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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午马年，在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假期中开启。看媒体报道，这个春节的热闹，早已不止于归乡的人潮，更有春晚舞台上灵动的国产机器人、截至2月23日春节档电影票房超56亿元的佳绩，以及“以旧换新”等政策带动下的市场消费热潮。当然，也有不知多少朋友正在返程的拥堵潮中。
今天，我们聊一下过年的话题。咱们现在欢度的“春节”，在三国时期，无论从时间、名称到习俗，和今天有着什么不同？
首先，名称不同，那时不叫“春节”。
最关键的区别在于“日子”本身。在三国时期，还没有“春节”这个叫法。当时正月初一被称为 “元旦”或 “元日” ，取“初始之日”的意思。我们现在所说的“春节”一词，其实是到民国时期才正式定下来的。
但其实，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就已经确立了以农历正月初一为岁首的历法，即《太初历》，所以三国时期过年的时间点，和我们今天的农历正月初一是一致的。
其次，习俗与氛围不同，像充满仪式的“狂欢”。
虽然日子差不多，但过年的方式却和我们今天有同有异，更像是一场充满仪式感和生活气息的“限定活动”。
如果是皇家或贵族，大抵会穿新衣、喝大酒，还得写诗发“朋友圈”。对于身处权力中心的曹植这类人来说，过年是个盛大的社交场合。
曹植写过一首叫《元会》的诗，生动地记录了皇家宴会的场景：大家穿着华丽的衣裳，在高堂上按尊卑次序坐好，面前摆满了山珍海味，耳边是笙磬筝瑟奏响的音乐。这大概就是当时贵族过年的“标配”。
宴会上喝的也不是普通的酒。元旦当天，晚辈要向长辈敬上用花椒浸泡的 “椒酒” ，出门拜年时，人们还会提上一坛用柏树叶泡的 “柏酒” ，以祈求祛病消灾、健康长寿。汉朝崔寔在《四民月令》中记载：“各上椒酒于其家长。”喝这种“椒柏酒”，还有解毒、辟瘴气和强身祛病等功效。这和现在大家统一喝白酒、红酒的习惯很不一样。
而民间百姓过年则又有不同，祭祖、拜年，还有最早的“红包”。普通人家过年，则更注重传统和人情味。
祭祀是当时最重要的活动。无论是皇帝祭拜天地，还是百姓在家中祭祀祖先，都是为了表达感恩，祈求来年的庇佑。这比现在的“拜拜”要隆重和普遍得多。
走亲访友拜年已经形成风气。但那时候交通不便，朋友太多跑不过来怎么办？他们发明了一种叫 “名刺” 的东西，类似今天的名片和贺卡，上面写好名字和祝福，派人送到对方府上，就算拜过年了。这大概是古代版的“群发祝福”了。
当时确实已经出现了类似压岁钱的东西，叫 “厌胜钱” 。它不是市面上流通的货币，而是一种铸有吉祥话或图案的纪念币，用来佩戴或把玩，寓意压邪攘灾、祈福保平安。
最后，乱世中的“年味”，趁过年奇袭。
当然，三国毕竟是三国，过年期间也充满了乱世的气息。
公元193年春节，袁术因为觉得“岁首出兵不吉利”而暂停进攻。对面的曹操可不管这套，趁着袁术过年的空档发动夜袭，把袁术打得大败。公元213年正月，他又亲率大军攻吴，奇袭濡须口。在曹操眼里，过年可能是绝佳的战略窗口期。
不止于此，公元249年春节，曹爽陪皇帝去高平陵祭祖，给了在家装病的司马懿可乘之机。他发动政变控制了洛阳，最终诛杀曹爽及其党羽，史称“高平陵之变”，彻底改变了曹魏乃至整个三国的历史走向。过个年，把江山都过丢了。
总的来说，三国时期的“过年”就像一幅复杂的拼图。它在汉朝奠定的框架下运行，时间已定，但名称未改；以祭祀为核，宴饮为表。同时，乱世的底色又给它增添了戏剧性的变数——有人把酒言欢，有人趁乱突袭，也有人因此丢了江山。
所以，当现在的我们在除夕夜看春晚、抢红包、吐槽集福卡时，不妨想象一下：一千八百年前的正月初一，或许曹操正在部署一场突袭，曹植正在宴会上举杯赋诗，而某个普通百姓，正将一碗椒酒恭敬地端给他的长辈，并小心翼翼地收好那枚刻着吉祥话的“压岁钱”。可见，从三国时代至今，这种对平安、团圆和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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