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八年（1063），宋仁宗驾崩。

消息传出后，举国为之披麻戴孝，就算是辽国，亦是“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辽道宗耶律洪基对这位南面兄弟的离世表达了无限的悲伤，不由喃喃道，“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为寄托哀思，甚至给宋仁宗立了衣冠冢。

脱脱主持编纂的《宋史》，对宋仁宗的评价是：“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要说宋仁宗这个人，确实是天性仁厚。比如，包拯为了阻止宋仁宗任命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为节度使，便不停的进谏，说到激动之处，一口吐沫星子喷到了宋仁宗脸上，好在赵祯脾气好，自己用袖子擦掉了。

关于“仁”，商鞅在其变法中用实际行动做出了诠释，其核心指导思想就是“大仁不仁，以刑去刑，不急而速 ”，其实，商鞅的这个思想来源于庄子：

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谦，大勇不忮。道昭而不抄道，言辩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

很显然，这里的“仁”，其受众应为“天下”。

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辽宋之间确如辽道宗所言，两国久无交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宋朝无边事，其治下子民更非像宋代文人所述的幸福感爆棚。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宋仁宗的“仁”，到底是何种程度？

客观的说，宋朝子民比五代十国好些，毕竟兵灾少了，但是，百姓的负担却是逐年加重，而这一切，追本溯源都是由西夏引起的。

一、西夏的崛起

西夏是由党项人建立的政权，唐朝末年的李思恭对西夏的建立居功至伟。李思恭其实不姓李，如果再往前数的话，李思恭本姓拓跋，是不是很熟悉？没错，他祖上就是北魏皇族。因其在唐僖宗时期剿灭黄巢有功，被赐姓李，封夏国公，“统银、夏、绥、宥、静五州地”。

在五代十国混战之际，李思谏等开始以夏州为依托，逐渐蓄积自己的势力。到了宋太宗时期，已经成为割据西北的一方军阀。

太平兴国七年，李继捧向北宋交出夏、绥、银、宥、静五州之地，这意味着北宋已经成为夏州的实际统治者，但是，李继捧的族弟李继先与李继冲、张浦等人率领党项族人叛宋，并向外拓展，占据河西走廊之地。

李继迁后来在与吐蕃对阵中伤重不治，彼时，他的儿子李德明尚幼，西夏面临“国危子弱”的局面，为防止北宋趁虚而入，他临终交待“尔当倾心归顺朝廷如一两表未蒙开纳，但连上 封章，以祈见听”。

李德明审时度势，在第二年便向宋朝递交降表。

宋真宗一看，既然你都服软了，哥儿们也得拿出点诚意来不是？对他封官许地，实际上，李家依然控制着西北之地。

不过，这一切，随着李德明的儿子李元昊的即位发生了变化，李元昊是个有着远大理想的青年人，“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

西夏，终归在李元昊时代立国了。

立国后，麻烦接踵而至，首先就是一个生活必需品的问题。

党项为游牧民族，主导产业为畜牧业，对农耕文明有着天然的需求，也就是说，粮食、布匹、医药等一些必需品，西夏并没有能力生产，更不要说贵族阶层所享受的丝绸、瓷器、茶叶之类了。

怎么办？

“则态意讨掠，大则侵夺疆土，上下俱丰，于我何恤”。为了达到“上下俱丰”的目的，只有靠抢！

北宋是怎么应对的呢？

自从宋太宗幽州之败后，北宋再不敢言边事，他曾经对臣下说，“国空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

北宋的具体做法就是送钱又送地，应该说，西夏崛起的过程，其实就对中原充满了觊觎之心。

在李继迁时代，北宋就将银夏五州之地赐还给了他，另外，又将西北重镇灵州划给了他们，合着这么一折腾，地盘反而坐大了。

另外，宋夏之间双边贸易红红火火的开展了起来。有多热闹呢？

朝聘之使，往来如家，牛羊驼马之产，金银增帛之货，交受其利，不可胜纪，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无战，禾黍如云，甲宵尘委，养生送死，各终天年。

但是，这种花钱买来的和平，注定不是长久的，李元昊开始频频对北宋用兵了。

二、宋夏战争对宋朝的影响

在花钱买和平的思想指导下，“上下安于无事，武备废而不修，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器械朽腐，城郭隳颓”。整个北宋洋溢在“天下久安”的氛围之中，以至于众多朝臣失了进取之心，边关将士畏敌避战，“边防机要，置不复修”。

而在这期间，西夏却没有闲着。

经过几次试探，李元昊终于探清了北宋“外示雄壮，其中空洞”的本质，“颇窥边境”成为一种常态，北宋的对策依然是“约束边部，毋相攻劫”。

北宋的这种暧昧态度，助长了西夏扩张的态势，在侵回鹘、略吐蕃后，西夏根基已稳，李元昊终于腾出手来对抗宋朝了。

“点其军作五头项,每头项作八溜,共四十溜,胁降属户,悉坏沿边篱落,七百里中兵烽不绝”，其兵锋直指渭州、长安，李元昊甚至喊出了“朕欲亲临渭水，直据长安”的豪言壮语。

宋朝这才意识到，折腾了几十年，原来是“养虎为患”，便开始组织军事力量，意图固守阵地，但为时已晚。

三川口、好水川之战，宋军皆败，这更是给北宋当头棒喝。

魏公（韩琦）还至半途，而亡卒父兄妻子号于马首者几千人，皆持故衣纸钱招魂而哭曰：“汝昔从招讨出征，今招讨归而汝死矣。汝之魂识亦能从招讨而归乎？”哀恸声震天地。魏公不胜悲愤掩泣，驻马不能前。

西夏不断南下劫掠，给边地百姓带来了莫大灾难，李元昊不仅掠夺生存物资，为壮大西夏规模，还频频迁内地人口至西夏，“今老弱罹杀害,而壮者悉被驱虏,将来纵有归业,皆家资荡然,不能自耕其田土”。

这种掠夺对社会的破坏极大，导致民田“尚多荒废”，在一段时间内，宋朝为避免边地百姓被掠夺，将其内迁，此举也导致了众多农田“无复农作”。

为了应对李元昊的进攻，宋仁宗开始了大规模征兵。

到庆历年间，军队已经达到了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比宋真宗多出三十四万余人，这其中，有二十几万是新增在宋夏近两千里的边防上。

“输挽供给 , 天下为之劳敝”，为了供养这个庞大的军队，北宋财政的六分之五都用在了这上面，“一岁之入仅能充期月之用”。

为了应对严重的财政赤字，北宋采取了近乎涸泽而渔的方式，“凡百所有，无一不征”。

欧阳修曾经说过这么一个案例：

河东买扑酒户，有开沽五七年、十年已上者，家业已破，酒务不开，而空纳课利，民间谓之蒿头供输。臣昨至忻州，据百姓陈明状称，元有盖顺天禧四年买扑酒务，至乾兴元年身死家破，什保人陈明等蒿头代纳，至今二十五年。

人都没了，还要交税？

在宋夏交界地方，百姓面对的压力更大，“凋残尤甚”，重压之下的结果便是“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边地出现了大规模的弃耕、弃牧现象，更严重的甚至“父子夫妇携手赴井而死者”，从朝廷税赋的角度上说，这又进一步加重了财政赤字。

三、宋夏对峙对西夏的影响

西夏人口顶峰时期不过三百万而已，但是，李元昊在向宋朝发动冲击的时候，轻易便能集结三十万，十抽一，这是典型的全民皆兵。

在西夏，十五岁以上，六十岁以下都是国家的兵员。根据曾巩的《隆平集》记载：

其部族一家号一帐，男年十五以上为丁，有二丁者，取正军一人、负担一人，为一抄。负担者，随军杂使也。四丁为两抄，余为空丁，愿隶正军者，得射他丁为负担，无则许射正军之疲弱者为之。故壮者皆战斗，而得军为多。

虽然西夏对北宋胜多负少，但这也不意味着西夏可以高枕无忧。

随着宋朝边民内迁，李元昊可掠夺的东西越来越少，以至于“今用兵数岁,虽战屡胜,而所攻不克,田里所掠,不办一日之费,向来之积费已尽矣”。

居然抢不到东西了，这咋整？

另外，西夏施行的是军需自费制度，也就是说，出征士兵的一切费用，包括铠甲、刀剑、马匹等均自理，“因累年用兵，蕃界劳扰”。

雪上加霜的是，宋朝对西夏全境关闭榷场、停止互市。

这样的结果就是西夏境内“尺布可直数百”，“民间升米百钱”。

困境之下的李元昊就找契丹做生意，契丹的东西也是从大宋输入的，再者数量亦是有限，不可能扮演大宋的角色，西夏终于“国中困于点集，财用不给，牛羊悉卖契丹，饮无茶，一绢之直八九千钱，（民间）相为‘十不如’谣怨之”。

西夏已经步入崩溃的边缘，“兵行无百日之粮，仓储无三年之蓄”，最终不得不向大宋低头，乞求互市。

结语

北宋为了供养庞大的军队，“罄天地之所生，竭万民之膏血”，导致“中国虚耗，不复富贵”，而西夏同样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对于这种局面，用现在的话说，可谓是“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在李继迁死的时候，曹讳曾提出，“愿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阙下，复河西为郡县”，本着“欲以恩启德明”的宋真宗压根就没考虑这事！北宋也由此错过了降服西夏的时机。

到了宋仁宗，本可通过贸易压制西夏，但是宋夏之间的互市却搞的如火如荼，西夏逐步做大。

同样是百姓受苦，如果牺牲一代人而“复河西为郡县”，西垂之地将再无边患，整个北宋子民也不会承受高额的赋税。

使天下百姓安居乐业，免遭生灵涂炭，这才是大仁。