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有过这些困惑——
何谓对女性的控制，而这些控制到底从何而来？
父权制为何需要控制女性？如果女性不亚于男性，那为何父权制延续了千年不变？

为什么会出现“剩女”焦虑，催促女性尽早成婚？

为什么男性总是被塑造成性爱里“主动”的一方，而女性则“被动”？

这篇文章尝试从“性爱”角度来解释种种——革命起始于「性」。

长期以来，「生育」主导了人类社会对性关系的认识，对性别角色的想象和对性对象的控制；时至今日，人们逐渐发现生育并非性行为的唯一目的：做爱(have sex)不一定都是为了孕育后代，做爱(make love)也可以是为了享受那一刻的愉悦——是为解绑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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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权制的性起源与爱的激进力量

BY: Paul Kott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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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一直以来都属于男性，”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1949)里写道，“但所有支撑这个论述的理由都显得不够有说服力。”在女性智力和能力都显得同等优秀的情况下，为什么会出现延续数个世纪的父系性别统治？对许多人来说，答案显而易见，正如在任何其他形式的社会统治中，掌权者都享有特权。因此，对父权制的批判通常表现为争夺权力和争取社会议题的主导权。但在我看来，用“社会权力”来解释性别统治机制存在着根本性缺陷和不足。

为了代替以上理论，我提出了一种历史辩证法（为了不让我的观点听起来像给父权压迫做无罪申明，我必须要注意措辞）——这种性别统治机制是一种必然，无论它多么不正确。我认为，在人类对繁衍机制的长期（伴随着痛苦的）探索中，制度化的性别统治不可避免，并且造成了性生育(sexual reproduction)与性爱(sexual love)的分离，同时也产生了以性爱关系维系的各种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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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同性婚姻受到社会普遍反对。而近年来，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这种反对的声音正以惊人的速度消失。可靠的节育措施，安全合法的堕胎渠道，以及新的亲缘关系的形成，使生育和抚养下一代不再与有性生殖必然联系在一起。同时，我们也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转变之一：性别分工的逐渐消亡。这些发展不仅仅反映了新发现的道德事实——“平等”或“尊严”，而且，我想指出，它们也是长期集体自我教育的结果。这种自我教育源自于对《圣经·创世纪》中所说的“生养众多”的追问。

在远古时代的某个时期，人们发现我们通过性行为来繁衍下一代——人类生命的繁衍源于某些特定而重要的行为，参与双方都要为这些行为负责。我们能认识到这一点，必然是通过关注我们如何或何时接触彼此并进行性行为。此外，了解我们作为人类如何繁衍后，我们生殖的方式也一定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我们的祖先一旦认识到，不仅仅是只有某些特定的行为具有潜在生殖能力，而且只有某些个体，处于生命某个特定阶段的时候，才能够生儿育女，这时，一场社会意义重大的性别分化就此形成了，具体表现为对女性的限制。我认为，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不是源于（德·波伏娃坚持的）“想要支配女性的意愿”，也并非来自于（朱迪斯·巴特勒辩称的）专断地将“女性”这一社会性别安置于生理上为女性的身体上。这些压迫其实源于我们祖先对有性生殖的认识（译注1）。

译注1：这里的原文是 the ‘arbitrary’ attribution of the gender woman to the female body，其中gender一词在《性别麻烦》（2009，上海三联书店）一书当中被译为“社会性别”，用以区分 “生理性别”（sex）一词。其中，“生理性别”表示我们根据一个人的生理特征来判定的性别，如原文中的“female body”，即“女性身体”就有类似的意思。而“社会性别”指代了社会或文化层面上赋予某种性别的特征或意义，例如我们常说的男孩子要表现得“爷们儿”些，其实就是在要求男性必须强壮、不拘小节、甚至粗鲁；而女孩子要有“女孩样”，就是在要求女性表现得温柔端庄，贤淑文雅。其中，“爷们儿”和“女孩样”的说法就是社会性别的表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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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关于性生育的很多事情在当时（包括现在）依然是神秘的，如流产、多胞胎和阵痛发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性生育唯一确切的“了解”只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一定年龄的女性只有在与男性产生了特定的性行为之后，才有可能生育孩子。那么，在这种有限的知识所导致的后果中，就有一个尤为紧迫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是为了繁衍，或当我们知道某种性接触并不能产生后代时，两个人之间的性行为又是在做什么呢？

毫无疑问，这个问题从柏拉图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都引起了极大的反思。而一个萦绕不去的难题却值得我们深思。在许多情况下，性行为的基本目的之一，在于证明其不仅仅是逼迫下的结果，在于反驳其纯粹是由自然欲望和繁衍需求导致的不愉快经历这一说法。性经历应该被看作是具有能动性的人的主动表达，是经历，也是我们主动去做的事情。

不幸的是，一个人性气质(acting sexually)的确定性，不仅由不被人掌控的欲望所驱动，而且能通过制度化的性别统治轻易实现：通过将性角色设定为“主动方”和“被动方”，从而建立以性别划分的等级制度。对男孩女孩的蓄意虐待、卖淫和性交易、妻与妾、被社会容许的骚扰和侮辱，无数这样的“性别启蒙”在人们生活中长久贯彻，令人无法想象。通过这些行为，一些人在征服他人的过程中获得了性别认同。

04

直到今天，“性生育”和“性别统治”依旧是人类性行为的有力解释。只有当人类开始把自己看作是有性行为的爱人，并努力去了解并满足彼此的亲密需求时，才会动摇这些解释至高无上的地位。换言之，因为爱情而性交（译注2）是社会历史性的成就，当“性生育”（生物必要性）和“性别统治”的力量逐渐消逝，它才会实现，以解释人们在性上对彼此的所作所为。

译注2：lovemaking，下文也译为“做爱”。

做爱的两个必要条件——以及围绕性爱关系形成的社会生活形式——是安全和合法可及的堕胎和避孕。一旦有生育能力的男性和女性能够将他们的性行为与性生育的权利分开，那么“社会性别”这一人们谈情说爱的基础，其自身就开始动摇。鉴于堕胎、避孕和新的生殖技术的发展——也就是说，因为性暂时从生物繁殖和基于性别的劳动分工中解放出来——没有任何理由让我们再认为爱情本身是基于性别的。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些历史性的转变因此让人们对同性家庭关系和性别不确定关系的广泛接受成为可能。

此外，满足彼此的亲密需求不再仅仅是情侣们的“私人”事务，也是具体的社会体制变革，例如：婚姻权的扩大、反歧视法律、跨性别个体的社会适应性，以及扩大的妇女权利等等。受性压迫的人不断拥有新的特权，建立在性爱权威基础上，一些新型亲缘关系也不断涌现。在我看来，这意味着我们作为恋人对待或者触碰彼此的方式，不仅体现出我们已经如何理解或珍惜彼此，也不仅是对现有“权力结构”的反映。这些现状还是一种持续性尝试，让我们理解彼此和我们共同的生存环境，为我们的价值观和对彼此的承诺带来了巨大的转变，尽管这样的转变有时会令人痛苦。

- END -

https://aeon.co/ideas/the-sexual-origins-of-patriarchy-and-the-radical-power-of-love

译者：Debbie、小师婦、Rye、子恒

编辑/校对：盛芩、竹子、湾湾、植植

排版：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