族的野心由此可见一斑。

事情的发展也的确如这场会议所设想的那样非常的顺利。袁隗以同意董卓废帝另立为条件，为袁绍换来了在地方上发展的契机。当然，袁隗并不会自己露骨的出面，而是让朝廷中的一干士族来向董卓进行传输这种信息。

据《三国志袁绍传》记载，袁绍离开京城之后，与其交好的几个士族名士，侍中周毖、城门校尉伍琼以及议郎何颙就去对董卓说道：“夫废立大事，非常人所及。绍不达大体，恐惧故出奔，非有他志也。今购之急，势必为变。袁氏树恩四世，门世故吏遍於天下，若收豪杰以聚徒众，英雄因之而起，则山东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则绍喜于免罪，必无患矣。”

实话实说，这些名士的这番话也是实际情况。袁绍即便是得不到董卓的封官，恐怕也是有办法获得想要的地盘的。后来袁术在南阳就没有过任何的正式任命，却很快就在南阳站稳脚跟成为了南阳霸主。

董卓也应该是考虑到了这一点，更何况袁氏家族的掌门人袁隗和袁基依然留在京城，也表现出了对自己的支持，可以算作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人质”。 于是董卓就做了个顺水人情，拜袁绍为勃海太守，封邟乡侯。

邟乡就是先秦时期的“承休侯国”。据考证，在西汉元始二年，朝廷下诏将承休侯国更名为邟乡。其具体位置，就在今天河南汝州市的东北部。

除了袁绍被董卓任命为渤海太守之外，在此之前周毖和伍琼还本着为董卓着想的先决条件，举荐了一批“善士”充任封疆大吏。《三国志》原文记载是这样：“初，卓信任尚书周毖，城门校尉伍琼等，用其所举韩馥、刘岱、孔伷、张咨、张邈等出宰州郡。”

这里的韩馥无疑是对袁绍后来的发展起到过重要影响的人物。不过，本是袁氏家族门生故吏的他，在接管冀州之后，却在思想上却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请看下一篇！纪传体三国评传，为您继续解读！

小A斯蒂芬发表于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